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梁漱溟向来对金钱看的淡之又淡。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周恩来曾说过梁漱溟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梁漱溟并不介意。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儿子梁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梁漱溟（1893～1988），著名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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