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平时说普通话带点南方口音，可每当忆及往日北京旧事如说邻里间的和气有礼，见面总招呼“您早，吃了吗？”“您慢走，回头见。”……竟是一派京腔。一次谈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静斋生，那时女生宿舍有会客室，男同学来访，通常由宿舍的女佣高声通报，得到通知的女生就到会客室会客。“×××小姐有人找！”杨先生为我们摹仿宿舍女佣的呼叫，京味十足呢。

        杨先生似乎对来自贝满女中的清华小女生印象颇深，她们特孩子气，日常言谈中频繁出现的不外这五句话：“哎，好玩儿”；“好看；“给我”；“讨厌”；“打你”。那发音吐字之纯正，语调神态之娇憨，脱儿一个北京女孩！我正惊讶杨先生善于捕捉人的特点，蓦然想起她本来就曾是个北京女孩。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阴历六月二十二日），杨先生在北京出生。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当时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并应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之请，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按说杨先生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不会受到太多重视，没想到父亲老圃先生竟对这第四个女儿从小特别钟爱，宝贝得不知怎么宝贝才好。也许因为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许因为婴儿初生就透着一股灵性，招人喜欢。老圃先生为女儿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据说阿季生性爱笑，出生时哭完以后，眼睛滴溜溜四处看。尽管家里因时局动荡、各地骚乱而极度不安和苦恼，她笑得非常开心。她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因为老圃先生爱吃冰淇淋，经常家里自制。阿季出生那天，恰巧家中做了一桶冰淇淋。二姑妈荫扮给她尝点冰淇淋，小嘴都冻紫了，吧嗒吧嗒地舔，品味呢！

        阿季的三个姐姐，都生耷无锡，接生的稳婆（亦称“老娘”）每次接生，只需一百铜钱，即十个铜板，合一角大洋。阿季生在北京，而北京的“老娘”以力大粗暴著称，南方太太受不了。所以阿季是日本产科医生接生的，接生费是十五两银子。姐妹间说笑着跟阿季算账，说他们姊妹兄弟的全部接生费，加在一起，也不及十五两银子的一个零头（因一两银子比一枚银元贵）。

        爸爸曾对阿季说：“阿季，你一生出来就被人讨厌。”当时，她家

        和她的景苏叔公（即胡适《四十自述》中的杨志洵老师）比邻。他们家的女佣过来问：“生了？小子还是姑娘？”答：“姑娘。”那女佣说：“讨厌死了！”老圃先生听见了，赌气给她一元银币“报喜钱”。阿季事后听爸爸说了，很不服气。爸爸说那女佣“欢天喜地，出乎意外的称心满意，哪还讨厌呢？”

        虽说家有四女，大女二女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女依祖母和大伯母留在无锡老家，所以阿季一时成为家里的“独养女儿”，欢乐的中心。

        妈妈告诉阿季，她出生后，有时哭闹，爸爸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日本催眠曲，这是各姐妹弟弟中阿季唯独享有的“殊荣”。

        阿季姊妹身材高低呈元宝形：大姐和八妹长得较高，三姐和七妹其次，阿季居中，最矮（二姐早天，所以不算在内了）。据二姑妈荫卡分说，阿季初生的时候，抱她要两手凑近了托住，分得太远就掉下去了。阿季长大后身材短小，爱猫的老圃先生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只是阿季当“独女”的时间不长：辛亥革命前夕，老圃先生辞职回南照顾祖母等，随即偕妻携阿季到上海避难，与大姐、二姐会合。再后来，大弟宝昌、小弟保傲、七妹杨黍、八妹杨必相继出生，阿季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弟两妹，复为众多姐弟中的老四。

        阿季在家从不争宠，但她天资聪慧，善解人意，与父母特亲，对父母有声的教诲，无言的榜样，感悟深、吸收快，点滴人心。

        阿季的父亲有点与众不同，这固然源于他率真豁达的天性，更与他的学养有关。他为人处世刚正磊落；对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轻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宠他们。他认为，孩子不能宠，不能每个要求每件事都takefranted，他（从孩子的角度说）“视为应得”；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说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归怕，却和父亲很亲近。大家知道，他心底里是喜欢孩子的。钱锺书先生初次见到老圃先生，也有点怕，后来他对阿季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父亲用无锡话称孩子们“老小”。当老小们放肆淘气影响他工作时，他不动手也不训斥，只是请母亲把老小引到别处去调教。

        父亲喜欢饭后孩子们围绕着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放焰口”这个从孟兰盆会借来的辞儿，在杨家意思就是爸爸请客，被孩子们用来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放焰口”的时候，老小欢喜，爸爸高兴，天伦之乐无穷。所以，许多年过去，老小们已长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还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么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种亲情交融的温馨。

        阿季手巧，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管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脱壳去衣。总之，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准保收拾得千干净净。

        老小们懂事，往往中午饭后“放完焰口”，大家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父亲有一次却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行步做事，蹑手蹑脚，没有一点声响。冬天家里只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都用煨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需不时加煤，阿季动作轻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式夫妇间不多见的。

        阿季的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据杨先生说，妈妈这个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给改的。因为在北京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时，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礼服，戴大礼帽，到怀仁堂贺节；晚上改穿夜礼服，携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杨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妈妈小名细宝，不知大名叫什么。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杨先生还记起一个笑话。每年元旦前夜，妈妈说，“大礼帽得拿出来”，她大弟必大哭一场，说“大狸猫不要拿出来”。

        阿季母亲与老圃同年，二十岁结婚时，老圃还是学生。母亲读书识字（因唐家是富商，家里延聘女先生教女儿们读书认字），通情达理。曾在上海务本女校随班听课，爱看小说，新旧都读。结婚两年，父亲由上海南洋公学官费派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不久，得知妻子临产，特向官方请准事假回国探视，刚好在长女寿康出生前夕赶到家里。虽然来去匆匆，在家逗留不过一周；母亲心上快慰，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动，视为生平得意之事。

        父亲留日归国后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缉，母亲为父亲特制一条假辫，钉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归来将抵家门，觉背后有人拉住假辫掩两下。父亲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帮助筹款，潜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学，考入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次年7月，通过论文，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即到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

        父亲一去四年多，母亲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和妯娌及侄儿女一同生活，抚养三个女儿。1910年父亲回国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律师，旋被先后任命为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他因杭州恶霸杀人案，坚持司法独立，同浙江督军、省长意见不合，被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回国以来，不论南下北上，母亲总归携儿带女同行，与父亲相伴，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能干，无所不能！

        阿季从记事起，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吵过一次架。她回忆说：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有过去的，当前的；自家的，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共同分析父亲办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时议论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损人利己不好，于己无益而损人更坏。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

        阿季形容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dela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可惜阿季当时年幼无知，对父母那时断时续的谈话，听了也不甚经心，如今的领会，乃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所得。我曾问杨绛先生，她父亲和母亲那种畅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她们姊妹的影响。杨先生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我想，这也许是杨先生过于自谦，否则“我们仨”那种不寻常的遇合，相互关系怎会处得如此自然和谐，而钱杨式的“人性与世态”又演绎得如此精彩！

        阿季四岁那年随父母重返北京，开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这次北上，大姐二姐没有同来，仍留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姐依祖母和大伯母住无锡。后来父亲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迁居杭州。母亲生小弟弟时，大伯母到杭外州照顾母亲坐月子，携着三姐同到杭外州。

        那时阿季三岁，是家里的宠儿，很浑，第一次见到三姐，命她“叫声季康官嘛”。三姐说“我为啥叫你？”那时，大姐、二姐也从启明回来全家团聚。阿季最喜欢二姐，唯有她能哄得阿季乖。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姊妹中最聪明的二姐同康，自此次一别后再也没能与父母弟妹团聚。她因患副伤寒于1917年死于上海，还不到十五岁，这是父母一生中的大伤心事。赶去探望的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大姐就在北京圣心学校上学，但她不久又回上海启明住读了。

        阿季一家初抵北京，住东城。房东是满族，阿季因此得见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在鞋根而在鞋底正中，木制，圆形，用整块木头刻成，所以不易折断，穿上能稳步健行。老圃先生曾问阿季要不要穿高底鞋。阿季认真思索了一下，很认真地说：“要！”

        阿季进了贝满幼儿院上幼儿班。后来全家迁居西城东斜街25号，阿季就随三姐闰康到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阿季上学前班。

        阿季六岁，在第一蒙养院学前班毕业，改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仍与三姐同校，每天乘黄包车往返。父亲上班乘马车，三叔上班坐包车。三叔病重回无锡老家，包车归阿季家所有，车夫也由她家专用，她们就改乘包车。

        她们中午在学校包饭。那时在女高师任“学监”的三姑母荫榆，有次在小学生进餐时陪来宾到饭厅参观，整个饭厅顿时肃然，大家专心吃饭。阿季背门而坐，碗前掉了好多饭粒。三姑母过来附耳说了一句，阿季赶紧把饭粒捡到嘴里吃了。旁的小学生看样也赶快把自己掉在桌上的饭粒捡来吃了。三姑母向老圃先生形容这一群背后看去和阿季相像的女孩，“一个白脖子，两根牛角辫”，一个个忙不迭捡饭粒往嘴里送，有趣极了。三姑母说时笑出了她的细酒涡儿，她显然很喜欢这些小女孩。

        也许是三姑母的缘故，阿季不时被女高师的学生带到大学部去玩，演戏的时候被借去当“花神”，运动会上和大学生一同表演跳绳。

        1917年春夏，正当阿季无忧无虑地享受她童年的快活时，家里却遭到巨大的冲击，经受了严重的挑战。作为一名刚入初小的学生，她弄不明白怎么一向勤勉奉公的父亲忽然不上班了，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早稻田同学王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制作植物标本了，个把星期才晒得黑黑的回来。不久，家里的马车卖了，两匹马也卖了，大马夫、小马夫全走了。家里只剩包车了。

        又过了两年，阿季升入初小三年级。从不出游的母亲接连游览了颐和园、香山等京郊名胜，还买了好些梅花点舌丹、紫金锭之类的北京名药，宫制绢花等北京特产，准备带回家乡送人。随后，又收拾行李准备回南。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清晨，阿季就跟着父母一家人登上火车回南方去了。

        这已是阿季第二次“回南”。上次是她出生不久，辛亥革命前夕，局势动荡，地方骚乱，父亲辞职回南侍奉祖母，又到上海避难；可这次回南，虽然听三姐说过好多次，却糊里糊涂全没放在心上。直到突然离家时才想到她还没向要好的同学告别，“心上很惆怅”。

        久后才知道，原来父亲主持工作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违犯了官场的惯例：该厅开始侦查后，尽管传唤、讯问、搜查证据及交地方厅继续侦查，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本无丝毫不合，只是这位有犯罪嫌疑的交通部总长，曾担任过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内务部总长诸多要职，非一般等闲人物，许多上级官员，纷纷为他说情。传唤当晚，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父亲就被司法总长停止职务了。司法总长张耀曾事先就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发、议会质询，意欲停止侦查此案。父亲不理会上司默示，反“亲诘司法总长，是否总长个人意见认为许世英道德高尚，绝无嫌疑之余地？司法总长回答说：‘交情甚浅，并不能保。’”司法总长话虽如此说，但当京师高等检察官于1917年5月4日传唤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搜查证据时，司法部竟立即呈文大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

        阿季以后据当时的事实推断，父亲停职的时间不长，大概就是上山采集植物标本那个把星期。停职后虽未恢复原职，仍在司法部任职。但精研法律、热衷法治的父亲，经此事件，很是心灰，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已看透了，无意继续做官。他和上司顶牛了。两年之后，辞职南归，没等辞呈照准就带了全家动身南下了。

        给阿季留下印象至深的是离开北京那天，火车站上来为父亲送行的人异乎寻常的多，“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这也许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吧，我想。当时的社会公众舆论是同情和支持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的。1917年5月25日、26日的《申报》，在报道“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许世英交付惩戒”的要闻时，就将杨检长的申辩书全文与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原呈同时刊出，使读者对“此案的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

        杨荫杭的申辩书，依据法律法理，义正词严地说明问题实质，逐条批驳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呈文，将司法总长强指的所谓“违背职务”驳得一无是处，并指控司法总长“交付惩戒”之不合法，有袒护之嫌。申辩书气势之壮，充分显示出他的大义凛然和当时的激愤之情。

        上述资料是一位读者在读了杨绛先生《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后向作者提供的，因此未及编入《老圃文集》。2006年2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干校六记及将饮茶等篇》，杨绛先生将以上资料作为《回忆我的父亲》的附录，收火书中，对于了解此案和杨老先生的性格主张当会很有帮助。

        1992年，我偶翻阅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在许世英名下，读到：“1916年6月，任内务部总长；7月任交通部总长，后因受贿案去职。”据载，此人于1950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1964年病逝于台北。著有《许世英回忆录》。惜未找见该书，不知作者有没有“回忆”及1917年5月被京师高检厅传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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