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经常面临一种理智与情感的强烈冲突。

        面对很多事情，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觉，接触一件事情，也许短时间内会有一个是与非的判断，但随着对这件事情了解的深入，是与非的轮廓会慢慢模糊起来，再想下一个判断，内心的冲突就多了起来。

        这种冲突也许和我的血型有关。常有人和我开玩笑说：“你是AB型血，天生的左右为难，一边有A型的理智，一边有B型的情感，不在你心中制造战争才怪。”也许是有些事情的确让人左右为难，因此我也会在别人的玩笑中感受到：或许内心深处，真的有一种A或B的强烈碰撞？当然更有甚者，还会和开更大的玩笑：你们AB型人得精神分裂的概率要比其它血型的人高。这个时候，我往往一笑了之：“没那么严重吧？”

        这个时候，我就更愿意相信理智与情感的经常交战和我的职业有关。记者首先是人，面对一件事情，当然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情感，喜怒哀乐也会马上写在脸上，但紧接着，会让新闻人的角色占据上风，冷静客观是新闻有的重要素质，如果任凭情感泛滥，而不让理智赶紧把关，那感情之火往往会把客观这种素质烧掉，电视上的表达就会走向偏激走向具有破坏性的一面。

        当然面对一些事情，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期，旧的规范及评价标准似去未去，而新的机制及是非界限又将来未来，在这样的夹缝之中，清晰地说出是与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也许情感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态度，而理智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现在的态度，把眼光放远，从一时的得失和喜怒中出来，寻找一个更远的目标。

        议论是枯燥的，也许讲几个过去中发生在我采访中的故事，我们能更清晰地触碰到理智与情感在我们身边纠缠过的隐隐伤痛。

        从肖想莉到杨晓霞，我们该如何面对需要捐助的孩子？

        1993年，《东方时空》刚刚开播半年之后，冬季，我们来到清冷的武汉。在我们的报道计划中，原本没有肖想莉这个名字，然而一名当地记者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孩子，被父母遗弃后，被一对盲人夫妇收养，这对盲人夫妇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极其艰难。从6岁起，这个被收养的孩子肖想莉就担起家中的家务重担，做饭、洗衣服，幼小的肩膀不堪重负却执着地一干就是五六年。在学校，她还是一个好学生，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胳膊上挂着三道杠，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故事讲得就是这样简单，但我们几个人听过之后都感受到一种深深地感动，也许是干了的缘故，在我们的脑海中，一幅幅画面出现了。我们想帮她一把，也想把她的事情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很多同龄的孩子知道：在他们这个欢天喜地的年龄中，有一个叫肖想莉的女孩已经勇敢地担起了一种责任。

        出发点很善良，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一致通过了对这个片子的拍摄。

        真实的肖想莉生活环境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恶劣。低矮的房屋中，如果不开灯，就会显得有些看不见对方。收养她的盲人默默地坐在家中，用极其微薄的抚助金来面对生活。小小的肖想莉每日调度着这个家的生活：清晨早早起来，讨价还价着买菜，然后回家做饭，处理完家事，上学，中午一放学便急急往家赶，做饭，给盲人夫妇夹菜盛饭然后洗碗收拾，下午继续去学校上课，晚上回家，一日最后一餐又要从头忙到尾，都忙完了，爬上自己的小阁楼，开始做功课。在这样生活节奏中的肖想莉，从外表上看，要比她的同龄人要瘦上一圈，脸色也几乎找不到红润的痕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小的肖想莉就这样度日。

        我们在感动中用纪录片的方式拍完了这个片子，然后在《东方之子》节目中第一次把一个小女孩当成了主人公，在1994年初播出了。

        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剧烈，瘦弱的肖想莉让屏幕前的太多观众怜爱同情和尊敬，资助与慰问自然雪片一样飞向肖想莉。

        事情开始有些不妥起来。

        1994年5月1日，我们《东方时空》节目开播一周年，由于要拍特别节目，我们在过去拍过的几名“东方之子”中选出几名重新寻访，肖想莉是其中之一。

        再进肖想莉的学校，大门口的标语牌让我们有些吃惊，上面写着：“学习雷锋，学习肖想莉。”看得出，我们的节目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报道已经把肖想莉捧上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经常有单位来学校请肖想莉去演讲，肖想莉也学会了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并感动别人。

        变化在肖想莉身上发生了。社会各界捐款众多，收养她的盲人夫妇也开始和学校产生矛盾，总觉得学校隐瞒了些什么，而肖想莉由于习惯了拆开夹着金钱的来信，因此，如果哪一封来信拆开之后里面没有钱，肖想莉就会露出不太高兴的神态；好的自行车和有机也搬进了肖想莉低矮的家中，生活明显地改善了。

        当肖想莉的老师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开始不安起来，事情的发展并不象我们最初想像的那样简单。我们开始怀疑：当初我们情感的自然流露是爱这个孩子还是害了这个孩子。

        事态的发展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糕，又过了两年，我们听武汉来的朋友讲起，肖想莉已经不见了，临走给家中留下话：学是不上了，自己要去南方当三陪女，苦日子该结束了。

        我们听到这个结果，都有一种当了凶手的感觉。是不是正因为我们的报道，肖想莉平静的苦日子才开始被打破，诱惑出现了，而最终，诱惑一步一步把肖想莉送上了不归路。

        理智开始迟到地出现，莫非善良有时也是一种错误？

        见到贫弱的孩子，立即想伸出援手去拉一把是人之常情，然而一旦火候没有掌握好，这只伸出的援手却使出了反方向的力，将被扶助者推进另外的苦难中。

        理智和情感开始打仗，难分难解得让我自己都不知该站到哪一方。

        肖想莉的事件走向有些特殊，姑且可以算作特例，内心的审判只在我们几个人心中进行就可以了，但由此引开去，我们都该想到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该如何扶危济困？

        最近一些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一些孩子或某些成年人遭遇不幸的报道，而往往这样的报道出台之后，社会各界的同情心便蜂涌而至，中国人的善良有目共睹，社会各界伸出的援手往往救不幸者于危难之中，结果总是好的。

        我深受感动也时常成为伸出援手中的一位，然而理智告诉我必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没被新闻关注的不幸者呢？

        小姑娘杨晓霞的不幸很多人都是通过报纸知道的，她患了一种罕见的疑难绝症，从外地来到北京求医，没有钱，找不到名医，生命之光就要离她远去。社会上的人们在看到记者的感人报道之后，出钱出力出方子，在众人的帮助之下，杨晓霞终于渡过难关，生命重新开始象鲜花般美丽。

        但社会的捐助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杨晓霞全部康复之后，富余的金钱有几十万之多。

        我知道，杨晓是幸福的，但在中国，和杨晓霞处在同样病痛境地的孩子还有很多，而由于未被媒介知晓，他们也许就在钱的压力下默默地死去。

        同在蓝天下，命运如此不同，这公平吗？

        情感告诉我们，遇到弱者部会伸出援手，理智告诉我们，通过媒体象幸运抽奖一样地扶危济困不是个办法。

        杨晓最后把几十万元巨款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很多善良的人松了一口气，否则多余的钱放在健康的杨晓霞家中，人们总会被自己爱心引出的结果弄得有些心中不安。

        必须拥有一种机制，让扶危济困的甘露能均匀地流向更多的土地之中，也许媒体中的不幸者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改变命运，但更多不不知名的不幸者也该得到救助。如果更多的基金会能具体而又令人放心地承担起这种任务，社会的爱心将会释放得有效和公平得多。

        也许我们将来习惯于把捐款投向一个箱子之中，它可能是少年白血病救助基金，可能是无家可归儿童救助基金，可能是生活贫困的大学生救助基金等等。我们知道这些基金会得到很好的监督，他们会具体地把爱心投放到更多不知名的不幸者身上，于是我们放心地离开，我们会被告知，在某一个角落，那个不幸重新走进了快乐的生活，我们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快乐。而理智与情感的交战也会在这个领域偃旗息鼓。

        这一天还会远吗？

        谁能告诉我，肖想莉现在在哪里？

        张金柱活着的时候，人们希望这样的败类应该尽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张金柱死了，却又有人开始发问：张金柱该死吗？

        张金柱是谁，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位曾经公安局长的人，在即将又要走上领导岗位的前夕出事了。

        在喝过一顿很可能和自己未来很有关的酒之后，他开车上了路。当然是长期做公安工作所滋长出的特权意识在延续，他逆行着开车，然后在酒精的作用下撞倒了一对骑单车的父子，儿子在车轮的碾压下死亡，而父亲却被他的汽车裹带着向前拖了1500米，才被愤怒的人群拦截住。

        张金柱自然也就升不了官，只好走进了班房。

        最初他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但绝没有想到祸的后果会那么大。

        人群中的愤怒很快传到敏感的新闻人耳中。最早披露此事的是当地的《大河报》，再然后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这一下子，张金柱的名声走出郑州，走出河南，走向全国了，张金柱撞死人案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我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人们包括我自己知道这起案件之后的愤怒。

        一个活人在自己的轮下，车身上有被拖者求救的血手印，而张金柱依然能开出1500米，人性已经在这段距离中丧失了，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公安干警，并且曾经是局长，这更印证了老百姓对相当一部分公安干警的不信任。一个生命的丧失，灭绝人性的做法，让人愤怒的执法者的腐败……这一切纠缠在一起，让张金柱在很多人心里被判了死刑。

        介但不管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心中对张金柱宣判了死刑，最后对张金柱的审判还是依据法律由法院来公正进行的。

        各种媒体对张金柱一案的关注日益增强，在一段时间里，打开每一份报纸都会很容易找到关于与此案有关的报道。

        最后的宣判出来了，“张金柱被判处死刑！”这样的判决立即让受害者家属感到了正义的伸张，几乎所有关注此案的善良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张金柱该死！”

        在这样的气氛下，有一些另外的细节被忽略了。在宣判结果出来以后，张金柱的两位律师发表了公开信，认为张金柱虽有罪，但罪不该死，他们之前曾经到北京向八位法律专家请教，得出的结论一样：张金柱罪不该死。

        另外也有人注意到，判决书中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词句，这更让很多人担心在对张金柱的审判当中，司法是不是在一种新闻和民众包括另外一些无形之手的庞大压力之下作出死刑的判决的呢？

        对张金柱这个人的憎恨是强烈的，从情感上讲，张金柱最后命丧黄泉是自作自受，一点都不会让人可怜。但作为一个记者，我们又必须去倾听超出个人情感好恶的理智之声。

        “我是被你们记者杀死的。”这是张金柱的一句名言。

        初一听到，很容易产生一种喜悦感，会在这句中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力量，然而这种倨功的感觉稍纵即逝。记者不过是一群记录事件的人，一旦有所越位，拥有了生杀大权，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还或多或少地有些可悲。即使铁肩担道义，愿望是善良的，也依然希望结果的出现是依据社会固有的一套程序来取得的。一旦社会的固有程序受到民众或新闻媒体的随意左右，从表面上看，也许这一件事情顺应了民意，但最后真正得不到保护的还是民众与新闻媒体自己。

        也因此，我至今不知，张金柱是否罪该死刑？我想念，面对张金柱事件从出现到最后一声枪响，其中的复杂滋味一定会让人左右为难，这个时候理智与情感再次冲突。

        面对法律，其实我们将拥有越来越多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如果一任情感泛滥，图一时之快，那我们迟早会受罚。也因此，张金柱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必须时时让理智占据上风，这样才能避免将来出现更多的张金柱。

        以我的观察，张金柱事件也常常让新闻从业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总是，至少我相信，这件事虽然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但大家还是清醒地在事后提醒了自己：记者不是法官，生活中的超载职权也和足球场上的越位一样，只会破坏一次原本可能有效的进攻。

        再往后，新闻媒体仿佛一夜间成熟了许多，再涉及一些类似事件时，更多的记者并不是直接把自己的愤怒或其它的感情写在前沿，而是努力克制着自己，让事实去说话。

        比如说，1999年，北京人民医院又发生了一起和张金柱事件正好相反的事，眼科医生高伟峰第二天要做眼角膜移植手术，但头一天晚上，他却发现，原来冰箱里备好的眼角膜已经不能用了，而第二天的手术如果没有眼角膜，病人将有失明危险，怎么办？一瞬间，高伟峰平静地作出了选择，到太平间，在一位死者身上私自取下了眼角膜。第二天的手术非常成功，两位患者重见光明。但是死者家属却在八宝山发现死者的眼球不见了，一纸诉状将高伟峰告到了法庭。

        事情似乎很简单：高伟峰为病人着想，自己在其中也没有利益所得，目的是善良的，因此如果高伟峰被定了罪，那岂不是对善良的一种打击，以后谁还会做好事啊？

        我采访了高伟峰，当我问到：如果今后你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你还会这样做吗？高伟峰回答：是的，我还会。听得出来，高伟峰也和很多人一样，因自己的善良目的而面对法律时颇有些悲壮的自豪感。

        为他声援的人很多，而死者家属那一连的声音却显得弱了许多。

        最后的结果是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善良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我一直不知道，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死者家属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我自己的心情我知道：多少有些失望。

        从情感上讲，高伟峰的所作所为非常让人钦佩，但理智下来，我却认为，高伟峰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必要惩处，因为目的只要善良就不顾及手段是否恶劣是我们过去几十年中的思维定势，多少翡苦的后果不都是因为最初的善良愿望吗？因此当我们面对结果的那一座座废墟，我们都习惯于由于最初动机的善良而原谅了肇事者。

        高伟峰松了一口气，我和很多人迟迟松不下这口气。后来我遇到《新闻调查》做这个节目的编导张洁，谈起了这个案子，他的想法和我一样。但他告诉我，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并不是由于民意的压力或高伟峰本人善良的动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

        听到这个解释，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有相关法律毕竟比在压力下不公正执法能让我接受一点，但明天呢？是不是真的会象高伟峰接受我采访时所的那样：即使理遇到这样的事，还会采取相似的办法？

        那就太可怕了。

        无论是死去的张金柱还是行医的高伟峰，新闻人就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中体会着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还会持续多年。只是希望，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方向，那就是这个社会正一步一步向理智与成熟，因为无论是好的还坏的情感，一旦被纵容，最后都把我们毁灭。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中国怎样说“不”

        1999年5月8号，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清晨，以美国这首的北约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悲剧性后果。

        这件事我知道的并不早，由于中午没有看午间新闻，下午有一场难得的足球比赛，直到来到球场，我才听同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最初我并不相信，“这太不可能了”，介但同事真诚的诉说让我不得不相信，一瞬间，我们沉默下来，然后就是愤怒。

        我相信知道这条消息以后，我们一帮人在绿荫场上说了无数的脏话，矛头当然是对着敌人去的，我们手无寸铁，而且面对也似乎是一群并不具体的敌人，有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最初的愤怒除了用脏话来发泄一下还找不到其它的出口。

        不一会儿，我的呼机就响了，台里通知我马上回台，准备当晚重播的《东方时空》，把新的内容加进去。

        这个通知救了我，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只能在家里坐着，那是一种痛苦。

        晚上7点钟，赶到台里。台里是一片战前景象。这一一在本是星期六，但各个办公室的人却比往常还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

        评论部的人聚到审看间，讨论我们的节目计划，新的形势下，明天的《实话实说》要拿下，我们要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制作出一期间35分钟的《东方时空》，全面反映这一事件。

        晚上9点多钟，节目方案出来了，报请领导批准之后，10点多钟，各路记者开始行动。这期间不断有记者在家中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干？”然后就自发汇到台里，愤怒已经让人无法独处。

        中国当然要说“不”，但怎样说“不”却不能不考虑，只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愤怒才是有价值的。

        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开始在演播室里陆续采访专家，他们在情感的愤怒之中理智地分析着前因后果。

        送走专家们，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又采访了前方的记者和在罗马尼亚的邵云环之子曹磊。我知道，这一个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不眠的。

        凌晨三点多钟，我开始写结尾语，这个时候，我知道，愤怒是需要理智的，也因此，我在节目的结尾语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也许我们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5月9号，母亲节，原本这该是充满人性温情的一天。在遇难者中有一位母亲和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年轻妻子，然而几枚凭空而至的导弹却改变了这一切，她们再也体会这种人间温情，而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天分担她们家人的痛苦和悲伤。

        然而面对1999年5月8号，我们仅有悲伤、痛苦与气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认识，这个世界并不象善良的人们相信的那样善良，霸权与侵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要相想世界真正和平，中国必须强大，让我们一起加油，把心中强大的中国梦尽早变为现实！“我至今都能感受到，当初写下这段文字时心中的痛苦，情感无数次想挣脱理智的束缚，想最大限度地发泄愤怒，但最后还是在气愤与理智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因为正如我在结尾所写的：仅有骒不够的。

        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听到一个段子，是骂克林顿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堂中都有一块表，上帝看每一个人在人间的好坏表现，来决定你的表走得快还是慢。如果你在人间总做好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慢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在人间长寿，而如果你总在人间做坏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快一些，这样你就在人间短命。结果5月9号这一天，有人上了天堂，好奇地寻找克林顿那块表，结果被告知，由于天堂炎热，克林顿那块表被上帝拿去当电扇了。”

        哈哈大笑中，反映了中国人的一致心理。发泄愤怒是容易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窗户都被砸了，车好被烧了，美国驻成都领带馆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更有趣的是，在东北的长春，一个愤怒的中国小男孩将校园内一名美国外教的儿子结结实实打了一顿。

        中国当然要说“不”，主权受到侵犯，3个生命的失去，没有愤怒那才奇怪。

        但显然，一味地愤怒下去并让愤怒超越界限也不是办法。

        我相信如果听任愤怒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几个小时办就消失，很多在华美国人的日子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但中国人没有，几天之中，中国人寻找到了愤怒和理智的最好结合点。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最好的报复。

        几年前，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一时。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说“不”显然不单单是一个发泄民族情绪的问题。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之后，我听到不少人对我说：“老毛头那时候多厉害，美国佬怎么啦，照打不误。”听到这话，我理解说这话人的心情，但是要知道毛主席的强硬有其冷战时代的时代背景，如果让我们真的回到老毛头的时代，人们就真的舒服吗？，毛主席的强硬是对立在闭关锁国的基础上的，而闭关锁国的结果却是自身日渐落后、内乱不断。如果我们能在强硬的那个年代，合理地解决说“不”和强大自身的关系，早一点打开国门，也许今日我们说“不”的底气就会强的多。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说“不”，但有策略地说不正是为了明天说不更有影响力更加掷地有声。

        我当然能够感受到这样做时的痛苦，甚至有一些决策者也和我谈过他们心中的这种痛苦，但今日世界之中，弱肉强食，不讲策略的说不最后只能使自己日益虚弱，那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在很多年前说过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段话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来。有人读出痛苦，有人读出策略，有人读出伟大，但不管你怎么想。在目前的局势下，都得这样做，而且越是高层，对其中的深意理解得越深。

        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我常常会有一种咬紧牙关，有一些眼泪和委屈咽回肚子的感受。但今日不在理智与情感间寻找最好的结合点，明天我们的就无法大声说“不”。

        在我们所遭遇的种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之中，这是最大也是最痛苦的，而这又是必须让理智占上风的长久冲突。

        因此很多年中，我们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怎样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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