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带着未婚妻在陶尔米纳度假一周，所以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没法马上向他汇报。我整天揣着悬念度日。时至周五，汤姆·黑利还是没有消息。我断定，如果他那天去过上摄政街的办公室，那么他一定是打定了主意不想见我。周一我从公园巷邮政信箱那边拿到一封信。一位“自由国际”的秘书打印了一份备忘录，说周五临近午时黑利先生曾到访，逗留了一个小时，提出很多问题，似乎对基金会的工作印象深刻。我应该深受鼓舞才对，我想我也确实略感欣慰。不过，更强烈的感受是我给抛弃了。黑利大拇指的那个动作，我断定，不过是条件反射罢了，但凡他觉得跟哪个女人有机会调情，都会这样试探一下。我满含愠怒地盘算着，想象他最终告诉我愿意屈尊接受基金会的钱，那我就可以让他的机会落空，告诉马克斯他拒绝了我们，我们只能找别人。

        办公室里的热门话题是中东战争。哪怕是那群秘书里最没心没肺的姑娘，也被这天天上演的戏码吸引。人们在说，既然以色列的身后是美国人，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背后是苏联人，那么这类“代理战争”就大有可能让我们进一步走向互扔核武器的局面。一场新的古巴导弹危机！走廊的墙上出现了一张地图，涂着黏胶的珠子代表敌对地区，箭头指示出他们近来的动向。以色列刚刚在赎罪日被打了个猝不及防，现在开始重整旗鼓，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犯了几个战术错误，美国把武器空运到他们的同盟国，莫斯科为此发出警告。这一切本来应该更让我兴奋的，每天的生活本来应该对我具有更大的魅力。人类文明饱受核战争的威胁，而我却在琢磨一个用大拇指抚摩我掌心的陌生人。可怕的自我中心主义。

        不过，我并不是光想着汤姆。我也在担心雪莉。自从我们在“酿蜜”乐队的表演现场分别之后，已经过去了六个礼拜。她已经在某个礼拜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离岗，离开了登记处的那张办公桌，跟谁也没有道别。三天之后，一个“新人中的新人”填上了她的空位。有些曾经愁容满面地预测过雪莉即将高升的姑娘现在说，她之所以被迫离开，是因为她终究。当时我对我的老朋友实在是太生气了，不想把她找出来。她静悄悄地走掉，我还松了一口气。接着，几周之后，遭人背叛的感觉渐渐淡去。我开始觉得，如果换到她的位置，我也会这么做。没准还更主动，更渴望博取上司的赞赏。我猜她说错了——并没人跟踪我。可是我想念她，想念她肆无忌惮的大笑，想念她打算吐露心事时把手重重地压在我的手腕上，想念她对摇滚乐随性不羁的鉴赏力。相比之下，我们这些留在这里上班的人个个胆小怕事、守口如瓶，哪怕我们在议论八卦消息或者互相嘲笑的时候也是如此。

        如今每天傍晚我都无所事事。我一下班就回家，从冰箱里属于我的那个角落里拿出各色食品，做晚饭，律师们恰巧在家时跟她们一起待一会，然后跑进自己的房间，在我那张小小的四方扶手椅上读书，到十一点上床睡觉。那年十月我迷上了威廉·特雷弗的短篇。他的小说人物个个活得很压抑，让我不禁猜想，如果我的生活出现在他笔下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待在她的单间里，一边在盆里洗头，一边做着白日梦，忽而痴想一个来自布莱顿、不跟她联络的男人，忽而惦记那个从她生活中消失的最好的朋友，忽而想起另一个男人，她曾经迷恋过他，而我明天必须去见他，听他讲结婚计划。多么灰暗，多么悲伤。

        跟黑利会面之后，又隔了一周，我从卡姆登走到霍洛威大街，一路上心里怀着各种傻乎乎的希望，也想好了道歉的话。可是雪莉已经搬走，也没留下新地址。我没有她父母在伊尔福德的地址，在我上班的地方，他们也不愿意把地址给我。我从黄页上查到“床天下”，打过去却碰上一个不肯帮忙的店员。先令先生不能来听电话，他的女儿不在这里工作，可能在也可能不在别处。写信给她通过“床天下”转交，可能到她手里，也可能到不了。我写了张明信片，很不自然地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假装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请她联络我。我并不指望会有答复。

        马克斯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得去见他。那天早上，上班路上我走得凄凄惨惨。其实人人都不好受。天冷，雨一直在无情地下，一般城里的雨下成这个样子，你就该知道它整整一个月都不会停。有人恐吓说地铁维多利亚线上放了炸弹。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给报社打电话，报了一个特别的号码。所以我最后一英里是步行的，从排队等巴士的人群身边经过，这些队实在太长，不值得排。我的伞布有一部分从伞骨上脱开，弄得我看起来像是卓别林式的流浪汉。我的高跟船鞋皮上裂开了口子，有水漏进去。报摊上每张报纸的头版都登着“石油输出国组织油价危机”的报道。西方对以色列加大支持力度，所以正在遭受惩罚。出口给美国的石油一律禁运。矿工工会的领导正在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他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眼下的局势。我们四面楚歌。

        康迪特大街上天色越来越黑，人群在蹒跚前行，弓着背缩在雨衣里，努力不让自己的伞碰到别人的脸。现在只有十月，气温已经不足四度——已经能感觉一个漫长的冬季即将来临。我忧郁地回想起当初跟雪莉一起听的那场讲座，所有可怕的预言都成了现实。我记得那些转过来的脑袋，那些谴责的眼神，记得我的那个污点，于是以前对她产生的那点旧恨又鲜活起来，我的情绪愈发阴郁了。她的友情是装出来的，我是个容易上当的傻瓜，我压根就不该干这行。我恨不得现在还躺在我那张软塌塌的床上，脑袋下垫着枕头。

        我已经迟到了，可还是先检查了一下邮政信箱，再跑过一个转角走进莱肯菲尔德宅邸。我在洗手间里待了一刻钟，想用环套手巾把头发擦干，再把溅到紧身裤上的泥浆擦掉。在马克斯的事情上我一败涂地，可我还是得捍卫自己的尊严。挤进他的三角办公室时我已经迟到了十分钟，只觉得一双脚是那么冷那么湿。我看着他在办公桌对面整理文件，刻意摆出一副公务繁忙的样子。跟露丝医生在陶尔米纳上了一个礼拜床以后，他看起来是否面貌一新？他回来上班之前剪了头发，耳朵又回到原来的水壶状。他的眼睛里并没有闪耀着前所未有的自信的光芒，也没有熬出黑眼圈。除了穿着新的白衬衫，打着一条深蓝色领带，外面套一件新的黑色正装，我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可能他们现在分房睡，等到新婚之夜再成其好事？就我对医务人员以及他们漫长而粗野的见习期的了解，这种局面不应该出现。即便马克斯因为顺从他母亲的哪条荒唐的戒律，半心半意地不越雷池半步，露丝医生也会把他给生吞活剥。肉体——及其所有的软肋和弱项——就是她的职业啊。好吧，我仍然想要马克斯，可我同时也想要汤姆·黑利，这其实应该算是某种保护，如果我无视事实的话——事实是，他对我不感兴趣。

        “开始吧，”他终于发话了。他从甜牙行动的档案上抬起头，等着我。

        “陶尔米纳怎么样？”

        “你知道么，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天天都下雨。”

        他等于在告诉我，他们俩整天都待在床上。仿佛为了坐实我的猜测，他很快又加了一句，“所以我们主要在室内，看了好多教堂、博物馆，诸如此类。”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我平静地说。

        他猛地抬起头看我一眼，想捕捉一丝嘲讽的痕迹，不过，我想，他找不到。

        他说，“我们有没有得到黑利的回音？”

        “还没。面谈进展顺利。他显然是需要钱的。不太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上周他自己到基金会实地查看。我猜他在纠结。”

        说来奇怪，我用这样的方式说话，居然能让自己高兴起来。是的，我想。我应该努力显得理性一点。

        “他是什么状态？”

        “很欢迎。”

        “不，我，我的意思是，他这人怎么样？”

        “不傻。好教养，对写作充满热情，这一点很明显。学生崇拜他。长得好看，不俗。”

        “我看过他的照片，”马克斯说。我突然想，他也许在为自己犯的错而后悔。他本来可以先跟我上床，再宣布跟别人订婚。我觉得我有责任捍卫一把自己的尊严，跟他调个情，让他后悔自己放过了我。

        “我还指望你寄张明信片给我呢。”

        “抱歉，塞丽娜。我从来不写那些玩意——就是没那个习惯。”

        “你开心吗？”

        我问得如此直接，把他吓了一跳。看到他慌慌张张的样子，我颇为满意。“是啊，是啊，我们确实很开心。但是……”

        “但是？”

        “有点别的……”

        “怎么？”

        “度假之类的事儿我们可以过会再说。不过，在我告诉你之前，我们还是回到黑利，再让他考虑一个礼拜，然后给他写信，说我们需要他直接答复，否则要约就得撤销了。”

        “好。”

        他合上档案。“问题在这里。记得奥列格·利亚林吗？”

        “你提到过他。”

        “我不该知道这些事情。你当然也不该知道。不过有点谣言。四处流传。我想你还是知道的好。利亚林的事我们干得漂亮。七一年，他想‘过来’，可是很明显，我们让他在伦敦多耽搁了几个月。威斯特敏斯特警察局抓到他酒驾那会儿，五处正打算部署他投诚后的种种安排。我们赶在苏联人之前弄到了他——否则他们肯定会杀人灭口。他是跟他的秘书，他的情人一起过来的。他是克格勃军官，跟他接头的是他们的破坏行动部。这家伙级别很低，显然也就是个打手之类的角色，却堪称无价之宝。他证实我们的噩梦成真，有十几个，几十个苏联特工军官，借着外交豁免权潜伏在这里。我们赶走了一百零五人——顺便说一句，不管现在他们怎么议论希思，在这件事上他是可靠的同盟——这事好像让莫斯科中央政府大为震惊。我们甚至没有告诉美国人，这事儿臭名远扬，时至今日，余波仍未彻底平息。但是，关键在于，此事表明，我们再也没有出现过特别严重的污点。自从乔治·布雷克事件之后就没有了。大家都如释重负。

        “我们也许会继续跟利亚林谈话，直到他去世。疑点始终存在，过去的事情，从新角度看老故事，程序问题，结构，战斗序列，等等。有一个不太起眼的谜，一个谁也无法破译的假名，因为信息太含糊。那是一个英国人，代号伏特，活跃于四〇年代晚期至五〇年代末，为我们工作，而不是为六处。关注点在氢弹上。其实并不属于咱们部门。不像福克斯那么惊天动地，不算科技人员。甚至跟长远计划或者后勤也无关。利亚林还在莫斯科的时候看到过伏特的材料。他并没有掌握多少情况，可他知道消息源在五处。他看见几份推测性的文件，你知道，就是那种‘假如怎样便怎样’的东西，美国人称之为‘预案’。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周末乡间度假妙招’。尽是夸夸其谈。如果中国人弄到原子弹会怎样，先发制人要付出什么代价，如果不计成本且能保证顺利过港，那么最适合作为应急储备物资的是什么。”

        话说到这里，我已经猜到了下文。或者说我的身体猜到了。我的心跳略有加剧。

        “我们的人查了几个月，可是我们对伏特的情况了解太少，没法跟在职人员名单或者任何人的履历比对。然后，去年有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转道投奔美国人。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得到了什么消息。我只知道他们在慢慢地推进，估计他们还在记恨上次驱逐事件没跟他们通气。不管他们给我们什么样的消息，都够我们受的。”

        他顿了一下。“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不是吗？”

        我想说“是”，可是舌头有点打结。最后只能咕哝一声。

        “大家传来传去的就是这回事。坎宁二十几年前曾把文件传给一个接头人。持续了十五个月。也许危害不止于此，但我们吃不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中断。也许因为当时到处弥漫着幻灭的情绪。”

        那会儿家里还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戴着童帽神气活现地坐在那辆弹性良好、品蓝布面、银色轮轴的童车上，被人推着从教区长宅邸走到村里的商店，而那时托尼正在跟他的接头人做生意，嘴里冒出几个俄文短语，喜欢卖弄是他的一贯风格。我想象着他待在公交车站边上一个油乎乎的小饭馆里，从双排扣正装内袋里掏出对折的棕色信封。也许还含着歉意笑一笑，耸耸肩，因为这份材料不是顶级的——他喜欢当第一。可我几乎看不见他的脸。近来，每当往事在心中唤起，影像就会在心里的那双眼睛前面碎裂、化开。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少受了点折磨。或者，正相反，因为痛苦日渐消逝，所以将他的面容一并抹去。

        可是我抹不掉他的声音。藏在心里的耳朵是更敏锐的器官。我可以像打开收音机一样随时播放托尼的声音。他一辈子都不肯在问句末尾将声调挑上去，喜欢把“r”的音发得像是“w”，但凡他想提出异议，就一定会用这样的措辞——“如此说来，悉听尊便”，“我倒不会这样说”，“好吧，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还有“视具体情况而定”——他的上流社会口音带着学院腔和红酒味，他总是那么胸有成竹，既想不到也说不出任何愚蠢极端的言辞。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不偏不倚的观点。所以他在那栋乡间别墅里一边吃早餐一边跟我解说的情景，总是轻易就能浮现出来，初夏的阳光透过那扇敞开的、缀满莫名其妙的铆钉的门射进来，洒满石板，照亮餐厅对面墙壁上的木条和灰泥，邱吉尔的那幅水彩画就挂在那里。我们俩之间的那张桌上，搁着特制的浓咖啡——用罐子焖煮，还往里面撒上一把盐，没烤透的吐司像陈面包，堆在一只釉面有蛛网般裂纹的淡绿色盘子上，还有管家的妹妹自己做的厚切橘子酱，味道发苦。

        我仿佛能清晰地听到托尼如何为自己辩护，他的声调告诉我，只有傻瓜才敢与他唱反调。我亲爱的姑娘。我希望你记得我们的第一堂辅导课。想让这些可怕的新式武器得到遏制，唯有依靠权力制衡，依靠相互恐吓和相互尊重。哪怕这意味着向暴政泄密，也比一边倒完全听任美国人耀武扬威好。烦请回忆九四五年之后，美国人敦促苏联在尚无以牙还牙之道时便销毁核武器。谁又能无视这种阴险狡诈的逻辑呢？如果当初日本也有那样的武器，那广岛就不会经历惨绝人寰的灾难了。唯有权力制衡才能维持和平。我做了我不得不做的事。冷战压在我们头上。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几个互相敌对的阵营。这样想问题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论苏联滥施淫威到了何等荒诞不经的地步，还是应该让他们拥有势均力敌的武装力量。就让那些鼠目寸光的家伙指控我卖国求荣吧，理智的男人是为了全球和平与文明传承而行动的。

        “好吧，”马克斯说，“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说？”

        听他的话音，我成了托尼的同谋，或者多少应该承担一点责任。我沉默了一小会儿，好让他的问题显得不那么生硬。我说，“他去世之前，他们有没有跟他对质过？”

        “我不知道。我只晓得这条流言，从六楼渗透下来的。他们当然有时间——大约六个月。”

        我开始回忆那辆汽车，载来两位身着正装的男人，想起我被迫在树林里散步，突然回到剑桥。马克斯刚刚“揭秘”的那几分钟里，我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我明白事关重大，我知道我的情绪会有起伏，但那得在我独处时才会释放出来。因为，此时此刻，我对马克斯莫名其妙的敌意以及我试图怪罪于通风报信者的冲动保护了我。以前他只要一有机会就要说汤姆·黑利的坏话，现在又在诋毁我的老情人，企图把男人从我的生活中夺走。他完全可以把坎宁的故事烂在自己肚子里。那只是个谣言而已，就算它是真的，也没有必要非得告诉我。放眼未来，回溯过去，两种时态的嫉妒居然并肩作战，真是个罕见的案例。既然他得不到我，那谁也别想得到我，哪怕发生在过去也不行。

        我说，“托尼不是共产党员。”

        “我估计他在三〇年代时也略有涉猎吧，那会儿人人都这样。”

        “他那会儿加入了工党。他讨厌公审，讨厌清洗。他总是说，如果参加牛津的学生会辩论，他会支持君主和国家。”

        马克斯耸耸肩。“我懂，这事儿不好受。”

        可他不懂，我那时也不懂。

        从马克斯的房间出来，我直奔自己的办公桌，打定主意不说话、多办事。时间太短，我没法多想。或者说，我不敢想。我很震惊，只能像一台自动机一样处理公务。跟我搭档的是一位名叫查斯·芒特的文官，他为人和蔼可亲，以前在军队服过役，干过电脑销售，很乐意把合适的任务交给我。我终于有资格管爱尔兰的事儿了。我们在共和军临时派里安插了两个特工——也许不止两个，但我不清楚。这两位特工并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他们潜伏在那里挨年资，只要沿着军阶一路往上爬就行，可是，事情几乎刚开了个头，其中一位与军需供给链挂上钩的特工就送来了潮水般的情报。我们必须扩展档案并使其更趋合理，具体方式是创建档案子目录，同时为供应商和中间人建立新档案，这些子目录能交叉引用，一定程度上互相重叠，这样一来，调查路径一旦发生错位也能被引向正途。我们对自己负责联络的特工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他们仅仅是“氦气”和“黑桃”，可我经常会想到他们，想到他们要面对多少危险，而我身处后方，待在这个邋遢昏暗、我经常要抱怨的办公室里，是多么安全。他们当然得皈依爱尔兰天主教，在伯格赛德的教堂小客厅或者酒吧之类的公共聚会场所里跟别人碰头，他们知道，只要出现一点闪失，一个明显前后矛盾的漏洞，后脑勺就会挨一颗枪子。然后抛尸街头，以儆效尤。他们只能住在那里，这样才可信。为了不暴露身份，黑桃曾在一次伏击中重伤过两名英国士兵，此外，杀害北爱皇家警队队员，私刑拷打并杀害一名警局线人，这些事情里都有他的份。

        黑桃，氦气，伏特。已经有好几个钟头我努力不去想托尼了，现在我走进女盥洗室，把自己锁在小隔间里，坐了好一会儿，试图弄懂这条新闻意味着什么。我想哭，那些让我心里翻江倒海的东西，不管是愤怒还是失望，都是那么干涩。事情过去那么久，他已作别人世，可是那一幕历历在目，恍如昨天。我想我知道他会怎样争辩，可我接受不了。你让朋友和同事深感失望，我听到自己对他说——身边就是那桌洒满阳光的早餐。这是个大丑闻，一旦败露——这是难免的，人们就只记住你这一件事了。你的其他成就都会给一笔勾销。你的名誉只取决于这件事，因为归根到底“现实”就在社会中，我们只能与他人共同生活，他们的评判至关重要。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在我们死后。你的整个人生都会浓缩成某种卑劣而无耻的东西，存留在活人的脑海中。人人都会坚信不疑，你想要造成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的伤害，但凡你有机会染指，一定会将完整的计划拱手送给敌人。如果你认为你的行为既高尚又合理，那么你为什么不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自己面对后果？如果斯大林可以为了革命谋杀、饿死两千万人，那么谁又敢说，万一打响核战争，他不会为了同样的目的牺牲更多的生命呢？如果一个独裁者对生命的重视远逊于一位美国总统，那么你说的权力制衡又体现在哪里呢？

        在盥洗室里跟一个死人吵架，真是一种能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的体验。我从隔间里走出来，往脸上泼冷水，把自己拾掇干净以后才回去上班。午餐时间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大楼。雨已经停了，意外地出了太阳，人行道在阳光下闪着洁净的光。但风仍然刺骨，所以不可能惬意地穿过公园闲逛。我沿着柯曾街疾步而行，满脑子荒唐的念头。我生马克斯的气，因为他告诉我这样的消息，我对托尼生气，因为他撒手人寰，扔下我独自背上他犯的错。而且，他是我事业上的领路人——我现在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我觉得我被他的背叛行为给玷污了。他把自己的名字加在了一份可耻的名单上——奴恩·梅，罗森堡夫妇，福克斯——不过，跟他们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泄密行为。他是核间谍史上一个脚注，而我是他变节的脚注。我的名誉已经受到了损害。显然，马克斯是这么想的。这是我生气的另一个原因。我还生我自己的气，因为我一直都像个傻子一样对他的事浑然不觉，因为我居然指望这个乏味的招风耳白痴会给我带来幸福。我真是走运啊，他好歹给我打了预防针，让我提早知道了他这场可笑的订婚。

        我穿过伯克利广场——我们曾在这里记起夜莺的歌唱，然后右转沿着伯克利街走向皮卡迪利广场。我在格林公园站看见晚报午时版上的新闻标题。汽油配给，能源危机，希思发表全国讲话。不关我的事。我朝着海德公园角走过去。我心乱如麻，一点都不想吃午饭。我的脚底突然冒出一种诡异的火烧火燎的感觉。我想跑，要不就踢。我想找一个凶残的对手打一场网球，我好击败他。我想冲着某个人大吼——就是这样，我就是想跟托尼吵到天翻地覆，然后赶在他抓住机会扔下我之前扔下他。风越来越大，我拐上公园巷的时候它迎面刮过来。大理石拱门上空的雨云越积越厚，随时便会大雨倾盆，再把我淋透。我赶紧加快脚步。

        路上我经过邮政信箱取信处，便走进去，有一半原因是想避寒。几个小时前我刚查过，所以其实对收信并没有抱什么期望，不料一封盖着布莱顿邮戳、日期标着昨天的信突然就出现在我手上。我摩挲着信封，像一个正在过圣诞节的孩子那样猛地把它撕开。就让今天出一件“对”的事吧，我一边想，一边站在玻璃门旁边读信。。这口气对的。还不只是“对”呢。他为自己的拖拖拉拉而道歉。跟我会面他很开心，他仔细考虑了我的要约。他打算接受资助，而且他相当感激，这个机会太好了。然后他另起了一段。我拿着信纸凑近自己的脸。他是用自来水笔写的，划掉了一个词儿，涂了个墨团。他想提个条件。

        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我们能经常联络——有两个理由。首先，我希望这个慷慨的基金会能有一张人的脸，这样每个月我拿到的那笔钱就不仅仅是一件毫无感情色彩、纯属官样文章的事情了。其次，你的赞赏对我意义深远，远非我用一张便条所能表达。我希望能不时拿出我的作品请你指教。我保证不会一味索求褒奖与鼓励。我想得到你坦率的批评。当然，如果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也希望能享有置之不理的自由。关键是，偶尔能听到你的说法，我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写给一团空气了，当我开始写长篇时，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至于这“手把手的指导”，应该不会成为什么沉重的负担。只要三不五时喝杯咖啡就可以。我很紧张，因为要写更长的东西，如今既然有人对我有所期待，我就更紧张了。我想让自己配得上这份投资。我希望基金会里那些选择了我的人，最终发觉他们做了一个能为之自豪的决定。

        周六上午我会来伦敦。十点，我可以在国立肖像美术馆里那幅塞弗恩所作的济慈肖像旁跟你碰头。别担心，如果我没得到你的回音，你也没去赴约，我也不会仓促得出任何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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