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之战，使大明帝国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是大清帝国与大明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殊死战。这场大会战，是皇太极生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其判断和指挥称得上出神入化，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从此，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内外敌人了。

        两年后，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汗国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这一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蒙古奔袭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就在这差不多同一时刻，西北山陕地区陆续发生了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暴动。

        此后，大明帝国烽烟四起，它不得不在对抗大清铁骑的同时，费尽心机地力图遏制四处流窜的暴动农民。

        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皇太极，还是张献忠、李自成，均大受其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成了素不相识、素无往来却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奋战于不同的战线，向他们备受憎恨的共同敌人大明帝国发起攻击。

        就这样，大明帝国曾经强横无比，由于自我感觉过好而极度傲慢，如今受到了来自外部敌人和自己内部治下人民两个方面的憎恨。帝国无比艰辛地周旋于内外强敌之间，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便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作战的窘境。

        皇太极曾经和他的部下谈起过自己对于明王朝的总体战略：大明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要想一下子推倒它不是那么容易。因此自己要带领他们砍伐这棵大树的枝枝杈杈、根根梢梢。等到这树枝秃根朽之后，轻轻一推，它也就轰然倒地了。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皇太极看着壮丽如画的北京城，不无轻蔑地说道，此时拿下那皇城中的“痴儿”，大约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攻之易而守之难，于是他放弃了攻打北京城。皇太极具有极强的定力，其战略思想显然是明确而一以贯之的。为此，甚至有部下认为他太过于瞻前顾后，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这一次绕道奔袭大明京师，皇太极获得重大战果。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又陆续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长途绕道奔袭，每一次都战果丰硕，大体上达到了下列两个目的：其一劫掠了大量人畜物资，其二极大消耗了大明的力量。此外，于有意无意之间，还在第二战场、两线作战的意义上，特别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张献忠、李自成们的发展壮大。

        松锦之战，则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他对大明这棵老朽的大树，完成了诸多砍伐工作后的最后一击。

        被认为是国家栋梁的大将满桂，死了；号称一代名将、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赵率教，死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战死沙场，死在了抗击敌人的阵地上，算是死得其所。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死了；号称肝胆义气奇男儿的袁崇焕，死了。他们则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帝手中，死得惨烈无比，死得充满了负面的价值。而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孙承宗，也被皇帝不由分说地免去职务，黯然回乡了。

        时人和后人谈到此时的大明帝国，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贿赂公行，党争剧烈，刑章倒错，宵小横行。意思是说，贪污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帝国官场中不问是非善恶只看是不是自己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国家重用奖励的大多是些坏蛋，品行高尚才干卓越之士或者命运悲惨或者很快便被边缘化，而贪官污吏、宵小坏蛋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帝国堂皇的庙堂之上。在内外敌人和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大明帝国似乎在目不暇接的转瞬之间，便完成了从花团锦簇沦入百孔千疮的全过程。

        速度快得令人目瞪口呆，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松锦之战发生在皇太极和洪承畴之间。

        此时，偌大的一个大明帝国，如果说还有能够和皇太极抗衡的人物的话，或许就只有洪承畴和孙传庭了。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出真正的悲喜剧。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字亨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此人能文能武，富有才干，曾经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的真正克星。

        当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闯将时，闯王高迎祥就大败于洪承畴指挥的一次大战中，他本人也被洪承畴指挥的孙传庭所俘，并被送往京城处死。李自成成为闯王后，在与洪承畴的陕西潼关南原一战中，全军覆灭，李自成仅仅带领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恰在此时，皇太极发动了针对大明朝的军事行动。假如崇祯皇帝多一点点政治谋略和战略头脑，不是急吼吼地将洪承畴和孙传庭调去对付皇太极的话，李自成可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可能会死在商洛山中，而不是后来的九宫山。当时的大诗人、大学者吴伟业认为，大明帝国“危亡之局，实决于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意识到，这种见解的确有根据而且十分准确。

        这件事情发生在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冬天。这年冬天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充满黑色幽默，其情节之离奇，让人无法置信，可能足以令不管拥有多么丰富想象力的小说家都要瞠目结舌。

        洪承畴担任大明帝国陕西三边总督时，曾经专门负责平息关中地区的农民暴动，孙传庭是他极为得力的部下。孙传庭有大才干，治军严整，作战作风凶悍而富有谋略，在与暴动农民的周旋中，屡立大功。高迎祥死在他的手里，李自成也大败在他手下，一大批农民军首领都曾经吃过他的大苦头。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他似乎就没有打过败仗。《明史》作者认为他“沈毅多筹略”，就是深沉刚毅多谋善断的意思。（《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假如运气足够好，或者上天能够赋予他另外一种才能的话，他有可能成为大明帝国末年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可惜，他的运气不够好。或者说，上天对他还不够关爱，没有在赋予他处理军国大事之能力的同时，还赋予他帝国官场更加看重的才能，比如察言观色、投人所好、乖巧一点，更讨人喜欢一点等等。结果，他性格和才能上的此种特征，导致他的顶头上司很生气，后果也就变得特别严重。

        差不多就在他屡立大功的同一时间，崇祯皇帝特别着迷地宠信上了杨嗣昌，几乎给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理军机大事的全权。偏偏孙传庭无法苟同他的诸多决策，并上书皇帝申诉自己的看法，导致杨嗣昌切齿痛恨之。在此前后，孙传庭还因为缺少投人所好的才能，把一位同样得罪不起的大太监高起潜也得罪得不轻。于是，孙传庭应该受到的奖励和晋级便多次被压在杨嗣昌手中，他的部下也自然受到了同等待遇。

        潼关南原战后，李自成全军覆灭，只有十八骑随他逃遁到商洛山中。就在孙传庭和洪承畴准备彻底搜剿商洛山时，皇帝急急忙忙地命二人率部进京，前去保卫京畿并对付皇太极。就此，李自成获得了一线生机，而孙传庭则掉进了无边的噩梦之中。

        孙传庭接到崇祯皇帝的调令，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赐尚方剑，代刚刚战死的总督卢象升对抗入侵清兵。当此时，孙传庭带兵来到了北京郊外。杨嗣昌和深受皇帝喜爱的大太监高起潜不愿意孙传庭见到皇帝，二人找了许多理由，证明孙传庭十分招人讨厌，说服皇帝下旨“切责”——痛斥孙传庭，并以京师戒严为名，不许他进京朝见。

        恰在此时，洪承畴也赶到了京郊。皇帝不但派人来到郊区犒劳，而且命他即刻朝见天子，搞得孙传庭意兴阑珊，颇感郁闷。

        随后，在杨嗣昌主持下，做出了一系列决策。此时的孙传庭还是没有学会看人脸色，他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和杨嗣昌辩驳不已。他认为，不应该把陕西精兵长期调离山陕地区，以防发生不可测之后果。他说的一切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

        一年之后，李自成就是在陕西部队被调走后，休养生息并东山再起的。然而，倒霉的是，预言家本人不但两个耳朵都聋了，而且在他的预言被证实的过程中，他只能在皇帝的监狱里苦熬时光。

        关于孙传庭耳聋的经过，《明史》中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意是说，孙传庭坚决劝告杨嗣昌接受自己的忠告，“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表明他的耳聋与心境的极度焦虑郁闷有关。

        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大体过程是：

        孙传庭接受皇帝的调令时，曾经上书皇帝，其中谈道：“边疆事务败坏到这种程度，原因是决策失误；目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请求皇帝允许我当面商决大计。”（《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不久，适逢京师解除戒严，皇帝重新任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也就很自然地请求觐见皇帝。杨嗣昌知道后，大惊，以为孙传庭是要在皇帝面前对付自己。于是，将孙传庭派来投书的人拒之门外，并将给皇帝的上书一并退还本人。孙传庭大为恼火，立即上书皇帝，“引疾乞休”，就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杨嗣昌一见，也立即上书皇帝，弹劾孙传庭，说他并不是真的聋了，而是以此为借口，发泄对皇帝的怨气。崇祯皇帝遂大怒，下令撤销孙传庭的一切职务，废为平民。然后，想想不过瘾，又派一位省级官员前去核实孙传庭那厮是真病还是假病，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这位官员核实后报告说：孙传庭真是聋了，不是托词。皇帝又大怒，索性把这位官员和孙传庭一起抓进了监狱。

        《明史》记载说，举朝皆知其冤，可是没有人为他讲话，原因是没有人敢于让皇帝和杨嗣昌不高兴。

        此后，孙传庭在监狱里一待就是三年。三年间，杨嗣昌一败涂地，孙传庭曾经作过的预言成为现实，而且是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的那一种——陕西精兵离开山陕地区之后，李自成得以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孙传庭，于是，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再立新功。三年时间，天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然成了气候，在皇帝的逼迫下，孙传庭稀里糊涂地死在了战场上。

        如果说孙传庭遭遇了黑色幽默般的命运，洪承畴演出的就是一出悲喜交集的、相当经典的小剧场实验话剧了。

        洪承畴肯定十分了解孙传庭的才干与为人。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无法知道孙传庭的遭遇对洪承畴产生了什么影响。

        差不多在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同时，洪承畴接受了总督蓟辽军事、对抗皇太极的重任。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职，从萨尔浒之战开始，近二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建功立业后全身而返。几乎所有面对这个使命的人，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够证明大明帝国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何等轻浮乖戾了。

        洪承畴富有谋略，声名卓著，深孚众望，在这个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凶险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两个人，从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外。

        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在第四次派遣大军远道奔袭并大获全胜之后，接受一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开始调整自己的整体战略，将兵锋正面指向了宁锦一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筑义州城。

        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中，提出了对明战略的总体设想，分为三策：其一，为刺心之策，主张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国首都后，再行平定全国；其二，为断喉之策，主张绕过宁锦，直抵山海关下，一举拿下天下第一关，然后，回手扫荡宁锦等城，再图关内；其三，为剪重枝伐美树之策，先下宁锦，再抵关门，进取全国。

        皇太极接受了第三策，并进一步发挥为：选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作为屯兵、进取锦州的前进基地。这里位于锦州北侧九十里处，位于广宁与锦州之间，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利于垦荒屯种。清军屯田于此，极为有效地逼近了明军的山海关外诸城，令其生产与生活大受威胁。

        经过数次绕道长途奔袭，皇太极必定深切意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大战略价值：不拿下锦州、宁远，不但无法打通由山海关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绕道破长城入关也时时面临被切断退路之危险，从而，成为绞杀大明帝国那根铁索中最为薄弱的链条。大明朝如果出现一位坚强有力、具有战略头脑的统帅的话，长途奔袭的远征军立即就将陷入被反封锁的境地之中，且驻守在锦州、宁远、山海关的明军，在与八旗铁骑十余年的反复搏杀中，也锤炼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关宁铁骑。他们完全可能乘虚捣袭盛京沈阳，届时，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一个伟大的统帅与一个庸才的区别经常表现在：前者时常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而后者则总是以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胜利。拿破仑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战百胜，仅仅是因为作战之前永远觉得对手比自己聪明得多；而他的对手们却总是把拿破仑当成傻瓜。稍为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情形恰好出现在大清与大明这一对冤家之间。

        大约就是出于此种考虑，皇太极几乎每次在出兵远道奔袭时，总是会派兵不停地打击宁锦一线的明军，敲打他们，使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整日提心吊胆，生怕被鞑子偷袭、围困或断了后路。有时，皇太极甚至会亲自领兵前往锦州、宁远等地，牵制明朝军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而大明帝国军队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偷袭沈阳，也可以断掉入了关的鞑子们的后路，把他们围困在充满敌意的长城里面，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敌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别难看。这种想法可能远远超出了大明帝国君臣们的想象力，会把他们吓坏，令他们想都不敢这样去想。

        令人不胜叹息的是，情况若仅仅是这样的话，还算是很不错了。大明帝国此时糟糕的景象，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达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

        有一次，皇太极率兵来到明军城下，皇太极挑战说：“如果你们出兵一万人的话，我就只以一千人应战；你们要是出兵一千人，我就以一百人应战。咱们堂堂正正地打一仗，你们也可以掩饰一下欺蒙皇帝的罪过，要不然，总是空口说白话地骗你们的皇帝，你们不觉得太可耻了吗？”这种挑战，皇太极做过不止一次，大明帝国军队从来没有人应战。（《清太宗实录》卷十九，天聪八年八月己卯条）

        一位大臣告诉崇祯皇帝：山西崞县（即今日之原平），只有两千左右敌人，俘获了一千多当地男女，经过代州城下时，被俘的人们与城头上的亲人遥遥相对哭泣，城上始终不发一兵一卒救援，任清军饱掠而去。崇祯皇帝听后，“顿足太息”，没有任何办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有一位兵部尚书，名叫张凤翼。清军攻破长城进入内地后，他担心皇帝问罪，于是，主动请缨，愿意率领各路援军抗击清兵。皇帝十分喜悦，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白银万两，赏功牌五百。于是，张凤翼很威风地率军出发了。此后不久，清军在河北地区攻城略地，我们的兵部尚书和当时的蓟辽总督梁廷栋仿佛送行一般，仅仅跟在清军后面转来转去，始终没有接战。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最后。

        清兵饱掠女子、玉帛、牲畜之后，决定回家了。他们选择建昌、冷口北撤。按照一般军事常识，撤兵时，应置精兵殿后，以防备敌人追袭。此次，清军大模大样地采取了一个很少见的做法——将大军主力放在最前面，将所有辎重和抢劫来的物资放在最后，大小车辆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逶迤而去。史书记载说，他们让所有抢来的妇女一律穿上鲜美的服饰，浓妆艳抹之后坐在车上，然后，鼓乐齐鸣地一副凯旋景象，就这样，连续四天才陆续走完。张凤翼带领大军躲在坚城之内，目送敌人在他眼皮底下招摇远去。最后，居然是一位监军太监刘景耀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带着自己的部下，杀出城去，据说，他们颇有斩获：袭杀了一百多个敌兵，并抢回来了一些人口、牲畜和物资。

        战后，为了害怕皇帝追究责任，恐惧已极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与蓟辽总督梁廷栋相继服食大黄麻求死，并陆续死掉。让人完全无法明白，他们既然知道难逃一死，为什么却不愿意选择轰轰烈烈地战死在沙场。

        在与皇太极的博弈中，最有喜剧色彩的一幕出现在洪承畴之前一任蓟辽总督身上。

        这位总督名叫吴阿衡。当皇太极派遣的大军打进长城时，他和总兵吴国俊正在为皇帝派来的监军太监邓希诏举办生日宴会。监军太监权力很大，因为他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且掌握着钱粮、辎重、火器等等。因此，前敌将领没有人敢得罪这些皇帝身边来的人。

        在生日宴会上，吴阿衡总督和邓希诏监军酒逢知己千杯少，约定：在场者每人都必须干满一百杯，为监军祝寿。结果，喝到中途，传来清军破关入侵的紧急军报。吴阿衡总督很有点儿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他镇定如常，派总兵吴国俊前去御敌，然后，仿佛根本就没听过那十万火急的如火军情，仍然坚持必须喝完一百杯、决出胜负方可罢休。

        最后，终于胜利喝完一百杯的总督，于酩酊大醉之中，居然还没有忘记敌人已经打进来了。于是，烂醉如泥的总督被部下扶上马，一路趔趄着杀向前敌，最后，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兵之中。那位倒霉的总兵吴国俊也战死在疆场上。

        就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不停看到的那样，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每当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迅速被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得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人们具有充足的理由，由衷地感叹“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俗语的精当准确。

        这种局面要想扭转，常常需要帝国将自己的能量耗尽，或者上天出面干涉，譬如令那头猪死掉，才有可能做到。

        不幸的是，一头猪死掉后，新上来的还不如前面那一位。在前任打下的让人觉得已经糟不可言的基础上，后来者时常有本领坏得超出人们的预期，坏得更加离奇，使人们一再感受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恐惧。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等，为猪们甚至更坏的畜生大模大样地走上龙椅，铺设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就这样吧，让我们书归正传。

        就这样，皇太极以筑城义州为开端，开始实施对锦州的持久围困。他先后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铎率兵围困锦州，随后，又加派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轮番围城，以期达到长围久困万无一失之目的。

        这种围城和攻坚对于双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时，大明方面的锦州主将是素有名将之称的祖大寿，在他的指挥下，锦州城防守严密，粮饷充足，致使清军打得十分艰苦。一度被包围的明军尚未动摇，围城的清军反而粮草不继，逼得清军前敌主帅多尔衮为防备城中的明军突然冲杀出来无法收拾，不得不下令全军后退三十里，以便兵就食马有草，并命令军中将领带部下分批回沈阳休整。这就在事实上解除了锦州的包围。皇太极知道后，极为震怒，下令严厉处置。多尔衮根据大清家法，自请死罪，最后，皇太极下令削去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处分。随后，皇太极的命令被迅速执行，锦州城外被清军加筑了一道围城，与杏山、松山、宁远的联系被阻隔掐断，锦州成了孤城，陷入了真正的危机之中。

        崇祯皇帝接到祖大寿的求援报告后，命令洪承畴前去救援，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提出：若没有十五万兵马，没有足够一年的粮饷，则根本不能谈战守之事。崇祯皇帝同意洪承畴的见解，责成有关部门按照洪承畴的要求，为他调集军马钱粮。

        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三月，洪承畴率领从全国各战区调来的八员大将、十三万人马出山海，赴宁远，并以此地为前进基地，向松山、杏山推进，志在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宁远-塔山-高桥-松山-杏山-锦州，一步步向前推进，最后与锦州连成一气，内外呼应，一举击败清军。当此时，祖大寿派遣军士从锦州城中逸出，来到洪承畴军中，传话过来，请洪承畴千万不可浪战，就是不要轻易交战，务必要以战车为营，徐徐逼近是为上策。不仅两位前敌统帅不谋而合，北京城里的皇帝和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首长们也都赞同。十三万大军，充足的粮草器械，上下一心，此种战法应该是最为可取的制胜之道。

        这种战法给清军造成的困扰十分明显。

        其前敌主帅济尔哈朗，力图以野战打破明军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多次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均告失利，甚至驻扎在山顶上的三军营地和指挥部一度都被明军夺占。削夺了亲王爵位的多尔衮，此时也想在军中戴罪立功，他率军冲击明军营阵，也不利而退。

        在多尔衮向皇太极的报告和后来大清帝国官方史籍中，对这些失败予以掩饰，轻描淡写地说是：“累经攻战，微有损伤。”但在朝鲜使臣写给国内的报告中，却透露出了一些真实的信息，曰：“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朝鲜实录》，仁祖十九年十月庚戌）另外一则史料记载说：在盛京沈阳的皇太极听到前方传回来的战报后，“忧愤呕血”，表明前线清军遭遇的打击相当严重，甚至可能几近崩溃。后来，读我国史籍时，之所以对这场大会战总是有一种云遮雾罩的感觉，除了史学工作者们的缘故之外，也与明军松山前线最高统帅洪承畴、锦州驻防最高统帅祖大寿后来投入大清阵营有关，对于自己当时的赫赫武威与武功，他们没有可能予以表彰，恐怕要避之唯恐不及才对。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带病率军驰援。史书记载说，皇太极从沈阳出发，昼夜兼程，六日夜奔驰近六百里，来到前线。本来，原定三天前出发，因为严重的鼻衄，只好宕后三日。到十四日，他实在按捺不住，下令起程。弟弟阿济格等人愿意率兵先行，劝他治好病再说。皇太极说：“要是有翅膀，我恨不得马上飞去。”遂率军纵马出征。史书记载说，一路上，皇太极持续流着鼻血，以至于要手里拿一只碗接着才行。据说，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天多方才略有好转。

        皇太极与洪承畴短兵相接了。

        在此前后，明明占据着有利形势的大明军内部，却偏偏自己乱了阵脚。原因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最高军事首长兵部尚书和皇帝本人，越来越不喜欢洪承畴的战法，他们希望洪承畴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打他个松锦大捷出来。

        他们派到洪承畴军中一位督察代表，直接对兵部尚书负责。这位国防部长代表名叫张若麒，他的职位是五品的兵部职方司郎中。此次，派到前敌的名义是“赞画”，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目理解成是“参谋长”或者“总策划”。谁知，这位并不知兵的“参谋长”，却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热情特别高涨，可能是因为身后站着兵部尚书的缘故，他“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就是说，参谋长不太拿司令官当回事儿，到处指手画脚，使司令官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其二，他对这场战争持特别乐观的态度，并喜欢程度颇大地夸大有利的情势。

        他可能太想尽快建功立业了，于是大军每前进一步，这张若麒都要日夜向北京报喜告捷，并满怀信心地保证说：只要再打一次胜仗，则锦州之围可立解。他还告诉北京的大员们：如今，前线的敌人方面，粮饷不继十分困难，他们的骑兵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步兵只能吃上一顿。因此，一再要求兵部尚书和皇帝密令洪承畴尽快出战，打一场风卷残云般的大战硬仗。没有人知道这个报告内容的真实程度，但是只要阅读报告的人相信就足够了。

        于是，同样渴望辉煌政绩的兵部尚书，写信给洪承畴，说：阁下受命出兵快一年了，饷银花了不少，而锦州之围至今未解，不知道阁下准备怎样面对圣上寄予的厚望和满朝文武的期待，主忧臣死，清平之夜扪心自问，想必阁下心中也会觉得不安吧？

        皇帝显然觉得自己的兵部尚书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改变了对步步为营战术的赞同，密令洪承畴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进兵。洪承畴没有办法了，他没有能够坚持住，他不敢冒违旨抗上的大风险，他只能奉命而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大明帝国决策层缺少统揽全局之头脑、眼光，缺少持之以恒的政略、战略原则立场，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任何奸臣的奸计和内外敌人的打击。或者，反过来说也同样可以成立：正是因为决策层素质的缺失，方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局面。

        当年，辽东战事初起时，指挥萨尔浒大战的大明前敌统帅，就是由于皇帝限期破敌的严厉指令，从而无法顾及天气、地形等诸多因素，匆匆拟定战法，匆匆出兵而导致全军覆没；皇太极第一次兵临北京时，素有名将之称的蒙古族大将满桂，身受重伤，也是在皇帝一再催逼下，洒泪出战而战死沙场；蹲了三年大牢的孙传庭，出狱后，兵马没有训练好、粮草器械没有准备足，便在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下匆匆上阵，结果稀里糊涂地死在了被他多次打败过的李自成手下。如今，轮到洪承畴在这同一块石头上绊跤了。

        在清军方面，情形却变得全然不同。此次，皇太极带领前来赴援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三千人。十九日，皇太极到达前线后，登山观察情势，见明军布阵严整，曾经感叹着对部下们说：“人言洪承畴善于用兵，真是如此。难怪大家怕他。”随后，皇太极发现明军众多部队集中在前部，后面的预备队则稀疏简陋。于是，皇太极大胆分兵：一路大军于松山与杏山之间，由山至海，将大路拦腰截断，致使两地之间的饷道和信息完全被阻断；另派一路部队袭击明军驻在塔山的护粮部队，致使明军的粮草基地落入清军之手。

        这两个布置干净利索，双方形势立即发生了逆转：明军既失去粮道，又于战守之间首鼠两端，只能收束部队，背靠松山城列阵。

        皇太极则准确断定：洪承畴大军从宁远出发到松山，携带的粮草决不会超过五六日，届时，势必要向西运动，以图返回宁远就粮。于是，皇太极埋伏重兵于松山与宁远之间的各个要隘，邀截明军后路，同时增兵防守刚刚夺到的粮草基地。皇太极自己则率大军列阵以待。

        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明军果然向宁远突围。当时，各军轮番殿后，严阵迭退，秩序井然。谁知，数日战守失措，使部队心慌意乱，一路大军统帅率先夺路狂奔，导致全军大乱，争先奔逃。皇太极伏兵四起，到处截杀，明军全线崩溃。吴三桂等大将仅以身免，逃进了宁远。洪承畴等不到一万人被拦截在松山城中，明军阵亡五万三千余人，遗弃之枪炮火器数以万计，四位大将下落不明。而清军自称全部伤亡只有十人。

        至此，锦州城中的粮草即将告罄，解围突围均已无望；大军统帅洪承畴则困守松山，陷入清军重围。宁远诸军失去统帅，充斥了一城的残兵败将，完全丧失斗志。而皇太极则在到达前线之后，仅仅三天，便将战局彻底扭转过来。由此，皇太极达到了军事指挥生涯的辉煌顶端。

        随后，皇太极挥军将锦州、松山团团围住，并掘壕堑、筑高墙以困之。大明辽东诸军，危在旦夕矣。

        一个月后，九月十三日，皇太极秘密离开了松锦前线，经过又是六个日夜的昼夜兼程，急急返回了盛京沈阳。

        据说，从沈阳传来消息，庄妃即后来孝庄皇太后的姐姐、皇太极最宠爱的宸妃病重，此时已是弥留之际。这位宸妃名叫海兰珠，在皇太极著名的崇德五宫中，居于第二位的东宫关雎宫，于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她的亲姑姑、位居清宁宫的中宫皇后哲哲。她可能是皇太极一生中真正倾心相爱的一位女子。这位多情天子扭转了战局之后，便扔下全军，悄悄赶回沈阳探病去了。

        从松锦前线到沈阳的路程，大约为六百华里，皇太极在第六天清晨赶到沈阳。进城前得到消息：宸妃已经病逝。据说，为了赶路，皇太极昼夜兼程，六百里跑死了六匹马。

        在这一个月里，他指挥部下将洪承畴统帅的十三万明军大部击溃，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这应是皇太极敢于放心离去的重要原因。

        由此，被围困得密不透风的松、锦二城稍许透上了一口气，遂靠从天津海运粮饷至松山以济久困之师。而偌大的大明帝国风雨飘摇，已经再也没有力量派兵救援了。

        第二年，大明崇祯十五年、大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二月，洪承畴部下一个叫夏成德的副将投降清军，约为内应。松山城由此陷落，洪承畴等被俘。随后，皇太极命令将洪承畴解送沈阳，同时下令把几乎所有被俘官员、将领、士兵共计三千余人全部杀死。据说，在今天的松山，还有一个地名，叫“马失前蹄处”，就是洪承畴突围时，在此处被绊倒，继而被俘之处。

        就这样，洪承畴的悲喜剧，还没有达到高潮就进入尾声了。原因是，由于大清朝官方史学工作者和汉族士大夫结合后，生下了一个怪怪的史籍怪胎，令洪承畴到沈阳后的遭遇变得高度扑朔迷离，读起来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功效，让喜欢较真的读者，会时常一头雾水地怀疑古人或者怀疑自己的智商。于是，我们只能拼凑各种史籍上的记载，尽可能地去还原当时的情形。

        据说，还在松山城中时，就曾经有人劝说洪承畴投降，被承畴坚决拒绝。叛徒献城而被俘后，清兵将他带到主帅面前，强迫他下跪，他轻蔑地说道：“我乃天朝大臣，岂能在小邦王子面前下跪！”在我国历史上，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一般说来，战败者若敢于在胜利者面前说出这种轻蔑语言的话，很少有人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到沈阳后，洪承畴被关押在三官庙里。他决心一死，每天披头散发，赤着脚，骂不绝口，并绝食不进水米。皇太极和历史上那些禀赋极厚从而开创出大格局的如李世民、赵匡胤一样，器量、胸怀极大，一心想要收服洪承畴为己所用。于是，把沈阳城中所有能动员的人包括那些洪承畴昔日的同事全部动员起来，让这些大明朝过去的臣子现身说法。结果，无一例外地遭到洪承畴的冷落、轻蔑或痛骂，闹得臊眉耷眼好生无趣。

        范文程没有做过大明朝的官，自然就比那些挨骂的人从容了许多。《清史稿》记载说：“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洪承畴披头散发光着脚跳脚骂人时，范文程不理他，慢慢地谈古论今，两人居然聊起天来。在这个过程中，范文程注意到，房梁上的尘土落到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将其轻轻拂去。回来后，范文程告诉皇太极：“承畴肯定不会死，这种时候，他连衣服尚且爱惜，何况生命呢。”

        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洪承畴投降的人，应该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在大清朝受到广泛尊敬与爱戴的庄妃——孝庄皇太后了。

        洪承畴投降后，《清史稿》中记载了发生在皇太极与洪承畴之间的一次对话：

        皇太极问洪承畴：“明朝前方将帅力战被俘或者力不能支投降后，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要被皇帝下令杀死，或者沦为奴隶，这是过去就有的制度，还是新立的规矩？”

        到此时，洪承畴似乎仍然不愿意说出对崇祯皇帝不敬的话，他答：“过去没有这种制度。近年来，朝臣们一再对皇帝讲，才这样做的。”

        皇太极叹息道：“君昏臣奸，才会这么滥杀无辜。将士们力战被俘，应该拿出多多的财宝把他们赎回来才对呀，怎么反而要迁罪于他们的妻子儿女呢？残忍暴虐到了这个份儿上，也未免太过分了。”

        洪承畴泪流满面，说：“皇上说的真是至仁之言。”

        随后，皇太极命令设宴款待洪承畴，他自己回到了后宫，叫人带话给洪承畴：“我的妻子刚刚去世，不能参加欢迎你们的宴会，你们不要介意。”（《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

        揣度此时洪承畴的心境，他或许会想起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想起莫名其妙战死沙场的前任总督卢象升，想起自己的老同事与部下孙传庭，想起不久前被崇祯皇帝下令杀死的三十多位高级文武官员。这些官员中，确有罪有应得者，而多数则是无辜的，有的人根本就有功无罪。仅仅因为皇帝和中央政府指挥调度失误，需要有人做替罪羔羊，也需要平息皇帝的愤怒，于是，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便只能走上刑场。

        洪承畴的命运表明：当一个国家由于它的领导阶层失道失德失去理性而最终失去了人心的话，那么，哪怕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制度性约束和最为严酷的非制度性惩罚都将失去作用。届时，由于社会性的不公正，将导致人们不再认为祖国与荣誉是值得珍视的，人类情感中最接近动物性本能的——诸如明哲保身、好死不如赖活着、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等等低级趣味，将成为人们最自然而然的选择，不论面临这种选择的人曾经拥有过多么高贵的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公正客观地说：兵力人数超过了皇太极的洪承畴，实在是败在了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敌人手中。

        史书记载说，洪承畴投降后，皇太极极为喜悦，除赏赐了大量财物外，还下令“陈百戏”——大约就是举办盛大演出，以示庆贺。为此，贝勒、将军们很不高兴。因为不管怎么说，洪承畴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如今，却比俘虏了他的人们还要风光，这是怎么闹的？

        皇太极问他们：“咱们栉风沐雨、出生入死，所为何来？”

        诸人曰：“想打进中原呀。”

        皇太极说：“对啦。咱们就像行路的盲人，现在，我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引路的，如何能不快乐？”史称：众人咸服。（昭梿《啸亭杂录》卷八）

        两年后，清军大举入关。在平定中原、江南和西南地区的进程中，洪承畴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证明皇太极的心胸与眼光深邃远大，的确不同凡响。而洪承畴也为此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长久的鄙视。至今，对于此人仍然言人人殊，无法盖棺论定。

        这位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的两朝重臣，是一位饱读诗书、博览经史的渊博之士。由此推断，对此，他应该早就有了思想准备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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