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对每个人的含意和标准都是不同的，对我来说，能和自己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便是莫大的幸福。

        所以，离开安心的日子就成为我从未体验过的一种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心绪惶惶。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的幻想一天一天地破灭。我原来还曾心存侥幸，希望安心只是因一时情绪混乱而离家出走，她走几天心情平定了想我了就会回来的。我每天下班回家开门时都幻想屋里会有灯光和声响，门一开安心会扑过来偎在我的怀中，哝哝说着抱歉和想念的话。但每次把门打开时屋里都是漆黑一片寂静一片，这什么声音都没有的黑洞洞的屋子让我一次一次的，心死如发。

        那些天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打电话给清绵群众文化馆和南德缉毒大队的老潘，向安心的母亲和老潘打听安心的下落。安心母亲说不久前他们曾接到过安心的一个问候父母兼报平安的电话，此后再无她的音讯。老潘则干脆告诉我，安心自上次伤好离开南德后就从没跟队里联系过，这儿没人知道她的消息。入秋之后我再打电话者潘的手机总是无人接听，安心母亲的电话似乎也换了，打了无数遍总是占线的声音。那占线的嘟嘟声一遍一遍地，让我的心情从烧灼渐渐变得冰冷。

        我再次给安心的父母写了信，信还是寄到清绵群众文化馆的。八天过去了，两周过去了，那信石沉大海，沓无回音。一个月之后，邮局竟然将那封信原封退回，信封上歪歪斜斜地贴了一张打印的条子，上说：查无此人。

        我拿着那封退回来的信，足足愣了半个小时！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一天一天地麻木起来，不再期待奇迹发生。我下了班甚至不再回家，我不想一个人回到那黑暗和寂静中咀嚼凄凉。要么睡在单位，要么和同事一起出去深夜泡吧花钱买醉，醉了就大声说几个荤段子，让心痛的感觉在无痛的笑声中被酒精磨掉。我很久很久没到酒吧去了，那灯红酒绿拥挤嘈杂的地方像一个历史的标志，让我在几秒钟之内闪回了自己的过去。所有曲折坎坷，所有思恩怨怨，都在我眼前毫无秩序地涌过，涌过之后我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醉眼迷离，混混饨饨，我恍惚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从来不曾经历任何刻骨铭心的相遇，这让我越来越渴望和放任那些深夜的酩酊大醉，因为清醒总能找到一些知觉，包括我早已厌倦的伤心和苦闷。

        在酒吧那种地方经常邂逅的，是过去那帮半熟不熟的狐朋狗友，还有和我曾经交往过的那些女孩子。碰上狐朋狗友大家总要在一起胡侃一通，都是些无关宏旨的废话。对那些女孩子我刻意回避和冷淡她们，看到她们会让我情不自禁地进行某种对比，和安心比她们全都俗不可耐，全都让我没有兴趣。我不愿因为这种对比而再想安心。安心已经走了，不再回来了，不属于我了。我历史中的这一页，不管多么缠绵动人，已经彻底翻过去了。翻过去的历史永远不会再翻回来，我一味陷落在往事中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

        在酒吧我还碰见了刘明浩，只碰见了一次。他和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在一起，没精打采地喝着酒，人显得很老。他说他快和李佳结婚了，所以不方便总出来胡混。他问我现在干什么呢怎么一夏天见不着人啦。我没说我和安心去云南的那一段事，那事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我心情不好不想向任何人唠叨，不想拿自己的呼嘘去换别人的惊讶。我只是淡淡地说我现在在一家赛马俱乐部上班呢工作太忙，你朋友当中有爱好骑马的吗你介绍他来。刘明浩要了我的名片，说他就爱骑马有空过去看看你们那儿远吗？我说：不算远，出三元桥往东开车十分钟就到。他问：那安心呢，她在哪儿上班呢？你们的事儿到底办了没？我没接话，不置可否。他又说：这女孩的本事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生生把你给变了一个人，你现在也不爱出来了也不爱说话了什么事都不跟哥们儿说了我以后结了婚可千万别成你这样。我闷头喝酒，喝干了酒冲他笑，我笑着说我跟安心早吹了，真的，骗你王八蛋。他半信半疑地笑：你们又吵架了吧？你们俩都是小孩子，在一块吵架是正常事，吵吵就好了。我喊服务生拿酒，说：我们真吹了，吹好长时间了，她都走了，大概回老家了。刘明浩看我表情，有点信了：为什么呀？是你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还是因为那孩子的问题？我不说话，又接着喝酒。刘明浩见我情绪不好，就摆出一个战壕战友的架式，安慰我说：咳，我和李佳，这以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我跟你一样，弄不好到头也得吹！孔老夫子说得好，惟他妈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我和刘明浩，也有恩怨，但我们还是朋友。我也搞不清刘明浩这种人是君子还是小人，难养不难养，可交不可交。但无论怎样，刘明浩都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的角色。我的经历中出现的三个最重要的女孩子，都是因为他而认识，而交往的。

        那天我和刘明浩都喝醉了。我们半夜三更歪歪扭扭地晃出酒吧，走在马路当中拦出租车。分手时刘明浩口齿不清地冲我大声叫道：“嘿，杨瑞，想开点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明儿大哥再给你发一个好的来！你现在喜欢生的还是熟的，啊？”

        我挥挥手，什么都没说。我挥完了手就钻进出租车，一进车子我就吐了，吐了一座位。司机钻出驾驶座，拉着我非要我赔钱不可。刘明浩也过来了，我们两个醉鬼和那个倒霉的司机纠缠了半天。后来我也忘了赔没赔钱，后来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回了家，好像是刘明浩送我回来的……一切过程都忘得干干净净。

        渐渐的，醉过几次之后，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不那么要死要活了。我在赛马俱乐部的经理和同事们的眼里，又恢复了正常。

        他们后来也都知道我那一阵的神魂颠倒是因为失恋。经理让我做了几个星期的后勤工作，后来见我没事了脸色如常了便又让我坐回到值班经理的写字台上，每个人都为我能走出这场痛苦而感到高兴。

        我“官复原职”后的第三天一大早，会所里就来了一个客人，是个年轻的女孩儿。她一进前厅就直奔值班经理的台子这边走来，走到我面前不请自坐。我那时正接着一个电话，是一个老外打过来预订宴会的，我一面向那位在我面前坐下的女客打了个抱歉请稍候的手势，一面记下电话里那老外提出的时间、人数和有关要求，然后和他协商了价格、场地和台形等等。打完电话我暂时没有整理这份乱糟糟的记录，抬头向对面那位女客投去温文尔雅的职业化的微笑，但那微笑只“职业”了几秒钟就立刻凝固在我惊讶的脸上了。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我说：“哦，你是贝贝！”

        正是久违了的贝贝，她冲我嫣然一笑，说：“你是杨瑞。”

        我有点尴尬地， 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见了贝贝就像看见了我的过去，我说：“呃……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到我们这儿是想来骑马吗？”

        贝贝微笑着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不，我不想骑马。”

        我的语言和表情都有些迟钝发僵，我说：“哦，那……需要我为您做什么吗？”

        贝贝对我这一脸公事公办的客套笑了一下，说：“那我也订一桌宴会吧。”

        我马上拿出预订单和钢笔，脸上又恢复了那份“职业微笑”，表情和话语也带出相应的殷勤：“好的，请问您想订什么标准的宴会？”

        贝贝说：“你们这边是什么标准？”

        我非常麻利地做着介绍：“我们这儿宴会最低标准是两百五十元一位，最高一千元一位，不含酒水和厅室费，另需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布台的鲜花我们是免费赠送的，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我们不收服务费，厅室费打对折……”

        贝贝打断我：“那就订最高标准吧。”

        我把价格记在预定单上，又问：“请问您订几位？”

        贝贝说：“四位。”

        我边记边问下去：“请问您订什么时间？”

        贝贝反问：“你什么时间方便？”

        我抬头，愣住。

        贝贝大大方方地说：“我请我表姐和她男朋友，还请你，希望你能赏光啊。”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坐在我们俱乐部最豪华的宴会厅里，我第一次以贵宾的身份，享受了我们自己的服务和美味。刘明浩和李佳也来了，个个盛装华彩。刘明浩拉着我挤眉弄眼，一语双关地说：“哎，别忘了这个大客户可是我给你拉来的，你千万套住了可别再稀里马虎地给弄丢啦！”

        和贝贝一起吃饭是一件开心的事。贝贝是一个性格开朗为人直率的女孩子，她的思维习惯和看问题的角度以及表达的方式，与我们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和她很聊得来。我们吃过那顿高标准的丰盛的晚餐之后由贝贝提议，再到我们相识的那家名叫“男孩女孩”的酒吧去。我们四人挤在一辆夏利出租车里一起进城，在“男孩女孩”里几乎玩儿了一个通宵。我和贝贝搂在一起跳舞，跳得非常开心。那是我在安心走后第一次开心地又笑又跳，而且，那一夜我完全忘掉了安心。

        对，如果我能够忘掉安心的话，我应该忘掉安心！

        和贝贝在“男孩女孩”跳舞的第三天，我不知为什么，竟主动打电话到她住的希尔顿饭店，问她想不想出来找个北京老百姓去的小饭馆吃顿饭，我请客。贝贝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问我为什么想起要请她吃饭，是怕她一个人在北京太闷吗？我沉默了片刻，竟脱口说：不，是我自己有点闷。

        我说：“你有空吗？要是没空就算了。”

        贝贝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当然有空。”

        后来的那几天，我和贝贝几乎天天晚上在一起吃饭。在北京的那些还算干净的小饭馆里，我向贝贝讲述我们的北京，从名胜古迹讲到胡同掌故，讲到北京现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切。然后，我听贝贝讲美国，讲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和家庭观念，讲在美国怎么看病怎么开车怎么取钱怎么打官司……彼此的话题对对方来说，既新鲜又充满了陌生的知识。这样的交谈使我们很快地投机起来，并且互相欣赏。有一次吃完饭贝贝把我带去了她在希尔顿饭店的房间，我们继续国内国际地聊到很晚。我告辞时贝贝在房间的门口送我，开门前我们互相说了再见，感觉彼此的声音都有些异样，然后目光都停在对方的脸上。终于，在互相凝视之后贝贝把身子靠在门边走廊的墙壁上，闭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应该吻她了，就吻了。我吻了她的脸，和她的唇，吻得很轻很轻。吻完之后，我说：“明天见。”

        第二天晚上我们依然在一起吃饭，吃完饭依然去贝贝的饭店聊天，聊完天依然彼此注视然后相吻，吻完后我们互相要了对方。

        第二天清晨我们醒来，没有拉上窗帘的房间投满了红色的阳光。阳光的颜色使我们赤裸光滑的身体特别好看。我们为自己的年轻和美丽而倾倒，再次互相要了对方。这是我在安心走后第一次接触女人的肉体，不知为什么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和女孩做完这种事之后隐隐有种羞耻感。我觉得我对不起安心。

        就在那天早晨，贝贝陪我到酒店三楼的咖啡厅去吃早餐。在早餐结束前她向我提出了跟她去美国的建议。我看出贝贝是认真的，在那个早晨她已决定终身相许。

        一周之后，贝贝走了，回美国去了。我们频繁地互相通信，通电话，信和电话的内容主要是说些想念爱慕的情话，另外就是说我赴美手续办理的进展情况。贝贝说爱慕想念的话比较直接，那些话总是说得火一般热烈。我说得则比较含蓄，比较温，不那么直露。贝贝为此总抱怨我对女孩子太冷，但同时又说就喜欢我这样的性格。她把我对她的反应当成了性格。她说这样更男人气，很酷。贝贝讨厌饶舌和表现欲太强的男人。

        也许只有我自己们心可知，我对贝贝那些表示爱意的话语说出口时有多么勉强，多么言不由衷。我不是不喜欢贝贝，而是禁不住总要揪心地追问自己：你不是爱着安心吗？你现在还爱着安心吗？

        但我知道我应该走，我应该背井离乡走得越远越好。我不是不爱安心，是安心逼我走的。是她对我们的爱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留下一纸诀别然后不知去向。我留在北京留在我们的家里我无法摆脱安心的笼罩，我要想忘掉一切得到新生就必须远远地离开这里，就像安心当初离开云南来到北京也是为了躲避痛苦为了蜕变求生一样。

        我应该走，这是一个机会。

        秋去冬来，在入冬后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早晨，我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的新机场起飞，在空中左偏右摆地绕了半个圆圈，然后校准方向，向东飞去。我从椭圆形的机窗竭力往下看，想再看一眼下面被化雪弄得潮湿变黑的故土，但窗外云遮雾障，什么也看不见。

        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呆在家里一整天没有出门。我把我和安心共同使用过的每一样东西，能见证我们曾经相爱并且曾经生活在一起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小熊的衣服和玩具，都翻出来看。我久久地注视和抚摸它们，为安心，也为小熊，掉了最后的眼泪。然后，我又将它们—一放好，放到安心走的那天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

        我像安心离开时一样，把屋子认真打扫清洁了一遍，然后，也给安心留了一封信。我写信的时候固执地想，她也许终有一天会回到这里，会看到满屋的灰尘和摆在桌头柜上的这个没有封口的信封。

        安心：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吗？

        明天，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号，我就要乘飞机去美国了，永远不回来了。除非你要我回来！我本来想把我这一生都给你的，但你不要。我本来想让你一辈子都过幸福的生活，但这已经不能吸引你。你有你自己的选择，可惜的是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你究竟选择了什么。你给我留下了我无法克服和摆脱的痛苦，你和这世界上任何女孩都不一样，你能让我难以把你忘了！所以我必须走。我要走得远远的，去一个绝对陌生的地方，好忘掉你，就像你忘掉我一样。

        不写了，我要哭了，我不想再为你哭了。我至今都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这么快就分道扬镜各自去过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此再无关系！这是真的吗？也许只有到了明天飞机载着我离开地面的那一刻我才会相信这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还会见面吗？等到我们都老了，还会想起这里吗？还会想起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这个小屋子里来看看吗？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吻你的，不管你有多老。如果那时你还想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重新开始咱们的生活，我会同意的。不管那时我在哪里，是贫穷还是富有，有无家室和儿孙，我都会来的！我会告诉我的家室和儿孙，我年轻时曾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这场爱我不能忘记！我想作为我一生善待他们的补偿，他们会放我来的！

        杨瑞我写到后面还是哭起来，我像个小孩子那样流泪和抽泣。我把我这么多天来所要倾诉的绝望与幻想，连同我的眼泪一起，落于纸上。我把绝望幻想和眼泪统统曾进信封。信封摆在平时安心睡觉的那一侧的床头柜上，没写抬头和落款。

        那天晚上我坐出租车去了刘明浩家，我把一套我家的钥匙交给他请他保管。安心如果回来找我找不到的话，我想她会来问刘明浩的。在我的朋友中，只有刘明浩和她相熟。

        刘明浩接了钥匙，笑笑，提醒道：“你既然跟了贝贝，可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呀。”

        我不说话。

        刘明浩也就收了笑，又问：“跟你爸告别了吗？”

        我摇头，说：“没有，我不想让我爸知道我出国了，他知道了非把这套房子要回去不可。那是我和安心的窝，我想留着。再说，说不定什么时候贝贝对我腻了，我在美国人生地不熟的要是呆不下去，我还得回来呢。”

        刘明浩点着头，嘴上却说：“咳，你怎么想这么多。”

        我说：“也许真是长大了，成熟了，什么事都不那么一往无前了。好的时候要想想坏，出发的时候要想想退路。女人都是善变的。”

        刘明浩又点头，嘴上却笑：“咳，我看你都快神经了，都是安心惹的祸。”

        第二天还是刘明浩开车送我去了机场，路上看我沉默寡言，便说了好多鼓舞的话：出国是好事，学本事见世面。再说你要是真成了贝贝的老公，那生活上就算是一步登天啦。回头到贝贝家的产业里再谋个一官半职的，将来有权有势了可千万别忘了爱国，别忘了这边还有一帮啃窝头的穷哥们儿哪，我们还指着你到时候回国投资发我们一点生意做做呢，我今天把话先垫上，你要回来可别忘了！

        其实，刘明浩不知道，我去美国，就是为了忘掉所有的人。

        但愿我能忘掉所有人！

        美国对我是新鲜的，贝贝的家对我是新鲜的，这里的一切，从里到外，都是那么陌生。这陌生的环境果真使我忘掉了过去，过去的人和事，都变得特别遥远，但是，除了安心。

        我很早就预感到来美国可能是一场失败，因为我忘不掉安心。在美国的生活尽管与我过去的生活毫不相像，但每一个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的细节，都让我联想到安心。时间越长我越发疯地想要看到和摸到我家那两间小屋里存放着的和安心有关的那些东西，我的思念因为找不到展开的环境和寄托的物件而显得无着无落而显得异常痛苦起来。

        某日，我和贝贝在一间华人开的商店里购物，我突然看到货架上放着一盘似曾相识的CD光盘，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我立即买了，并且立即催贝贝回家。回家后我一连几天一遍一遍反复地听那首歌子，弄得贝贝都禁不住奇怪起来。

        她也听，但听不出所以然，她说：“这歌子好听吗？我认为很普通嘛。”

        贝贝哪里知道，这是安心给我的祝愿。现在在我听来，在我这个身处异国他乡尽享豪宅美食的人听来，也像是我对安心的祝愿和期盼：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爱不用抱歉来弥补，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都别在乎，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

        我听着这首歌，站在窗前，看着洛杉肌阴沉的天空，那时我第一次地想到，我得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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