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13日上午，“圆球”奥维埃多进行了一场自我考试。他穿着裤衩儿，在5把摆在走廊上的空摇椅之间踱来踱去，每把摇椅代表法庭的一名成员。叶尔芭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按照放在身边儿的那本打开的书向他提问题。“圆球”奥维埃多每说错一个字，她就停下来，毫不客气地加以纠正。“圆球”奥维埃多不高兴了，停下发表演讲的姿势，说他回答的正确无误。于是，两个人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叶尔芭在1933年10月16日作证时说，有一次他们正在争吵，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走进来，说是玛尔塔得重病了。他十分着急，不想多等他们。过了一会儿，他们俩才穿好衣服，走到街角想找辆车。可是，一辆车也没过来，叶尔芭说还是走着去吧，“圆球”奥维埃多只好气喘吁吁地在后面紧跟着。那时候快到上午10点半了。

        我们穿过马路来到雷科莱克西翁教堂的门厅前，还差半条街就要到了。这工夫，在寂静的上午，我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像是随风吹过来的。我马上听出那是玛尔塔的尖叫声。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听差了音儿，可我的丈夫赶上来，告诉我他也听到了喊叫声。于是，我加快脚步，简直是跑了起来。我闯进他家，直奔卧室，只见玛尔塔在床上蜷曲着身体，抽搐得很厉害。

        这声喊叫肯定会惊动左邻右舍。但是，当时乌利塞斯·特朗博士正在办公室里修改印刷品清样，与玛尔塔的卧室只有一墙之隔，却什么也没听到：

        上午，一直很平静，我几乎完全忘记了和卡斯塔涅达的谈话。我正在办公室里修改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的散文诗集《莱昂的圣周》的清样。我妻子送来冷饮，我甚至忘了跟她提起这件事。隔壁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异乎寻常的迹象。10点半以后，我又出去活动活动腿脚，这才发现卡斯塔涅达家门口拥着很多人，还看见达比希雷大夫的马车系在墙壁的铁环上。我决定过去打听一下出了什么事。

        我看见客厅里乱哄哄的，还没等别人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只见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焦急地从卧室里走过来，给我看一瓶叫作“夸德拉利纳”的糖浆，还对我说：“玛尔塔吃了这种药，像是中毒了。”她既没说病人是几点钟吃的药，也没说谁给她吃的。

        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在1933年10月17日的证词中说，应堂娜·芙洛拉的请求，大约在12点15分他来到玛尔塔家。那天，他的学生和同事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偶然来到诊所，也陪他一起过来了。因此，10点半以后乌利塞斯·特朗博士不可能看见达比希雷大夫的马车，他看见的是菲利贝托·埃多希亚·阿当斯大夫的母马。大夫是“圆球”奥维埃多叫来看护病人的。

        埃多希亚·阿当斯大夫——已婚，36岁——在1933年10月15日作证时说：

        我骑着自己那匹母马从我家门洞出来，到几个老病号家里去巡诊。当时，听见街角上有人大声叫我。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走过来，原来是他在叫我，催我陪他去看一位危重病人。他只告诉我说病人是卡斯塔涅达夫人，正在抽风，没提到更多的情况。他在前面步行，我骑着马跟在后面。就这样，我们来到卡斯塔涅达家。

        我看见病人躺在床上，说起话来十分正常，只是有点儿头疼，下肢无力。我对她丈夫和在场的堂娜·芙洛拉说，很可能是神经性疾病发作。为了让堂娜·芙洛拉放心，我还对她说，她给我看的那个小瓶子里装的是帕克-戴维公司推出的一种镇静性药酒，专利商标是“夸德拉利纳”，不可能引起中毒。

        可是，过了20分钟，病人提醒我们说，她又要犯病了，她觉得两腿发僵，要求别人按住她的腿。其实，四肢都开始发僵，接着颌骨僵硬，最后遍及全身。随后，就剧烈地抽搐，身体在床板上弯成弓形，眼球明显外突。由于胸肌强直，呼吸十分困难，面部呈青紫色。

        第二次发作后，又恢复了正常。病人可以回答各种问题，甚至能说出某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不过，伊希德罗·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来到卧室的时候，她的病情更让我担心了。病人听到了他的声音，可是坚持不见他。因此，我修正了原来的诊断，告诉她丈夫我认为她患的是尿毒症。病人又一次犯病的时候，塞盖拉·里瓦斯大夫也看见了，倾向于同意我的诊断。但是，达比希雷大夫在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的陪同下来了以后，经过给病人听诊，果断地诊断为恶性热病急剧发作。我只好同意他的诊断，在场的以及后来到场的其他同事也同样倾向于同意他的结论。

        阿莱汉德罗·塞盖拉·里瓦斯大夫——未婚，27岁——在1933年10月20日作证时讲到病情发作的情况。他说那是一种逐渐升级的间歇性抽搐，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估计最后两次发作间隔时间为半小时，病人出现衰竭迹象，腋下体温上升到38度。

        另一方面，他还想起根据在场医生们的建议，对病人进行了如下处置：肌肉注射浓缩硫酸奎宁、硫醚和樟脑油；口服一片泻药，通过直肠使用灌肠剂，最后这项措施是达比希雷大夫提出的。证人最后说：

        临近中午1点钟的时候，现代药典向我们提供的手段全部用尽，病情最后又发作了。当时，我到卫生间去了一会儿，正在忙着，她家的邻居乌利塞斯·特朗博士跑过来敲厕所的门，对我说：“快点儿，大夫，那位姑娘要不行了。”等我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她憋闷得十分厉害，脸色紫青。最后断了气。

        根据前面引用过的达比希雷大夫的证词中的说明，他毫不犹疑地认定玛尔塔的死因是恶性热病急剧发作，这不仅可以从病人的症状上看得出来，而且他还知道病人患有疾症，一个月前就发现了。我们已经知道，其他医生也同意他的看法。不过，萨尔梅龙大夫根本不同意这种意见。

        中午1点，玛尔塔最后抽搐了一阵，终于一命归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床边。“圆球”奥维埃多用颤抖的双手拿着被泪水浸湿的手帕，跟在他后面来到走廊，想拥抱住卡斯塔涅达，和他一起痛哭一场。但是，他发现卡斯塔涅达走到缝纫桌边。他十分惊讶地看着他在一堆破布条烂布块当中寻找什么。

        “我朝他跑过去，生怕他会干什么蠢事。”“圆球”奥维埃多掏出手帕，似乎又要哭上一场。此时是1933年10月20日晚上。普里奥酒家“长舌桌”的客人围在他身边。

        “是找手枪吗？”科斯梅·曼索嬉皮笑脸地盯着“圆球”奥维埃多，等着看他真的痛哭流涕。

        “是的。”“圆球”奥维埃多咬着手帕，“我赶上去一把夺过手枪，求他把枪交给我。”

        “他没有极力反抗？”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抚平笔记本的纸页，准备记录。

        “根本没有。”“圆球”奥维埃多一脸扫兴的样子，“而且还说了些话，我听完吃了一惊。”

        “说什么啦？”萨尔梅龙大夫沉着冷静地等着记录。

        “他说，他想把枪藏起来，免得让人偷走。”“圆球”奥维埃多把手帕攥成一团，塞进衣袖里，“他说，家里出贼啦。”

        “这种时候啦，还有人偷东西？”萨尔梅龙大夫不动声色地笑了笑，“你那位朋友真可谓是天生的无声电影喜剧演员。要是可以告诉我们的话，这个丧尽天良的小偷是谁呢？”

        “就是在场的诺埃尔·帕亚伊斯。”“圆球”奥维埃多也想挤出个笑来，可笑得很难看，“出事前，他和其他许多朋友一样到那家儿去了，他妻子也在场。”

        “是啊，想起来了，在人群当中我确实看见了诺埃尔·帕亚伊斯。”萨尔梅龙大夫稍停片刻后说。

        “可他为什么认为诺埃尔·帕亚伊斯会偷他的枪呢？”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碰了碰“圆球”奥维埃多的胳膊，催着他回答。

        “因为他乘乱偷了300美元。”“圆球”奥维埃多也不相信自己讲的话，他想抬起胳膊，最后又改变了主意，“据他说，是女用人看见的。”

        “300美元？”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戴上帽子，好像了解这件事以后就不想再听别的了。

        “我不过是重复别人的话。”“圆球”奥维埃多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大家正从打开的衣柜里给病人拿毛巾和床单，他从里面掏出了钱包。摆弄了一会儿，假装要把钱包往上扔，顺手放进口袋里。”

        “这会是真的吗？”“班头儿”普里奥从钱柜那边儿发出吃惊的声音，“就是这位诺埃尔·帕亚伊斯提议所有在场的人在那份电报上签字的呀。”

        “不知道，我现在真是不知道啦。”“圆球”奥维埃多扭过头看了看“班头儿”普里奥，显得有些焦急慌乱，“当时我信他的话了。那时候他不会撒谎啊。”

        “班头儿”普里奥提到的电报是指在玛尔塔去世那天下午2点半通过“热带电台”发往马萨特南戈的那份电报，电报把玛尔塔去世的噩耗通知给赫雷斯家。从莱昂国家电报局查出了电报抄件，并已收进档案里。

        1933年10月17日，“圆球”奥维埃多在证词中说，他手拿笔纸走到朋友身边，准备记下他口述的电报内容。

        证人说，卡斯塔涅达几次打算向他口述电文，最后还是放弃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他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也没有心情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因此恳求证人代他草拟电文。证人坐在他身边，按照朋友的愿望动手起草电报，卡斯塔涅达只提出一条要求，要他写上玛尔塔大出血后故去，作为丈夫他一直待在她身边，关怀照料她直到最后一刻。他看完电文之后签了字。

        根据乌利塞斯·特朗博士1933年10月14日提供的证词，诺埃尔·帕亚伊斯确实建议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电报上签字，为的是让赫雷斯家毫不怀疑卡斯塔涅达对妻子怀有一片爱心，对她悉心照料，直到最后一刻。大家接受了这个建议。“圆球”奥维埃多在证词中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丝毫没有提及提出此项建议的诺埃尔·帕亚伊斯偷钱的事。

        “先把偷钱的事抛开。”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摘下帽子，挠了挠脑袋，“卡斯塔涅达是不是挺难过啊？看样子不像要开枪自杀。你看他难过吗？”

        “是的。”“圆球”奥维埃多神情庄重地低下头，“我看他很难过。我把手枪放进上衣口袋里。最后，我们互相拥抱，他不住抽泣。”

        “有人过来安慰他吗？”科斯梅·曼索狡猾地凑近“圆球”奥维埃多耳边说。

        “当然啦，大家都表示哀悼。”“圆球”奥维埃多离科斯梅·曼索的嘴很近，斜睨一眼，都能数出他镶了几颗金牙。

        “不是，我指的是孔特雷拉斯姐妹。她们干了些什么？”科斯梅·曼索又是流里流气地低声说。

        “我不记得看见她们离开过卧室。她们和妈妈守在遗体旁边。”“圆球”奥维埃多讨厌科斯梅·曼索那股酸臭气，躲开了他。

        “知道信上说的那些话，还有什么猜不到的。”萨尔梅龙大夫叹了口气，把那支红蓝铅笔直冲着“圆球”奥维埃多扔在桌子上。

        “什么信？”“圆球”奥维埃多吃了一惊，下巴肉轻轻地抖动了一下。

        “就是那天上午吃早饭前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让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送去的信。”萨尔梅龙大夫拣起那支离“圆球”奥维埃多肚皮很近的铅笔。

        “我压根儿不知道有什么信。”“圆球”奥维埃多猛然间热汗直淌，他从上衣袖口里掏出手帕，轻轻地一下一下擦干嘴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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