开元二十四年（天平八年），随驾进入长安的荣睿、普照、玄朗等三位日本留学僧，即留长安修学。长安是大唐京师，释教中心，国内外高德硕学，云集于此。自东印度传入新教的达摩战涅罗，也住在长安。密教高僧金刚智三藏，是和普照等同入长安的，他住在荐福寺。吴道玄在景公寺作壁画，也是普照等进长安的一年。开元二十六年在各郡建开元寺，二十七年，在长安建般若台。

        普照在祟福寺，按原定目的，专修律部。崇福寺为义学和译场，历史悠久。日照三藏曾在此寺译经；法藏的《起信论义记》也是在此译成的；菩提流志《大宝积经》的翻译，也在此寺完成。不久以前智升还在此完成《开元释教录》的著述。

        为普照他们授戒的定宾，他的论敌怀素，曾在此寺弘布四分律宗，因此这寺院间普照也多少有点因缘。普照住在寺里，座右放着法砺的《四分律琉》，及为此书作注的师父定宾所著的《饰宗义记》、灵佑的《补释饰宗记》等经卷，同时也探究对立面怀素的学派，及另一种南山宗学派。荣睿认为普照这种治学方式，有点大面无当，但作为一个纯粹的学徒，普照还是不顾一切地我行我素。

        荣睿在大安国寺，专心致力于师父定宾的学派。玄朗在荷恩寺以律为中心，兼修天台与净土。自到长安以来玄朗也埋头苦学了，他着眼于尚未传入日本的净土，也表现了他的个性。他比荣睿、普照二人有令人惊异的明晰的头脑但这一方面也成了他的祸害，他总不能深入于一项专业。

        荣睿与普照在长安度过五年多岁月之后，到天平十四年，即唐天宝元年的夏天，突然产生了归国的念头。这种过早的决心出于两个动机。第一是，最近从日本来的新罗僧带来道璿的消息。道璿是天平八年搭名代的船到日本，招请他去日本是作传戒师的，但因僧员不足，不能施行戒法，只能在大安寺讲《律藏》和《行事钞》。

        二人听了这消息不能无动于衷，想想到长安已经脚踏七年，从到唐算起，已过了十年岁月，荣睿已年过四十，普照也快近四十了。

        荣睿觉得日本至今未能施行戒律，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得了那消息之后，请传戒师的事，又在他头脑中占主要地位。普照并非没有感到自己的责任，但认为这个问题不能性急。他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件事。来唐十年，在这个国家生活已经习惯，每天专心用功，神情显得更严肃了，他的目光沉静，却多少添了些热中的神情，为情欲烦恼的事，对他已成过去了。

        不久，普照意外地受到业行的访问。六年不见，业行更加寒伧了，本来已显得苍老，年纪虽不过五十三四岁，身体却完全是老弱的样子。

        他说他是两年前从洛阳移居长安的，住在禅定寺。要是换一个人，同在长安达两年之久，总该有见面或听到消息的机会，但业行却是例外。

        业行特地跑来，必有准办的事。不出普照所料，原来他抄经的事最近告一段落，想把这些经卷带回日本去，问问有没有办法。他说得含含糊糊，问了几次，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话的声音低得听不见，但可以听出他心事沉重。义净的译经已全部抄完，现在正在专抄金刚智三藏译的秘密教典，除他近年译品以外，以前的译品不久可以全部抄完了。

        “你想回去，要是有便船的话，你一个人也走么？”普照问了。

        “当然，一个人也走，越快越好。”

        业行回答得很笨，找便船已经不容易，还能说越快越好么。他一向埋头写经，好似从没想过回国，一旦功业完成，便一刻也不犹豫地急着想回国。

        又过了几天，普照约荣睿同去禅定寺访问业行。业行正在伏案执笔。跟在洛阳时不同，这儿，他正埋身在自己抄写的经卷中，二人暂时站在门口，不敢马上进去。业行三十年来，一字不苟地抄写了许多经卷，整理得整整齐齐，高高堆在经案周围，象一道墙似的，把自己同世俗世界隔离起来。

        “上次遗唐船回国，先托他们带一半回去多好呀。”

        荣睿说了这话，业行头也不抬地说：

        “能托人当然好，如果这个人在遇到危险时不能投在海里来保护这些经卷，我就不能托他。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我自己来带。”

        虽然口气低缓，却说得异常坚定，荣睿普照也便无言可答。

        访问业行后又过了两天，荣睿脸色苍白地跑来，对普照说：

        “现在我们应当做两件事，第一件，把业行写的那些经卷带回到日本去；第二件，请几位适当的传戒师送到日本。没有比这两件事更重要的了，我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全力以赴。”

        语气中表现出坚定的决心。普照初访业行时，业行说过，他原想专心学习，化了几年功夫，早知任怎样努力也不会有多大成就，就应该早点动手写经。曾经落在业行身上的，作为留学僧使命观念的转变，现在同样落到了普照身上。但普照的想法不同，他可不愿用招聘传戒师和业行所抄大批经卷，来代替自己学业的成就。

        荣睿不管普照如何想法，从此一心物色理想的人物，办聘请传戒师去日的事。他相信只要表示诚意，总有几个人会愿意受聘的。

        他说：“得设法找到便船。”

        荣睿住的大安国寺中，有一位叫道航的僧人，他是宰相李林甫哥哥林宗的家僧。荣睿设想通过道航，由林宗向李林甫申请，要求帮助备办船只。

        普照最后同意了他的方案，他的同意还另有不同的原因。一年左右以来，他对自己的健康状态感到不安，稍稍劳碌一点便非常疲劳，马上发烧，胃口也明显下降。荣睿认为他用功过度了，但普照却认为不单是这个原因。由于对自己身体失了信心，他便不愿与荣睿他们分手，单独留在大陆，能回国还是回国，要等下次遣唐使，还不知要多少时候呢。

        以后约一个月中，荣睿把回日本的话告诉身边四个僧人，他们都同意了。其中一人是道航，当荣睿托他办船的事，他忽然动了东游的心念。还有长安僧澄观、洛阳僧德清、高丽僧如海三人，都答应去日本，这几人全是荣睿、普照到长安后认识的。

        其中道航答应去日本是出乎意外的，对此行的计划非常有利，不但可以通过他会见宰相，而且道航的师父是扬州高僧鉴真，又可以通过道航请鉴真在大批弟子中推荐几位适当的传道师。道航、澄观、德清、如海虽学律多年，但当传戒师还有不够的地方，必须另找德学兼备的人。

        不久，荣睿、普照二人，通过道航见到林宗，再通过林宗会见当朝宰相李林甫。林甫年方四十，他是唐的宗室，出身于下级官吏，结托了后宫的关系，平步青云，登上宰相的高位，当时正是他一生中的全盛时代。他曾被评为“性狡慧，口蜜腹剑”，好弄权术，为后年大唐帝国的衰败，种下祸根。不过这次会见却谈得很顺利，事情简单办妥了。

        二人向他提出请求后，他那目光冷淡，口唇峭薄的脸上毫无表情，把视线对着远方，说道：

        “你们表面只说到天台山去进香，因陆路不便，改走海道。遇到顺风，就直航日本，假如逆风，漂回大陆，你们有往天台的公文可以证明。”

        这样，他当场给扬州仓曹参军事李凑写了一封既象介绍又象命令的书信：“造大船，备粮遣送。”

        荣睿、普照决定冬初从长安出发，玄朗当然也和他们同行。业行单独先从长安到洛阳，约定到扬州大明寺和他们会合。他有许多经卷，寄存在各地寺院，必须在运到苏州下船以前，集中在自己手头。

        荣睿、普照、玄朗带同三位唐僧，一位高丽僧，离开居留七年的长安，那是天宝元年的冬初。他们先从陆路到汴州，然后下大运河一路向扬州进发。运河两岸，古柳枯黄，河边苇丛已经飘零，是一片萧条的冬景。

        在船中，荣睿沉歇寡言，抱着两膝默不作声。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梦想，可能鉴真本人，会同意东游去日作传戒师，如此事果能实理，再把业行一生所写经卷带回日本，这两件事一举成功，则自己中途辍学回国，就只是小问题了。能从大唐得到这样贵重的收获，他心里十分兴奋，但脸上始终表现沉闷的神情。

        越近扬州，普照心里越加沉重，他还舍不得离开唐土，舍不得长安，舍不得崇福寺，也合不得没有翻阅过的无数经典。玄朗一上船便显得激动，对故国的思慕，对航海的忧虑，在他心头交战，他变得十分懒散。

        一行人到达扬州，是十月望后。扬州是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大都市，这里设有大都督府，常驻淮南道采访使。他们到扬州当天，在投宿的既济寺卸下行装，马上上大明寺去拜访鉴真。

        扬州城划分两区：一是丘陵地带的子城，城中云集采访厅以下各项官衙；一是子城南方平地上延伸的方形商市，叫做罗城。大明寺在子城西南，寺内有望衡对宇的大伽蓝，有九级宝塔，是一个大寺。

        他们在寺内的一室会见了鉴真。鉴真身后站着三十多位僧人。当时鉴真五十五岁，骨格壮实，身材魁梧，额门开阔，五官端正，天灵清秀，颚骨恢张，显出坚强意志。普照一见这位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被称为鉴真独秀的大名高僧，觉得很象一位日本的武将。

        道航将他们向鉴真一一介绍。荣睿即陈述来意：自佛法东流日本，仅止于弘法，尚无施戒的人，想请大和尚推荐适当的传戒师。荣睿又讲了圣德太子的故事。太子曾预言，二百年后，圣教大兴，现在这气运已将开始了。他又说目前日本有一位舍人皇子，笃信佛法，正热心寻觅传戒的高师。

        鉴真听完荣睿的话，马上开口答话。从他那样魁梧的体格，发出来的声音却意外的又细又低，他语气非常真诚，有触动人心的力量。

        “据说从前南岳思禅法师迁化以后，托生为倭国王子，一生兴隆佛法，济渡众生。又听说日本长屋皇子，崇敬佛法，曾制袈裟一千袭，布施大德众僧，袈裟上绣着四句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以寄佛子，共结来缘。’可见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现在日本来邀清我们，在座各位，看看有人愿意去日本传布戒法的么？”

        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一位名叫祥彦的僧人，出来说道：

        “我闻人言，去日本要渡过浩淼沧海，百人中无一得渡。《涅磐经》说：‘人生难得，中国难生’……”

        不待祥彦说完，鉴真又开口说道：

        “另外有谁愿去的么？”

        依然无人回答，于是，鉴真第三次开口道：

        “为了佛法，纵使海天远隔，沧海浩淼，也不应恋惜身命，你们既然不去，那末，我去吧！”

        满座默然，沉静得象一泓池水，似乎一切都在此时决定下来了。

        来客中只有荣睿开场讲了几句，余人都无插言机会。普照觉得自己陷身在奇妙难言的陶醉中。三十余位僧人都深深低下头来，表示愿意随鉴真同行赴日。鉴真一一呼名，被叫到的人一个一个把头抬起来，十七个头抬起来了，鉴真便停止呼名。须臾之间，决定了鉴真同十七名弟子同去日本。

        日本僧人出了大明寺，回到寄宿的既济寺去，从大明寺高地眺望市区罗城一带。大运河自南向北，穿过中部，东西横穿二十二条街道。普照记得一句诗，说此地连泥土也是香的。大小河江上二十四桥中的几条桥，和并峙运河岸边的仓库屋顶，以及大小伽蓝，掩覆在浓密的林荫中，在冬阳下发出冷冷的光辉。现在，普照才真正觉得目之所接，都发出一股幽香，他还没有从大明寺一室的陶醉中苏醒过来。

        这一行人，立刻从这天开始，以宿处既济寺为基地，动手作回国的准备。过了约半月，业行也到了扬州，跑到既济寺来，两匹马，三个人夫运来了他的行装。

        在业行到达的一天，为了避开官厅耳目，四位日本僧、三位唐僧和一位高丽僧，各自分散投宿郊外的寺院。本来四位日本僧渡航归国，已属非法，何况加上鉴真等十八人，道航等四人，总计超过二十名的大群人员擅自赴日，公开是绝难许可的，一切都在暗中进行。

        只有荣睿一人留在既济寺，作为联络中心，鉴真也准备马上搬来，普照和业行当天迁到大明寺，玄朗迁到开元寺。

        以后，荣睿和普照每天见而，忙着渡海的准备。二人带了宰相李林甫的介绍信，会见了仓曹李凑，决定在扬子江口的新河打造船只。会见以后，知道李凑是李林甫的侄子，林甫把这个仓曹参军的要职安排给自己亲属。李凑还以绘画得名，《历代名画记》中，评他的绘画为“笔致疏落，极其媚态之美”。后年，在林甫死时，他因参加政变失足，贬为明州象山县尉。

        他们决定待明年，天宝二年春天，风向顺利时出海，出海之前，屯集粮食，陆续运入既济寺。

        鉴真俗姓淳于，在则天武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出生于扬州江阳县，相当于持统天皇二年。

        关于鉴真的幼年时期，史书未见记载。武后颠覆唐祚，改国号周，称帝，是在鉴真三岁的时候。其父曾就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修习禅门。鉴真十四岁时，随父朝拜大云寺，见了佛象，大为感动，求得父亲的允许，决心出家，即拜智满为师，作小沙弥，居大云寺，后来移居龙兴寺。

        神龙元年十八岁时，鉴真就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二十岁时，立志登巡锡之旅，先入洛阳，后至长安。二十一岁，在长安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实际寺在朱雀街西，太平坊西南角。三论学者吉藏，曾居住于此，圆寂于此；净土门高德善导，亦曾在此说法。授戒师是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弘景受朝廷知遇甚厚，则天、中宗朝，曾三度奉诏出山，入宫为授戒师。

        青年时代的鉴真，在东西两京研攻三藏。从融济修习道宜的《四分律疏》、《注羯磨》、《量处轻重仪》等；就义威学法砺的《四分律》，以后又就西明寺远智听法砺的律疏；也就长安观音寺的大亮听了砺疏。融济与义威的传记不明，远智和法砺都是西塔宗名识满意的门人，负一代盛名。

        开元元年二十六岁时，鉴真初登讲坛，宣讲律疏。不久回淮南。三十一岁讲授《行事钞》、《量处轻重仪》，四十岁讲授《羯磨疏》。先后讲授大律及注疏四十次，《律抄》七十次，《轻重仪》、《羯磨疏》各十次，度人授戒四万余众。

        在同荣睿、普照相会时的鉴真，《唐大和上东征传》仅有如下的记载：“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于是兴佛寺，济化群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载。”

        荣睿、普照将航海准备完成约九分的时侯，迎接了天宝二年。大船预定三月初竣工，待船一造成，只要等到顺风就可以开航了。

        进了三月，台州、温州、明州沿海一带，有海盗出没，海道阻塞，公私航行，完全断绝。船虽已造好，还定不出开航的日期。于是，又送走了三月，进入四月。四月末，道航来访，对荣睿和普照说：

        “我们这次去日，是为传授戒法。同行的人都是行品纯正的，只有如海一人，素行不检，学行欠缺，我认为不应带他同去。”

        高丽僧如海，其为人确如道航所说，但当时，荣睿和普照没有接受道航的意见。此后不久，四位日本僧寄寓的寺院，受到了官方的检查。这是因如海以为将不许他同去，向采访厅告了一状，说道航是海盗头领，日本僧是他同党。

        检查后第二天，突然来了捕役，将普照、业行、玄朗三人从床上抓走了。荣睿逃到既济寺池塘里躲开，后来仍被发现，象水老鼠似的逮走了。道航逃进了民家，第二天还是被发现捕去了。

        审讯了好久，在既济寺查出了大批海粮，又查出造船的事，都成了问题。荣睿、普照申辩是准备走海路去天台山国清寺，但不予受理。最后查到宰相给李凑的文书，证明他们不是海盗，但仍不立刻释放。如海坐诬告罪，杖责六十，勒令还俗，送回原籍。

        扬州方面，要向朝廷请示，处理这四位日本僧人，奏章转到管理外籍僧人事务的鸿胪寺。鸿胪寺又到原来分配四位日本僧人的寺院调查。荣睿和普照原住的洛阳大福先寺来了回音：“该僧自开元二十五年随御驾西去，即不见来。”业行的名字则不知为何，已在名册上销去了。

        鸿胪寺据大福先寺报告上奏，不久，廷旨下到扬州，“荣睿等即为番僧，入朝求学，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服，并曾参与随驾，非为伪滥。今既欲回国，可以放还，宜依扬州向例遣送。”

        这一处分，显然有宰相李林甫的好意。荣睿等于四月投狱，放免已在秋八月了。在等到便船以前，仍按例受官厅支给生活费用，待有便船，即由扬州采访使厅令其归国。又，拨给民房一间为四人住宿。

        一场意外，渡海计划失败。荣睿、普照二人恢复自由后不久，又私下到大明寺会见鉴真。二人原想再求鉴真东征，鉴真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鉴真说：“别担心，万事往往如此。去日本的事，只消尽量设法求得方便，最后必能如愿。只是原已准备的船只和货物，还是不去动用为好。”于是，便着手作第二次的准备。

        鉴真本人决心不变，但主要的同行中，却意外地出现了两个脱退者。一个是道航，他去日本的热情完全消失了，他推说身体不好，收拾行李回长安去了。

        另一人是玄朗，他认为搭小船渡海太危险了，还是等下次遣唐船再走。他虽很想回国，但不愿跟同伴们去冒险，便自己上采访使厅申请，要离开扬州，重回长安。荣睿批评他，鉴真和尚尚且不借身命，准备渡海，为什么咱们就不能搭乘小船。但普照劝止了荣睿，在一天晚上，给独自留唐的玄朗饯了行。

        席上，又出了一位脱退者，那是业行。他嗫嚅着说，他也想作罢了。与鉴真和尚同船，船上的人都把和尚作为重要人物，他是高德名僧，当然应该特别受到尊重。但这使业行感到不安。他的话没有说完，普照、荣睿没听明白他的意思，不知他为什么不安，只明白他不愿同走了。两人没有作声，他们知道业行既已出口，他的决心是不可挽回的。

        过了两三天，普照又问了业行。业行态度坚决，说明自己不愿同船的理由，他担心船里要是进了水，大家一定去照顾和尚，把那些经卷弃而不顾，象他那样重要的经卷，就不该装在这样的船里。普照听了这话，觉得也有道理，万一真遇到危险，当然不会因救护这些堆积如山的经卷，不去打救和尚。

        他将业行的话，转告荣睿，荣睿一想，便说，他也同意业行的想法。

        “鉴真和尚是重要的，大批的经卷也是重要的，对祖国来说，两个都同样重要，还是照业行的意见，不要同在一条船上的好。”

        又过了三四天，普照到郊外禅智寺，帮助业行运回了行李。业行准备在扬州留下来，等候别的便船。从禅智寺境的一角，可以俯瞰流过高原的运河，只见运河中挤满无数大小船只，舷舷相接，每条船上，船夫们正大声叫唤着，在忙着操作。

        这次业行寄宿的寺院，比普照以前所见洛阳和长安两处的寓处，光线都好。业行在此候船期间，一定还要埋头写经，普照看惯业行那种伏在案头的穷相，见了这个光亮的屋子，不禁为业行高兴。

        秋天匆匆过去，这年冬天和往年不同，气候分外和暖，扬州没有下雪。

        海船的准备正在加紧进行，这次，由鉴真出了八十贯钱作航海费用，他们拿这笔钱买进了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麟的一条军用船，雇了十八名舟子，又办好了海粮。

        从刘巨麟购进军船是十二月，正在这时候，海盗吴令光入寇永嘉郡，江浙沿海频频告警。普照他们觉得很奇怪，刘巨研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卖军船。这个人后来以渎职罪丧生。

        十二月，大明寺内，顿时热闹起来。随鉴真同行的，以祥彦、道兴、德清、思托为首，连同普照、荣睿共十七人，比前一次减少了。此外是玉作人、画师、胜刻家、刺绣工、石碑工等，连同舟人，共一百八十五人。

        这次，鉴真准备的携带品，有经疏类：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磐经》一部，其他杂经论疏计一百部；有佛象类：画五顶象一铺，宝象一铺，金泥象一座，六扇佛菩萨屏一具，有佛具类：月令屏一具，行天屏一具，道场幅一百二十口，珠幅十四条，玉环手幅八口，螺钿经函五十口，铜瓶二十口，华毡二十四领，袈裟千领，褊衫千对，坐具千床，大铜盂四口，竹叶盖四口，大铜盘二十面，中铜盘二十面，小铜盘四十四面，一尺面铜叠八十面，小铜叠二百面，白藤簟盘十六领，五色藤簟六领。

        此外香料类，有麝香二十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共六百余斤，毕缽、诃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其他杂品，有青钱万贯，正炉钱万贯，紫边钱五千贯，罗幞头二十枚，麻鞋三十双。

        准备完毕，军船满载人货，从扬州悄悄开航，是十二月下旬的月明之夜。

        扬起船帆，沿江面下，到浪沟浦（江苏省太仓），月色殷红，风色渐紧，掀起大浪。船在海边泊了一夜，因靠岸时受猛浪冲撞，撞破了船头，进了海水。不得已，一百八十五人都离船登岸。不久，潮水又涨到岸上。荣睿、普照、思托三人把鉴真移在乌苉（芦苇）中，鉴真之外，所有的人全泡在水里。通夜寒风凛冽，水冷彻骨。

        第二天风息了，修好了船，又重新下海，开到江苏海面的大板山（马鞍群岛之一），浪又大起来了，船无法靠岸，又开到下屿山停泊，在那里过了一个月。

        又候到了顺风，船向桑石山（衢山群岛之一）开去，海浪大作，好容易开到桑石山，岸边散布石礁，无法靠船，又不得已后退，但退得又不顺利，船被海浪远远地冲到海心，一会儿又冲回岸边。费了好久时候，结果却坐了礁。船上人好容易有一半离了船，其余一半仍在船上，随船漂到岸边，船碰到岸边，船体断成了几截。

        待天亮看时，船上货物全被海浪卷走了，既无食粮，又无饮水，人都站在危崖下的荒滩上，没法登陆。一百八十五人饥寒交迫，在一条狭窄的荒滩上整整过了三天。

        三天后，风平浪息，头上望见一片蔚蓝的晴空，煦和的冬阳又光又亮，照着这群狼狈的难民。第四天夕暮，他们被渔船发见了，讨到了一些水米。

        第五天夕暮，海上巡逻船来了，向他们问询之后，又开走了。以后又过三天，遭难的人望见一条官船来接。

        他们从小岛荒滩移上官船，是从扬州出发后第四十天。一百八十五人坐在官船舱板上，好象逃出了鬼门关，默默无言，目光茫然地望着海面。船前是大小岛屿，多得简直不能叫人相信，海面很平静。正是这同一的大海，曾经把他们的船漂得象一块木片，最后打得粉碎，只剩下了人员漂流到海滩，其他一切全都席卷而去，可是现在，它已意想不到地平静下来了。船上大批货物，已经无影无踪，经卷、佛象、佛具、医药品，都一点也不剩地沉到海底去了。

        普照想到，幸而没把业行的经卷带来，要是这次他也同行，则他在大陆上的三十年辛苦，要真正地泡在水里了。

        荣睿移到官船后，对普照说：

        “鉴真和尚并没有抛弃渡日的心愿，他现在好象要带我们到郧山阿育王寺去，让我们住在那里。他说，我们到了那边，再设法渡海吧。”

        普照听了，多少有点惊异，刚刚给救到官船上，保住一命，马上就在想下次的渡海，在全船中，大概只有鉴真和荣睿两人吧。鉴真身披官船上给他的衣服，坐在靠近船头的舱板上，在他背后，坐着永远如影随形的祥彦、思托、道兴等几个人。鉴真之外，余人几乎都是半裸。正月下旬寒冷的海风，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静。这官船满载一群半裸的难民，把他们运送到明州的海岸。

        一百八十五人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他们从扬州出发，下扬子江，在扬子江口马鞍群岛的几个小岛间白白地漂流了一番，然后，被官船救起，穿过舟山群岛，带到了杭州湾的一角。

        他们在海边村子里过了几天。明州太守向朝廷请示安置他们的办法，还得等候上边的指令，过了约二十天才发表命令。大部分人员遣送回乡，单把十七位僧人收留在阿育王寺。

        明州这个地方，几年以前还隶属越州，开元二十六年才成为独立的一州，下设郧山、奉化、慈谿、翁山四县。阿育王寺在郧山县治东五十里，是一座古刹。寺后是小山，寺境宽广，竹林茂密，过去曾有庄严的殿塔伽蓝。一百八十年前的建德五年，遭了火灾，现在的堂宇是后来重建的，小而荒凉，已不能想象过去的壮观，但关于这个古寺，还留下许多古老的传说。

        这寺里有一座阿育王塔，阿育王寺就是因此得名的。有一个人人皆知的传说，佛灭后百年，阿育王役使鬼神，建塔八万四千座，这些塔都已埋在土中，现在寺里只有一座小塔，据说是八万四千塔中之一。

        荣睿和普照都听到过这座塔的来源。晋泰始元年并州西河离石有一个刘萨诃，死后到阎王殿，因生前骑赤马，携黑犬，放苍鹰猎取禽兽，被定为现世罪，但命数末尽，判他回阳皈依佛法，找到阿育王塔。萨诃回阳间出家为僧，到郧山来找阿育王塔。深夜中闻地下有隐约的钟声，从地上掘下去，发现了宝塔，便建造了这座寺院。

        塔高一尺四五寸，方约七寸，是一座小塔。普照几次到舍利殿观看这座塔，其中有一次是与思托同去的。思托时年二十一岁，是同行中最年幼的，他特别受鉴真赏识，头脑清明，处事认真，每有见闻，便记录下来。关于阿育王塔，他作了这样的记录：“塔非金非玉，非石非铜非铁，作紫黑色，四面刻《本生经》故事，其相轮上无露盘，中有悬钟。”

        思托说塔作紫黑色，普照看来却是淡紫色的。造塔的材料，正如思托所记，果然非金非玉、非石非铜非铁。他每次窥望塔中悬钟，便联想传说中所谓在地下鸣响的，大概就是这口钟了。

        普服和思托二人，每有闲暇，便一起在寺院近处散步。这位五官端正的青年僧人，每有见闻，便详细记录下来，似乎这是他自己的使命。

        寺东南三里，在一块小小高地的顶边，有佛的右足印，在东北三里小丘的岩石上，有佛的左足印，各长一尺四寸，前宽五寸八分，后宽四寸五分，深三寸，明自显现出足指上的罗纹，据说是迦叶佛的足印。

        寺东二里路边，有深约三尺的井，井中有清泉喷出，相传大雨不溢，久早不涸，中有一条鳞鱼（鳗鱼），长一尺五寸，居民说它是守护阿育王塔的菩萨。有福人可以看见它的原形，无福者不能见。有人曾在井上造一屋顶，上饰七宝，忽然井水泛溢，冲走了屋顶。关于此井，还留下许多故事。

        寺里还有这样的传说，约百年前的贞观十九年，有敏法师者，率弟子数百人来寺挂单，讲经一月，近处居民每晚来寺听讲。有一晚，听讲的人看到有百来个形状奇异的梵僧，在塔的周围游行。那时听经人看见那小小的塔和绕塔游行的小小的僧人，都自然而然地变成大塔大人。大家觉得好奇怪，告诉了寺里的僧人。僧人说：

        “这完全不奇怪，每年四大吉日，远近的人来寺聚会，半夜里都能见到梵僧绕塔游行、诵经、赞佛，举行功德。”

        普照对这梵僧绕塔的传说，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幅小梵僧绕行小塔的图画，比寺中任何传说，都很奇怪地使人有更真实的感觉。

        鉴真等十七位僧人在阿育王寺迎接了春天。当春天的阳光照临荒园疏竹的时候，越州龙兴寺邀请鉴真去讲律授戒。鉴真接受了邀请，与荣睿、普照同去越州。归途又巡游了杭州、湖州、宣州，在各处授戒，回到阿育王寺，已经是夏末了。

        两人因与鉴真同行，受到了过去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教育。这是入唐以来，第一次离开了留学僧的独学生活，得到了导师。两人反复听了鉴真同样的讲义，每次都发现新的理解。听律以外，又学了不少东西。越州龙兴寺是鉴真的师父道岸住过的寺院。他们在那里，亲眼见到鉴真日常虔敬的起居行止。在越州开元寺，又亲聆了与鉴真同门的高僧昙一的谈吐。后来又在杭州龙兴寺，会见了鉴真前辈法慎的高足灵一。

        回阿育王寺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越州的僧人知道鉴真要去日本，想加以阻止，向州官申请逮捕主谋的荣睿。

        荣睿发现形势不妙，躲避到一个叫王丞的家里，不久，还是被官役逮捕了。普照躲在另一民家，却没被人捕去。

        荣睿戴上行枷，被押送到京师去，过了约一个月，又回到了阿育王寺。原来他到杭州就病了，保释在外治病，伪报病故，又逃回来了。

        受了这次荣睿事件的刺激，他们又积极计划渡日。秋初，僧人法进和两位执事，秘密去福州购买海船筹办海粮。

        三个先头队出发约半月之后，鉴真即率领僧人、佣工共三十余人一队，从明州出发。他们离开郧山时，先拜别了阿育王塔，供养了传说中井里的鱼菩萨，巡礼了近处的佛迹，然后圈山到台州。出了郧山，当时明州太守卢同宰及当地众僧，前来迎送，并为在此居留了一年的鉴真等人备了旅粮，送到白杜寺。鉴真在白杜寺，叫人修缮了寺里败坏的宝塔，并劝募乡人，建造佛殿。

        然后，他们到了台州，投宿于宁海县的白泉寺。次日，向天下闻名的灵场天台山出发。岭险道远，日暮飞雪，目不能视。第三天又整整走了一天，穿山越岭，到日落时才进了国清寺。

        荣睿、普照一到天台山，好象见了久别的故国山河，只见重重叠叠的山峰中，郁郁苍苍地长满了松柏和樟木。

        山中有七十二寺。他们投宿的国清寺，在五峰环绕中，不愧为天下四绝之一，是一处笼罩幽玄深邃之风的灵场。两条溪水从寺的两旁流出，汇合寺前。

        他们住在国清寺里，整整三天，巡礼了山中的圣迹，从溪谷、高峰和蓊郁的林木中，逐一地露出宝塔和殿宇，壮丽夺目。感到把天台山高名远扬天下的孙绰《天台山赋》，远远没有写出它的雄伟气象。

        他们又从天台山出发，出始丰，入临海，连日跋涉于峰峦之间。下山后，又沿灵江前进，终于到了黄岩，又取道沿海大路向永嘉郡进发。出了永嘉，便可以到法进等先头队所在的福州去了。

        但在去永嘉的途中，有一晚，投宿在一个叫禅林寺的寺院里，忽然又遇到一件意外。一群官差带着采访使的文牒突然跑来。据官差说，扬州龙兴寺鉴真的弟子，江北名僧灵祐，与各寺三纲众僧合议，决定阻止鉴真赴日，向官厅提出请求，由江东道采访使向各州发文，查询鉴真等所经过各寺的三纲，探明鉴真行踪。当初，鉴真决定去日时，灵祐由予对师父的爱护，是始终抱反对态度的。

        他们在禅林寺被扣了十几天，最后，决定从陆路送他们回扬州。当计划失败，很不愉快逗留在禅林寺时，普照却意外地遇见了戒融。

        寺僧通知有一日本僧人来访，普照走到寺门一看，门前站着行脚打扮的戒融。戒融在开元二十四年春从洛阳大福先寺出门，已经过了八年了。他肤色浅黑，中年发胖，原来魁悟的体格，比从前更胖了。他和普照他们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正从福州去天台山，走到这里，听到了鉴真的消息，知道中间还有日本僧人，猜想就是他们，特地跑来探问。

        “啊，果然是你们。”

        戒融先用唐语，以后用日语问：

        “你们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

        普照见了戒触，分外亲切，对他讲了洛阳别后的大致经历，和多次受阻的渡日计划。戒融严肃地说：

        “可怜你们两位，真是太辛苦了。”然后又不胜感慨地说：“捧着宝贝，想回对海的小岛，在大陆海边徘徊流浪，简直是件怪事嘛！”

        “你在干什么呢？”普照问了。戒融说：“我可什么也没有干，要干什么还是以后的事。自从和你分手，一直就是跑腿。我看到过沙漠，看到过有蛇游泳的海，以后，要看的还多着呢。”然后又说：“现在，我已不想回日本了。”

        “一辈子不回日本么？”

        “大概是吧。”

        又说：“我既无双亲，又无兄弟，干么一定要回日本？难道日本出生的人，就一定得回日本么？”

        普照没有回言。戒融又说：

        “难道身上带着日本的血统，就非回日本不可么？”

        普照仍不回答。他说不出非回日本不可的道理。自已想回去，那是自己的愿望，问题是在本人的愿望，讲道理是讲不清的。

        当时，荣睿正被官差叫去问话，不在寺里，普照想把戒融留住，等荣睿回来。戒融并不怀念荣睿，只留下了话，托他代为问候，便回去了。

        戒融刚走一会，荣睿回来了。普照把戒融刚来的事，告诉了荣睿。荣睿一时表示了怀念的感情，马上便消失了，多少有点生气地冷淡地说：“他和我们是无缘的人，我们认为宝贵的事，他都不在心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只好让他去走自己的路吧。”

        他们再次踏上了扬州的土地。鉴真以寄寓方式仍住在原来的龙兴寺。渡海的队伍到此已完全解散。在一行三十余人中，鉴真只留下了自己的直系弟子，其余的人都由原地接回，普照、荣睿二人在决定住处以前暂时留在龙兴寺。

        各州僧俗，闻鉴真回龙兴寺，每天有人来送供养，向他祝贺。但鉴真被送回扬州后，心情郁闷，终日默默，跟谁也不愿见面，特别对好心阻止自己的灵祐，绝对拒绝相见。灵祐为解消师父怒气，每夜从一更到五更，站在他门外请罪，站了六十天，还没有使鉴真动心。各寺僧役实在看不过去了，从中向他求情，才解除了他的怒气。

        祥彦和思托二人，重新踏上本来以为一辈子不再相见的扬州土地，又见到了本来以为不能再见的旧知，依然觉得高兴。年轻的思托还有冒险的雄心，抱着去陌生异邦的梦想，但年过四十的祥彦，虽只要跟着师父哪儿都愿意去，心里却未尝不想，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必冒生命的危险到日本去了。一年的流浪，他的沉着的脸被阳光晒黑了，两腮陷落，完全变了形相。

        这次事件，受打击最大的当然是荣睿，不但计划挫折，而且觉得前途更加渺茫，使他的精神陷入黑暗绝望的境界。看看一时难有再起的机会，又不知鉴真本人真意如何，心里尤为不安。淮南道采访使责成本寺三纲监视鉴真，不许他再作出国的打算，因此荣睿也不便探问鉴真有没有再度出国的意思。

        普照对这次失败，又有另一种想法。他甚至开始疑，应不应让鉴真这样的高僧，为去日本冒这样大的险，受这样大的折磨。现在，使他为难的更大的心事，是自己必须马上离开鉴真。一年来与鉴真共艰同苦，朝夕相处，目前要同他分离是很难受的，很想永远留在一起，但自己留在这里，官厅就不会放松对鉴真的监视，只会给鉴真增添麻烦，必须赶快离开。

        荣睿和普照决定离开杨州，向鉴真提出的时候，已是到龙兴寺三月以后的事了。鉴真听了两人的提出，想了一想说：

        “这样也好，下次你们可以再来，为了弘法，我去日本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

        两人从鉴真处辞别出来，谈论师父叫他们再来的话，什么时候再来呢，他们感到遥遥无期。最后的结论是，一定要等到在人们印象中再没有鉴真去日的想法之后。他们就须等到那个时候。

        向鉴真提出的一天，两人入寺后第一次步出龙兴寺的山门，走过杨州街头，到禅智寺去访问业行。禅智寺在子城的一条山岗上，上了山岗再走一里半地。道旁是一带落叶的疏林，春天的阳光散落在没有人烟的郊外山岗。走到禅智寺，业行已在两月前把写好的经卷装了几箱，存在寺里，人却不知上哪里去了。寺僧不知道业行的行踪。他们估计业行写的经卷，不仅仅是放在寺里的几箱，大概他是把自己所写的经，分批存放在各处的寺院里。

        第二天，荣睿、普照二人，由祥彦、思托送着，出了龙兴寺。在罗城西墙附近的双桥地方，两位日本僧与两位唐僧依依惜别，是天宝四年二月的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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