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就在选举日的前不久，奥斯丁奖评委宣布了短名单，与那堆耳熟能详的大腕——伯吉斯、默多克、法雷尔、斯帕克和德拉布尔——挤在一起的，是个陌生的名字，t·h·黑利。可是没人多加注意。新闻发布会时机不好，因为那天人人都在谈论伊诺克·鲍威尔攻击首相（他正是鲍威尔所属党派的领袖）的事。可怜的特德！人们不再担心矿工，不再担心“谁说了算”，而是开始担忧百分之二十的通胀率、经济崩溃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听鲍威尔的，是否应该选工党，自立于欧洲之外。现在指望国人考虑当代小说的事儿可不是好时机。每周三天工作制已经成功地让灯火管制无须实行，所以现在整件事都被人看成一场骗局。说到底煤炭储备并没有那么低，工业生产并未受到很大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白白惊吓了一场，要不就是出于政治目的，反正所有这些都不应该发生。

        于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爱德华·希思终于带着他的钢琴、乐谱和海景画搬出了唐宁街，哈罗德·威尔逊夫妇则重返故地。在一台正在播放的电视机上，我看到：早春三月，这位新首相站在十号门外，弓着身子，看起来颇为虚弱，几乎和希思一样疲惫。人人都很疲惫，而莱肯菲尔德宅邸里的人既疲惫又沮丧，因为这个国家选错了人。

        我再次把票投给了威尔逊，投给这个狡黠的、在左翼阵营中硕果仅存的人，所以那天我本来应该很高兴才是，可我当时精疲力竭，因为前一晚失眠。我一直在想短名单。我当然希望汤姆能赢，我比他更希望得奖。可彼得·纳丁告诉我，他跟其他人都已经读过了《来自萨默塞特平原》的校样，认为这部作品“浅薄而感伤”，“充斥着时髦的消极情绪，教人厌倦”——某天在柯曾街午餐时，纳丁叫住我，跟我说了这番话。他当时大步流星，用他那把收好的雨伞在人行道上敲了两下，然后扔下我独自琢磨我的选择是否受到了怀疑，再想想我自己是否受到了怀疑。

        渐渐地，新闻界对奥斯丁奖的兴趣越来越浓，焦点集中在名单上唯一的新名字。从来没有小说家凭处女作赢过奥斯丁奖。在奥斯丁奖的百年历史上，最短的得奖作品的字数也相当于《来自萨默塞特平原》的两倍。有许多报道似乎在暗示，小长篇总显得不够阳刚，还有点糊弄人。《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登了汤姆的特写，还附了一张他在布莱顿皇家码头前拍的照片，表情开心得没心没肺，全然不设防的样子。有几篇文章提到他获得基金会的资助。有人提醒我们，汤姆的书仓促投入印刷就是为了赶上奥斯丁奖的截止期。记者到现在还没读过他的小说，因为汤姆·麦奇勒很狡猾，故意不把评论样书发出去。《每日电讯》上登了一篇特别友好的日志，说汤姆·黑利是公认的美男子，他一个微笑就能让姑娘们“发抖”，这话打翻了我的醋缸，占有欲发作，只觉得一阵晕眩。哪些姑娘啊？如今汤姆的公寓里装了一台电话，所以我在卡姆登广场可以在一个散发着难闻气味的电话亭里跟他通话。

        “没有什么姑娘，”他兴高采烈地说。“她们肯定是在报社，对着我的照片发抖。”

        登上短名单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可是麦奇勒来电，说假如汤姆给排除在外，那他一定会勃然大怒。“太明显了，”他毫不含糊地说，“你是天才，这是杰作。他们不敢忽视它。”

        尽管报上的反应让他目瞪口呆，但这位崭露头角的作家倒是对奥斯丁奖本身颇为超脱。他已经把《来自萨默塞特平原》抛在脑后，说这不过是个“易如反掌的玩意”。我警告他不要跟记者说这样的话，因为评委们目前应该还在做决定。他说他才不在乎呢，他手头正在写一部小说，进展神速，唯有在一台崭新的电动打字机上着魔似的工作才能释放出来。对于这本书，我只知道目前的生产进度。通常是每天三四千个词，有时候能达到六千，有一回，在整个下午直至通宵的亢奋中，一万个词喷薄而出。这些数字对我没什么意义，不过当电话那头传来沙哑而兴奋的声音时，我也感同身受。

        “一万个词啊，塞丽娜。如果这样持续一个月，我就能写出一部了！”

        就连我也知道他办不到。我很想保护他，担心一旦评论出笼，就会对他不利，到时候他会惊讶自己居然会这么失望。截至现在，唯一让他焦虑的是他刚刚到苏格兰跑了一趟做研究，这件事暂时打断了他全神贯注的写作。

        “你需要休息一下，”我在卡姆登街上说。“让我周末过来。”

        “好。不过我还得继续写作。”

        “汤姆，你就给我透露一点吧。”

        “你会是最早看到的，我保证。”

        短名单公布之后的第二天，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收到传唤，反而是马克斯找上门来。他先是站在查斯·芒特桌边闲聊了几句。恰巧那天上午我们忙得要命。芒特刚写好一份内部报告的初稿，算是总结回顾，其中谈到了北爱尔兰皇家警队和军方。报告的主题被芒特尖刻地称之为“正在流脓的疮”，他指的是那些未经审判就随意羁押的行为。早在一九七一年，就有几十个抓错的人被关了起来，因为北爱尔兰皇家警队政治保安处的嫌犯名单已经过时，毫无用处。而亲英派这边的杀人犯都没有逮捕，北爱尔兰志愿军也一样。羁押条件简陋，甚至没有将他们完全分开。所有必要的程序，所有合法性都被扔在脑后——这等于给我们的敌人献上了可供宣传的大礼。查斯·芒特在亚丁服过役，他一直对军方和北爱尔兰皇家警队的审讯伎俩心存疑虑——黑头套，隔离，挨饿，噪音，罚站几小时。他急于说明，在这些事情上五处是清白的。我们这些办公室里的姑娘当然对此深信不疑。这个让人遗憾的事件正在提交欧洲人权法院。至少，按他的说法，北爱尔兰皇家警队想把我们拖下水，而军方是站在他们这边的。他对这些事的描述让他们很不高兴。我们这边有个比芒特级别高的人已经把他的草稿退了回来，吩咐他重写，务必让方方面面皆大欢喜。这终究“只是”一篇内部报告，很快就会被归档，被遗忘。

        所以他要求拿更多的档案来，于是我们频繁进出登记处，忙着把各种附件打印成文。马克斯挑了这个糟糕的时间到查斯·芒特身边转悠，还企图让他全神贯注地聊天。如果按照严格的保密条例，在这些卷宗都给打开的情况下，他压根就不应该踏进我们的办公室。可是查斯为人谦和有礼、富有教养，不好意思挑明。不过他的回答很潦草，很快马克斯就跑到我这里来了。他手里攥着一只小小的棕色信封，他故意夸张地把信封放到我桌上，用响得足以让所有人听见的嗓门说，“等你有空就看一眼，”说完他就走了。

        我打定主意，我没空，直到时间过去很久——或许有一个钟头——之后。我最担心会在公文信纸上看到感人肺腑的告白。好在我最终读到的是一份打字的备忘录，抬头上标着“最低保密级”、“甜牙”和“MG致SF”，还附有流转名单，包括纳丁、塔普以及另两位我没认出的姓名缩写。马克斯写这张条子显然是为了留档的，一开头就是“亲爱的弗鲁姆小姐”。信上给了我一个我“可能已经考虑过”的建议。“甜牙”的宗旨之一是赢得公众注意，这种效应也可能超过预期。“我处员工应避免被新闻界拍到照片或者写进报道里。你也许认为自己有义务参加奥斯丁奖的酒会，但还是建议你最好避开。”

        不管我有多讨厌这封信，但它确实说得很有道理。我也确实曾打算跟汤姆一起去。无论成败，他都需要我。可是，他为什么要写这封到处流转的信，而不是在我耳边说一句话？难道对马克斯而言，单独跟我说一句话都太痛苦了吗？我很怀疑有什么官僚主义的陷阱在等着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到底是违抗马克斯的命令呢，还是不参加招待会。后者似乎更安全，因为这样做程序上没有问题，可是一想到这个我就恼火，那天傍晚的回家路上，我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对马克斯和他的那些诡计——不管到底是什么样的诡计。想到必须为了缺席对汤姆杜撰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我就愈发生气了。家里人生病，自己得流感，还是有要紧的公务？我决定虚构一块发霉而致病的点心——急性发作，溃不成军，迅速恢复——而这种欺骗又自然而然地把我带回那个老问题。从来没有什么合适的时机可以向他说实话。也许我应该先拒绝他加入“甜牙计划”，然后跟他上床，或者先上床再离开军情五处，要不就在第一次约会时就告诉他……可是，不对，这些都说不通。我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以后会怎样，一旦我意识到了，这感情就显得弥足珍贵，老让我担心它受到威胁。我可以先告诉他再辞职，或者先辞职再告诉他，可我还是得冒着失去他的危险。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永远别告诉他。我自己心里能过得去吗？呃，我已经到这一步了。

        奥斯丁奖和它那个尚在襁褓之中却动静很大的小弟弟布克奖不同，它不太热衷于盛宴名流，也不会在评委会阵容上大做文章。按照汤姆的说法，他们会在多尔切斯特开一个很有节制的酒会，由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界名人简短致辞。评委会大部分都是文学界的，学院派，批评家，偶尔会夹杂一个哲学家或者史学家。奖金一度高昂——一八七五年，两千英镑能让你过上好久。现在它的奖金已经不能与布克奖匹敌。如今奥斯丁奖的价值仅仅在于其声望卓著。有传言说多尔切斯特的酒会现场要上电视，不过据说那些年长的信托管理人对此相当谨慎，而汤姆说，还是布克奖更有可能把自己推上电视。

        酒会定于次日傍晚六点开始，五点，我从梅费尔的邮局发了一份电报给汤姆，转多尔切斯特。“病。变质三明治。牵挂你。完事后来卡姆登。爱你。S。”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办公室，对自己和自己的处境很是厌恶。要是搁在以前，我就会问问自己，这事情如果落在托尼身上他会怎么做。现在这一招没用了。我这种黯然神伤的样子很容易被人当成生病，于是芒特就打发我早早下班。我六点到家，此时我本来应该挽着汤姆的胳膊，在多尔切斯特酒会入场的。快到八点时，我想我应该扮演一下我的角色了，以防他万一提早出现。要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太舒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穿上睡衣睡裤，外面罩上睡袍，躺在床上郁郁寡欢、自怨自艾，然后我读了一会书，睡了一两个小时，没听见门铃响起。

        肯定是同屋的哪个姑娘放汤姆进来的，因为我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他站在我床前，一手攥着支票的一角，一手拿着一本刚刚印好的他的小说。他咧开嘴笑着，像个傻子。我早就忘了那块有毒的三明治，一跃而起抱住他，我们又是欢呼又是嚷嚷，一时间沸反盈天，弄得特莉西亚来敲门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们告诉她没事，然后我们做爱（他似乎很饥渴），完事后到外面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白塔餐厅。

        自从初次约会之后，我们就没回来过，所以这回有点类似周年纪念的性质。我坚持要带上《来自萨默塞特平原》，我们在餐桌上把书传来递去，把这一百四十一页来回翻阅。我们很欣赏这字体，也很喜欢书上附的作者照片和封面，封面以粗粝的黑白影调呈现出一个荒芜的城市，可能是一九四五年的柏林或者德累斯顿。看到题献页上写着“致塞丽娜”，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去想这样对保密工作有什么影响，只顾着尖叫起来，从椅子上站起身亲吻他，然后听他描述当晚盛况，说到威廉·戈尔丁离奇古怪的致辞，以及评委会主席——一位来自加的夫的教授——发表的那段更容易理解的讲话。宣布他名字的时候，汤姆很紧张，他欠身向前，却在地毯边缘绊了一下，手腕砸在椅背上。我轻柔地亲了亲那只手腕。颁奖仪式结束后他接受了四段简短的采访，不过没有一个记者读过他的书，他说什么其实无关紧要，这番经历让他觉得自己活像个骗子。我要了两杯香槟，我们举杯庆贺第一位凭处女作赢得奥斯丁奖的小说家诞生。这件事实在太棒了，所以我们甚至犯不着喝醉。我还记得要自己吃得小心一点，病人理该如此。

        汤姆·麦奇勒对出版时机的把握就像登月一样精准。或者说奥斯丁奖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短名单，特写报道，获奖消息，这些都让读者的期待越积越多，他们得等到本周末新书上架且首批书评同时刊出时，才能一偿心愿。我们的周末计划很简单。汤姆将继续写作，而我则先在火车上把报上所有对他的评论读一遍。周五傍晚抵达布莱顿时，我的大腿上已经堆了七篇书评。大部分都对我的情人颇为赞许。《每日电讯》：“唯一的一丝希望是父女俩之间的纽带（堪称当代小说中最温柔动人的情感描写之一），然而，读者很快就意识到，这部阴郁苍凉的杰作不得不将这一丝希望也切断。这令人心碎的结局几乎超出了所有人承受的极限。”《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一点奇特的微光，一道怪诞阴森、从地底下透上来的光，弥漫在黑利先生的文字中，让读者内心的视角产生幻觉，仿佛将灾难临头的末日世界变成了一个虽然严酷冷峻却有着某种无可抵挡的美感的王国。”《聆听者》：“他的文字毫不留情。他具有精神病人特有的那种干涩而平静的目光，他笔下的人物虽然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相貌上讨人欢喜，却不得不在一个没有神祇的世界上承受最悲惨的命运。”《泰晤士报》：“当黑利先生放出狗来撕咬一个饥饿的乞丐的内脏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扔进了现代美学的熔炉，我们受到了挑衅，忍不住想质疑，或者至少惊讶地眨眨眼睛。落到大多数作者手里，这一幕场景都会写得漫不经心，随意涂抹几笔，不外乎受苦受难，以及无可饶恕的罪孽，可是黑利的气质既坚韧又超脱。从第一段起你就在他的掌控之中，你知道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你可以信任他。从这本小书里，能看到天才具有怎样的潜力，必须承受怎样的负担。”

        我们已经穿过了海沃兹希斯。我从包里拿出那本书，我的书，随意读了几页，当然啦，这回我开始换新的角度审视这些文字。人们的交口称赞威力无穷，《来自萨默塞特平原》看上去真的不一样了，它始终对自己的行文方式和推进目标胸有成竹，像是在踩着节奏给读者一步步催眠。而且那么洞察秋毫。读来宛若一首庄严华丽的诗，就像《艾德稠普》一样精准而富于悬念。伴着火车的抑扬格节奏（是谁教会我这个词的？）我能听见汤姆在字里行间浅吟低唱。如我这般卑微的小特工，仅仅在两三年前还妄言杰奎琳·苏珊写得比简·奥斯丁更好，我能有什么见识呢？不过，我总该信任大伙的交口称赞吧？我拿起《新声明》。汤姆曾跟我说过，这份杂志在文学界很有声望。从目录上就能看到，文艺编辑本人在这一期的主打书评中亮出了她的判断：“诚然，作品中不乏极度冷静的片段，如同临床诊断般精准的描述能力，不时让人涌起对人类的一阵阵厌恶之情，不过，总体印象较为牵强，有种落入俗套的气息，写得感情用事，不够扎实。他欺骗自己（而非读者）：他正在就我们的普遍困境阐发深刻的道理。它欠缺的是规模、雄心以及纯粹的机智。不过，他还是大有潜力的。”还有《旗帜晚报》的“伦敦人日志”：“这是由任何委员会做出的最糟糕决定之一……今年的奥斯丁奖评委也许都想充当财政部的角色，下定决心要让他们这个奖大大贬值。他们选中一部反乌托邦青春文学，长着满脸青春痘讴歌兽性与骚乱，还好它比短篇长不了多少。”

        汤姆说过他不想看书评，所以那天傍晚我在公寓里挑了几段好评念出来，然后把差评笼统总结，用最平实的言辞说出来。那些赞扬之词当然让他高兴，不过显然他的兴奋劲已经过去。即便在我朗读那些段落（其中包括“杰作”这样的字眼）时，他的眼睛也在忙着浏览一页打出来的稿子。我刚读完，他就又开始打字，还想写个通宵。我出去买来炸鱼和薯条，他就在打字机边上吃，就着昨天的《阿尔戈斯晚报》，那上面有一则关于他的最好的短评。

        我读的时候他几乎什么也没说，这情形一直持续到我上床睡觉。一小时之后我还是没睡着，于是他再一次用那种崭新的、无比饥渴的方式跟我做爱，就好像他已经禁欲了一年。他喊得比我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响。我拿他打趣，说他这种风格叫“猪拱槽”。

        次日，我伴着他的新打字机轻轻的敲击声醒来。我经过他身边，亲了一下他的头顶，然后出门赶周六早市。我买完东西，买下一堆报纸，拿到常去的那家咖啡馆。一张靠窗的桌子，一杯卡布奇诺，一只杏仁可颂包。完美。《金融时报》上还有一篇漂亮的书评。“读t·h·黑利，就好像坐上一辆开得太快、在逼仄的角落连续转弯的车。不过，请放宽心，这辆线条优美的车从来不会偏离路径。”我真想把这一段念给他听。这一叠下面是《卫报》，头版上登着汤姆的名字和一张他在多尔切斯特拍的照片。不错。有一整篇都是写他的。我翻到那一版，看了一眼标题——僵住了。“奥斯丁奖得主受军情五处资助”。

        我差点当场吐出来。第一个冒出来的傻念头是：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看到的。一位“可靠的线人”向该报证实，“自由国际基金会”或许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另一家机构的资助，而这家机构的部分资金则来自一个间接被军情五处资助的组织。”我慌乱地把文章扫了一遍。没有提“甜牙行动”，也没提其他作家。对于那份月薪，对于汤姆如何在拿到第一份之后便放弃研究生教职的过程，此文都有准确的描述，此外，伤害性相对较弱的一点是提到了“文化自由协会”以及它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关系。杂志的往事又给回了一遍炉。文章注意到，关于东德起义，t·h·黑利写过：

        措辞激烈的反共文章，批评过西德作家对柏林墙保持沉默，最近还写过罗马尼亚诗人受到政府的迫害。也许这只是所谓的“志同道合”——我们的情报机构乐意看到这样的现象在国内遍地开花，也许只是一位右翼作家，对身边同事普遍左倾的趋势心存疑虑，进而溢于言表。然而，如此偷偷干涉文化的事情一经曝光，人们当然有理由质疑，身处战环境，到底还有没有公开性和文化自由。截至目前还没有人怀疑奥斯丁奖评委的操守，不过奥斯丁奖的托管理事们也许会嘀咕，他们那博学多才的委员会究竟选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当黑利的名字揭晓时，会不会有香槟酒的软木塞在伦敦的某些秘密办公室里飞来飞去。

        我把这一篇又读了一遍，一动不动地坐了二十分钟，我那杯根本没碰过的咖啡已经凉了。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这事根本无法避免：如果我不说，那就会有别人告诉他。我那么懦弱，就必然要接受这样的惩罚。这下我会显得多么可恶多么可笑啊，被迫大白于天下，竭力用诚实的口气说话，拼命为自己开脱。亲爱的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我害怕失去你。哦，不错，真是天衣无缝。我哑口无言，他丢尽颜面。我恨不得直奔火车站，赶上下一班去伦敦的火车，从此淡出他的人生。好啊，让他独自面对风暴。这样岂不是更懦弱了？话说回来，以后他也不会再想让我靠近他。这倒是各取所需了，尽管我心里很清楚根本无处可逃，我只能面对他，我只能去公寓，把文章拿给他看。

        我拿起鸡肉、蔬菜和报纸，替我这顿压根没吃过的早餐买了单，缓缓沿着上坡道走到他住的那条街上。上楼时我听见他打字的声音。好吧，他快要停下了。我走进去，等着他抬头来。

        他发现了我，微微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他正打算继续写，我说，“你最好看看这个。这不是书评。”

        《卫报》的那一版给我折了角。他拿起报纸，背过身，开始看。我呆呆地胡思乱想，等事情到了那一步，我是不是该收拾一下行李，还是转身就走。我在床底下放了一个小行李箱。我得记得把电吹风带走。不过也可能没这个时间。他没准会把我直接扔出去。

        最后他看看我，话音里听不出什么感情色彩，“真可怕。”

        “对。”

        “我该怎么说？”

        “汤姆，我不是……”

        “我是说，这些钱有迹可循。听这段。什么什么基金会，‘受到另一家机构的资助，而这家机构的部分资金则来自一个间接被军情五处资助的组织。’”

        “真对不起，汤姆。”

        “部分？间接？背后有三个机构？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不知道。”我听见了“我们”，可我并没有真正搞懂那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去过他们的办公室，他们的那一套我都看到。完全是光明正大的。”

        “当然是。”

        “我猜我应该要求替这些书做个审计。像个他妈的会计！”

        现在他火了。“我就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政府想要推出某些观点，那为什么要偷偷地来？”

        “没错。”

        “他们手里有友好的记者，有人文艺术委员会、奖学金、BBC，有信息部门，有皇家社会公共机构。我不知道他们他妈的有多少东西。整个教育系统都是他们管的！有什么必要动用军情五处？”

        “确实不可理喻，汤姆。”

        “这是在发疯。这是那些特务官僚机构让自己一直有活干的办法。不晓得哪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怀揣暧昧的梦想，拿出这条诡计取悦他的上级。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甚至没人会问。这真够卡夫卡的。”

        他突然站起来，向我走过来。

        “听着，塞丽娜。没人吩咐过我写什么。替一位身陷囹圄的罗马尼亚诗人说话，并不意味着我就成了右翼。说柏林墙是一堆屎，也不意味着我成了军情五处的傀儡。说西德作家不敢写柏林墙，都是一群懦夫，也不能说明什么。”

        “当然不能。”

        “可是他们暗示的就是这个意思。去他的志同道合！人人都会那样想。”

        难道事情真会这样简单？就因为他那么爱我，而且认为我是那么爱他，所以他根本没法猜疑我？他真会那么幼稚吗？我看着他在小小的阁楼里走来走去。地板嘎吱嘎吱响声大作，从屋椽上悬下来的灯动了两下。我们正走在半路上，我现在跟他说出真相当然是个合适的时机。可是我知道，我不舍得放弃这个“死缓”的机会。

        他又开始怒火中烧。为什么针对他？这不公平。这是恶意的。就是看准了他的事业眼下刚刚开了一个漂亮的头。

        接着，他停下来，说，“礼拜一我就到银行去，要他们拒收此后的资助。”

        “好主意。”

        “我能靠奖金维持一段。”

        “对。”

        “可是，塞丽娜……”他又向我走来，握住我的手。我们互相对视，亲吻。

        “塞丽娜，我该怎么办？”

        我控制住自己的嗓音，用平静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声调说：“我觉得你必须发表一个声明。写出来，致电报业协会发布出去。”

        “我需要你来帮我起草。”

        “当然。你得说你毫不知情，你义愤填膺，你将停掉那笔钱。”

        “你真了不起。我爱你。”

        他把新作的稿子塞进一只抽屉，锁好。然后我在打字机前坐下，塞进一张白纸，我们一起写草稿。我用了好几分钟才适应电子打字机格外敏感的触键。草稿完成以后，我读给他听，他说，“你还可以再加一句：‘希望藉此澄清，本人与军情五处的任何成员从无任何交流或联络。’”

        我发觉我的膝盖在发抖。“这句你不需要说。你前面说的话已经够清楚了。这话听起来似乎反击过度了。”

        “我拿不准你说的对不对。说清楚不好吗？”

        “已经说清楚了，汤姆。真的。你不需要这句。”

        我们的视线又交织在一起。因为熬夜，他的眼眶红了一圈。除此之外，我在他眼睛里只看到了信任。

        “那好，”他说，“这个就别管了。”

        我把草稿递给他，自己到隔壁，躺上床，而他通过接线员打通报业协会的电话，把他的声明念了一遍。让我吃惊的是，我听到他把自己刚刚同意删掉的那一句——换了个说法——念了出来。

        “本人要藉此澄清，我平生从未接触过军情五处的任何成员。”

        我坐起来，想开口叫住他，可为时已晚，于是我又颓然倒在枕头上。从早到晚想着同一件事情已经让我厌倦透顶。告诉他吧。把这事了了。不！你怎么敢。事情已经不受我控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听见他放下电话，走到桌边。几分钟之后他就又开始打字。这是多么厉害、多么了不起啊，能有这样惊人的定力，心无旁骛地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高歌猛进。我继续躺在这张从早上起来以后就没有整理过的床上，不晓得做什么好，下周一定会大难临头，这个念头让我倍受压抑。哪怕《卫报》上的这篇新闻没有人跟踪报道，我的工作也会乱作一团。何况追踪报道一定会有。事情只会越来越糟。我应该听马克斯的话。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可能只知道他写出来的这些内容。但是，万一他知道得更多，我的身份被暴露，那么……那么我就应该赶在报纸之前告诉汤姆。又回到这个问题。我没动。我动不了。

        四十分钟之后，“打字员”停了下来。又过了五分钟，我听到地板嘎吱作响，汤姆穿着外套进来，坐在我身边，吻我。他很烦躁，他说。他已经有三天没出门了。我是否乐意陪他到海边走走？我是否乐意让他请我在惠乐士午餐？这真是一剂镇痛香膏，顿时忘却烦恼。我一套上外衣，我们就出了门，挽着胳膊下坡向英吉利海峡走去，就好像这又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周末。只要能在眼前跟他厮守，我就有安全感。汤姆情绪高昂，这让我好受了一点。他似乎觉得在报上发表了声明，这事就算解决了。我们沿着海滨大道向东走，一股清新的北风吹过来，右侧的灰绿色海面上漂着泡沫，泛起涟漪。我们走过坎普镇，然后从一群举着标语牌抗议船坞修建计划的游行示威者中间穿过。在我们看来，不管造不造，都无所谓。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回到原地，游行已经散了。

        就在此时，汤姆说，“我觉得有人跟踪我们。”

        我一阵惊恐，胃猛地往下一沉，因为在那一瞬间里，我以为他在暗示他什么都知道，以为他在嘲笑我。可他是认真的。我回头看。天冷有风，所以没什么人散步。只能看见一个人，距离也许有两百码，甚至更远。

        “就那位？”

        “他穿一件皮衣。我能肯定我离开公寓时就看到他了。”

        于是我们停下来，等着这个男人追上我们，可是，一分钟之内他就穿过马路，拐上一条小街，离开了海滩。此时，我们更急于赶在午市结束之前赶到餐馆，于是匆匆回头，赶往巷道商业区和我们那张饭桌——“照例”是那张，我们就着夏布利酒吃烤鳐鱼翅，末了，再来一壶看起来病恹恹的乳酒冻。

        走出“惠乐士”时，汤姆说，“他在那里，”然后指了一下，可我什么也没看到，只能看到一个空旷的街角。他突然启动，一路小跑着过去，然后站在那里，双手托着腰，显然，从那里他没看见任何人。

        此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事——甚至比原来更迫切——就是回到公寓里做爱。他以前从来没有如此疯狂如此沉迷过，这回实在是太投入了，以至于我根本不敢跟他开玩笑。我倒是不太想。我能感觉到下周将会何等寒意逼人。明天我要坐下午的火车回家，洗头，准备衣服，周一上班我得向上级说明自己的情况，面对上午的报纸，而且，或早或晚，终究要面对汤姆。我不知道我们俩谁会倒霉，或者说谁会更倒霉——如果这有任何意义的话。我们俩谁会身败名裂？就让我独自承担吧，别把我们俩都搭上，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看着汤姆起床，从椅子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光着身子穿过房间，走进浴室。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些事也不该落到他头上。他只是运气不好，碰到了我。想到这里，我睡着了，就像以往一样，听着他的打字声坠入梦乡。遗忘似乎是唯一合理的选择。我睡得很香，一个梦都没做。在傍晚的某个时段里，他悄悄回到卧室，钻进被子躺在我身边，又跟我做爱。他棒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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