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被砸得稀巴烂，床被翻个底朝天，床垫也被撕成碎片，枕头被扯成两半，地板也被捣毁，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对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公寓如此这般搜查，关于他的去处还是一无所获。里奥蹲下来检查壁炉，里面有焚烧过纸的痕迹。从一层层完整的灰烬可以看出是将通信记录码在一起烧掉的。里奥用枪口耙了耙残留物，希望能够发现没有被火烧着的残留碎片。灰烬散作一团——所有的东西都烧成黑色的灰烬。这个叛国者逃跑了。这都是里奥的错，他假定这个人——一个陌生人是无辜的，这是一个新手才会犯的错误。

        十个无辜者遭罪要强过一个间谍逃跑。

        而他们本职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假定有罪。

        尽管要承担责任，里奥还是不禁会想，如果没有浪费一整天时间处理那个小男孩的事故，布洛德斯基还会潜逃吗？与相关工作人员见面，制止谣言——这不是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的工作。他没有亲自去监视，而表示同意抽身，去处理一件几乎就是个人的事件。他根本就不应该答应。他对布洛德斯基造成的威胁甚至感到有些自鸣得意——这是自他进入国家安全部以来第一次判断失误。他也知道，有机会犯第二次错误的官员寥寥无几。

        他尚未仔细考虑这桩案件：布洛德斯基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一点英语知识，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理由，然而，正如里奥所指出的那样，在一座训练有素的兽医并不多见的城市，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兽医。外国外交官不得不将自己的猫和狗交给某人看护。而且，这个人还在红军队伍里担任过战地医生。他的背景可谓无可挑剔。根据他的军事记录，他属于志愿军，尽管他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医生，尽管他的专业知识只能治疗受伤的动物，但他在好几所战地医院工作过，并受到过两次嘉许。这个嫌疑犯一定拯救过数百个人的性命。

        库兹明少校很快就猜到自己这位门徒疑惑的理由。在里奥自己的军事生涯期间，他就因多次受伤被战地医生治疗过，显然是某种战友情谊束缚了他。库兹明提醒里奥，多愁善感只会蒙蔽一个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真相，那些看似最让人信任的人最值得怀疑。里奥想到斯大林那句有名的警句：信任，但检查。

        斯大林的话可以解读为：检查那些我们信赖的人。

        对于那些信任或不信任的人，都需要进行同等程度的明察秋毫，那么这至少意味着一点——某种平等。

        侦查员的职责是一点一点剥去无辜的表面，直到罪行昭然若揭。如果没有揭露出任何罪行，就表明他们挖掘得还不够深。在布洛德斯基这个案件当中，问题不是外国外交官是否因为他是兽医而跟他接触，而是嫌疑人成为兽医的目的是否是便于公开与外国外交官接触？他的诊所为什么距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步之遥？而且，为什么——在他的诊所开张后不久——美国大使馆的几名工作人员都买了宠物？最后，为什么外国外交官的宠物比一般市民的宠物需要更加频繁的看护？库兹明首先就表示所有这些都存在奇怪的一面，正是这种解除武装的特征才让他愈发不安。清白无辜的状况仿佛都是巧妙的掩饰和伪装，这一切就好像是在嘲笑国家安全部，其后一定藏有严重罪行。

        细想整个案件并听完导师的分析之后，里奥决定与其直接逮捕犯罪嫌疑人，不如跟踪他，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一名间谍，以及他的犯罪同伙有哪些，弄清楚之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尽管他没这么说，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逮捕人还是会让他感觉不舒服。当然，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这个顾虑一直陪伴着他。他曾经仅凭某人的姓名、地址以及不被人信任的事实逮捕过很多人。只要成为嫌疑犯，罪名就会成立。至于证据，在审问过程中就会得到。但里奥不再是一个只执行命令的跟班，他决定要利用自己的权力，采取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行动。他是一名侦查人员，他希望去调查。他对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最终被捕一点也不怀疑，他只是需要证据；而不仅仅只是推测。简而言之，他希望拘捕他时能够做到问心无愧。

        里奥负责白天的监视行动，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对嫌疑人进行跟踪。连续三天，他没发现任何异常迹象。这名嫌疑人工作、外出吃午餐，然后回家。简而言之，他看上去就是一名合格的好公民。也许正是这种看似无害的表面现象迷惑了里奥的判断力。今天早上，当他被盛怒的库兹明拉到一旁，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费奥多·安德列夫的情况——意外身亡的男童以及家属歇斯底里的反应——并命令他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时，他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只是默然接受。事后看来，所有这一切是多么荒谬。当这个嫌疑犯在潜逃、嘲笑里奥的时候，他正在和家属们交谈，在哄劝孩子，想起来就让人沮丧。委派继续监视的那名工作人员竟然愚蠢地以为兽医诊所一整天都没有一个顾客光顾。直到傍晚，这个工作人员才发现有点不对劲，假装成一名顾客走进诊所，结果发现整个诊所空无一人。后面的窗户被撬开，嫌疑人早就逃跑了，极有可能早上抵达诊所没过多久之后就跑掉了。

        布洛德斯基不见了。

        当里奥听到这几个字时，他感到一阵难受，他就在家里与库兹明少校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在里奥终于找到犯罪证据之时，犯罪嫌疑人却跑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导师似乎很满意。这个叛国者的行为证实了他的理论：他们的工作就是不信任。如果一项指控只有百分之一的真实性，那么宁愿相信整个指控都是真的，也不要忽略了它。里奥接到命令，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抓到这名叛国者。里奥不吃不睡也要抓到这个人，他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让这个人锒铛入狱——按照库兹明沾沾自喜的说法就是，他早在三天前就应该被关进监狱。

        里奥擦了擦眼睛，他愁肠百结。说好听点，他这是天真，说难听点，就是无能。他低估了对手的能力，胸中突然涌出一股无名怒火，他真想踹一脚那张四脚朝天的桌子。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已经被训练得喜怒不形于色。一名下级军官匆忙走进屋内，也许是迫切地想要帮忙，以表忠心。里奥把他打发走，他只想一个人待会儿。他稍作冷静，盯着已经覆盖全城的雪地发呆。他点起一根烟，朝窗玻璃上吐了一口烟圈。到底哪里出了差错？嫌疑人一定是看到有人跟踪，然后才计划潜逃的。如果他烧毁文件，这表明他迫切地想要隐藏与自己间谍活动或目的地有关的资料。里奥认为布洛德斯基已经制订一套潜逃计划以及一条逃出这个国家的路线。他必须要找到这个计划的部分证据。

        邻居是一对七十多岁的退休老夫妇，他们与儿子、媳妇以及两个孙子住在一起。一家六口人，只有两间房间，这并不常见。这六个人全部肩并肩坐在厨房里，一位下级官员站在他们身后，以示威胁。里奥可以看出，他们知道自己由于另一个人的罪行而全部受到牵连，他能够看到他们的恐惧。他马上将眼前看到的一幕摒除脑外——他已经为自己的多愁善感而犯过一次过失了，他走到桌前：“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是一个叛国者。如果你们以任何形式帮助他，甚至什么都不说，都会被视为是共犯。你们的压力是如何证明对国家的忠诚，而你们有没有罪对我们来说构不成任何压力。现在，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那位长者，也就是祖父，无疑是一位精明老练的幸存者，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信息都全部供述出来。他模仿里奥的语气，字字斟酌，表示这个叛国者那天早上去上班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他拿着和平时一样的公文包，穿的衣服与戴的帽子也和平时一样。这位祖父不希望给他们留下不合作的印象，于是提出这位叛国者可能会出现在哪里的想法和建议，所有这些在里奥听来不过就是妄加揣测。祖父最后表示，他们家所有人都不喜欢布洛德斯基这个邻居，对他也都不信任，以及唯一喜欢他的人就是齐娜·莫罗索夫纳，也就是住在楼下的那位女士。

        齐娜·莫罗索夫纳年纪约莫五十岁，但就像个孩子一样在颤抖，她想要通过抽烟来掩饰什么，但并不成功。里奥发现她站在一幅斯大林著名肖像——光滑的皮肤、智慧的双眼——的廉价复制品旁边，这幅复制品挂在她家壁炉上面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也许她认为这幅画可以保护她。里奥连自我介绍都懒得作，也没有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而是直切主题，想要让她措手不及：“为什么整栋楼的人都不喜欢也不信任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而你却和他成为这么好的朋友？”

        齐娜有点不设防，这个谎言让她颇为愤慨，一时忽略了自己的谨慎意识：“楼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安纳托里，他是个好人。”

        “布洛德斯基是名间谍，但你说他是个好人？叛国难道是美德？”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已经为时已晚，齐娜开始重新润色自己所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他非常注意不制造出任何噪音，他非常有礼貌。”

        这些补充说明说起来结结巴巴，已经无关紧要。里奥未加理会。他拿出便笺本，用大写字母写下措辞不当的几个字：

        他写得非常清晰，她也看得清清楚楚：她今后的十五年岁月就被他这样一笔勾销了。这几个字足以宣判她是一名共犯，她将要接受作为一名政治犯的长期刑罚。在她这个年纪，她几乎没有机会活着走出劳改营了。他无须明确说出这些威胁，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齐娜退到屋子角落，熄灭香烟，但立刻又后悔了，胡乱伸手又掏出另一根香烟：“我不知道安纳托里去哪里了，但我知道他没有家庭。他的妻子在战争中遇难，儿子死于肺结核。他几乎没有任何访客，据我判断，他几乎没有朋友……”

        她突然停下来。安纳托里一直是她的朋友，他们共度过许多夜晚，一起吃饭喝酒。曾经一度她甚至希望他可能爱上了她，而他则没流露出任何兴趣。对于妻子的过世，他一直从未真正忘怀。她陷入在回忆当中，偶尔看了里奥一眼，但他好像并不太感兴趣。

        “我只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并不关心他死去的妻子或孩子。他的生平事迹我不感兴趣，除非与他现在在哪儿有关。”

        他的生命悬而未决——他只有一条生路。但她能否背叛她爱过的一个男人呢？令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稍欠考虑的决定却收到她本来期望的效果：“安纳托里不与人来往，但他的确有书信往来。偶尔他会让我去邮局帮他寄一些信件，有一个固定的通讯地址，好像是基莫夫村的某个人。我想就是这里以北的某个地方。他曾提过他在那里有一个朋友，我不记得他这位朋友的名字了。这都是真的，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些。”

        她的声音充满愧疚。尽管她的脸部表情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流露，但里奥的本能告诉自己，这个女人正在背叛某种信赖。他从便笺本上撕下足以定罪的那张纸，递给她。她接过这张纸，这是她背叛的代价。他在她的眼睛里看到蔑视，但他并未因此受影响。

        莫斯科以北某个村庄的名字，这个线索很渺茫。如果布洛德斯基是名间谍，他很有可能被自己的同伙保护起来了。国家安全部一直都相信，在国外势力的控制下，存在一个藏身处的网络。一名受国外资助的叛国者求助于一个个人关系——而且是个集体农场的农民，这有悖于他是名专业间谍的推测。但里奥还是认为，他应该去跟踪一下这条线索。对于这些矛盾想法，他统统置之不理，他的任务就是抓住这个人。这是他掌握的唯一线索，含糊其辞已经让他付出惨重代价。

        他匆忙来到停在外面的卡车上，开始重新阅读案件档案，想找一些可能与基莫夫村有关的信息。但他的副指挥官瓦西里·伊里奇·尼基京这时回来了，打断了他的思路。瓦西里今年三十五岁，比里奥大五岁，一度曾是国家安全部最有前途的军官。冷酷无情、好胜心强，他一心只为国家安全部着想。里奥个人认为这些人的忠心与其说是爱国主义，不如说实际上考虑的都是自身利益。在早期还是一名调查员期间，瓦西里就公开谴责自己唯一的兄弟发表反斯大林言论，以此来表忠心。其实，他的兄弟不过就是对斯大林开了一个玩笑而已。当时他在庆祝自己的生日，而且喝醉了。瓦西里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他的兄弟因此被判了二十年劳改徒刑。这次逮捕让瓦西里的工作大为受益，一直到他的兄弟三年后越狱，并在越狱过程中杀死几名看守和一名劳教所的医生。由于之后一直没有抓到他，所以这次事件一直让瓦西里备感难堪。如果他再不在追查这名逃亡者这件事情上卖命，他的职业生涯恐怕再无起死回生的机会。相反，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岌岌可危。他已经没有其他兄弟可以供他公开谴责了，里奥明白他的副手正在密切关注有没有其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完成对兽医诊所的搜查之后，瓦西里显然对自己很满意。他交给里奥一封皱巴巴的信件，并解释说他在叛国者的书桌后面发现了这封信。其他所有信件都被烧毁——就像他们在公寓里所看到的那样——但在匆忙之中，嫌疑人遗漏了这封信。里奥开始读信。这封信是一个朋友写来的，信上说随时欢迎他的到访。通讯地址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但城市名还很清晰：基辅。里奥将信折好，交回给他的副手：“这是布洛德斯基自己写的，不是哪个朋友。他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这封信，他没有去基辅。”

        信在匆忙之中写就，笔迹不连贯，伪装得比较拙劣。内容很可笑，似乎只想让读信的人相信写信的人是他的一个朋友，布洛德斯基可以随时去找他。地址显然是故意弄得不清楚，防止很快对真正的住户进行调查确认，从而得知信件是伪造的。信件被发现的地址——丢到书桌后面——也似乎是事先策划好的。

        瓦西里对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抗议：“如果不对基辅这条线索进行彻底调查的话，会显得有些大意。”

        尽管里奥对信件伪造这个事实确信无疑，但他转念又想，如果不派瓦西里前往基辅调查，就会显得不够慎重，因为随时可能会让他面临忽视证据的指控。他很快消除了这个想法，如果没有找到嫌疑人，他的职业生涯就会被葬送，他的调查进行得如何已经无关紧要了。

        他又将注意力放回到案件档案上。根据档案记录来看，布洛德斯基与一个叫米克哈伊尔·季诺维夫的人是朋友，这个人在患有慢性冻伤之后，从红军退伍。他的几个脚趾都被截断，差点丧命。他的身体恢复之后，从部队退伍。帮他做手术的就是布洛德斯基。里奥的手指沿着档案文件一一划过，搜索那个人目前的地址：

        基莫夫。

        里奥转过头来，看到瓦西里烦躁的表情：“我们现在就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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