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到细节的故事。正是顾忌这位此处名为拉比耶的男人的妻儿，我之前未曾发表过这个故事，而在此我仍然小心翼翼地不道出这个男人的真实姓名。四十载岁月尘封了这段往事，如今大家已经老了，即使这些事实公之于众，也不会像以往我们还年轻时那样对他人造成伤害了。

        不过，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在这里发表一篇可以说纯属细枝末节的文字呢？那是可怕的个人经历，令人惊恐失魂，但是仅此而已，它一直只是个人经历，从来没有进入文学的领地。那又怎样呢？

        在疑惑中，我写下这篇文字。在疑惑中，我把它拿给我的朋友埃尔韦·勒马松和扬·安德烈亚阅读。他们认为应该将它发表出来，因为我描写了拉比耶，描写了他通过履行惩罚职能所臆想出的存在方式，他幻想着仅仅凭借这种多数情况下替代伦理、哲学和道德的惩罚就可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而这样的惩罚并非只在警察局里才发生。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上午，弗雷讷监狱接待大厅。我来给我的丈夫送一件包裹，他在六月一日即六天前被捕。这时，警报骤响。德国人关上了门，把我们独自留在接待厅里。这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彼此不说一句话。成群的飞机盘旋在巴黎上空，轰鸣声震耳欲聋。我听到有人对我低声但却很清晰地说：“他们今天早上六点登陆了。”我转身一看，是个年轻人。我小声叫道：“这不可能。别散布假消息。”年轻人说：“这是真的。”我们不相信年轻人。所有的人都哭了。警报停止了。德国人疏散了接待厅里的人群。今日禁收包裹。我一回到巴黎，刚踏上雷恩街街头，就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我周围所有的脸都像疯子一样互相看着，面带微笑。我拦住了一位年轻人，我问他：“这是真的吗？”他说：“这是真的。”

        食品包裹的收寄被sine die搁置。我往弗雷讷监狱白跑了好几趟。于是我决定通过柳林街争取一张包裹许可证。我的一个女友是情报部的秘书，她帮我以她的上级之名给基弗医生（福煦大街）打电话，以便得到获取许可证的证明信。人们传她过去了。基弗医生的秘书接待了她，告诉她到柳林街老楼，找五楼的415E4办公室。证明信只字未提。我在柳林街等了好几天。队伍在人行道上排了有一百多米长。我们不是等着直接进入德国警局里面，而是等着轮到我们进去的机会。三天。四天。只有在包裹许可证办公室的秘书那里我才有可能提到基弗医生证明信的事情。我必须先到415办公室去见某位埃尔曼先生。我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埃尔曼先生不在。隔壁办公室的女秘书给了我一张字条，允许我第二天早上再来。这一次埃尔曼先生又不在，我又等了整整一上午。诺曼底登陆至今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溃败的情绪在德国警方的所在地蔓延。我的通行证中午就要到期了，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前一天见到的那个女秘书。眼看我就要白白浪费二十多个小时辛苦等待换来的进展。我上前叫住一个路过走廊的高大男人，请求他一定想办法帮我把通行证延期到晚上。他让我向他出示证件。我递给他。他说：“这可是迪潘街的案子啊。”

        他说出了我丈夫的名字。他对我说逮捕我丈夫的人就是他。对我丈夫进行第一次审讯的人也是他。此人就是某先生，此处化名皮埃尔·拉比耶，是一名盖世太保。

        “您是他的亲属吗？”

        “我是他的妻子。”

        “啊！……这是一件很麻烦的案子，您知道……”

        我没有向皮埃尔·拉比耶提出任何问题。他显得彬彬有礼。亲自更新了我的通行证以后，他告诉我埃尔曼明天会来。

        第二天，我为了包裹许可证的事情来找埃尔曼，这时我又见到了拉比耶。我在走廊里等着，他从一扇门后面走出来。他的怀里抱着一位脸色极其苍白的女人，她陷入半昏厥的状态，衣服全都湿透了。他冲我微微一笑，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嘴角仍然挂着微笑。

        “这么说，您一直在等着？……”

        我说这没什么。他又提起了迪潘街的案子。

        “那里就像一座真正的兵营……而且桌子上还摆着一张地图……事情相当严重。”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是否知道我丈夫是抵抗运动的成员？我是否认识那些住在迪潘街上的人？我说我不大认识或者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我说我写作，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他对我说他知道这些，我的丈夫告诉过他。他说他甚至在逮捕我丈夫的时候在客厅的桌子上发现了我的两本小说，他笑了一下，他连这两本小说也都一齐拿走了。他不再向我提问了。他终于对我说出了实话，我不可能拿到包裹许可证，因为许可证被取消了。但还是有可能在德国预审官对犯人进行审讯的时候，通过预审官本人把包裹带进去。

        他说的德国预审官就是埃尔曼，这个我等了整整三天的人。他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来了。我对他谈到了拉比耶向我提议的办法。他说我不能见我的丈夫，但是他会负责把包裹转交给他和他的妹妹，我可以明天早上把包裹拿过来。走出埃尔曼的办公室，我再次遇到了拉比耶。他微笑着宽慰我：我的丈夫不会被枪决，“虽然发现了那份企图炸毁德国军事设施的地图，它和两本小说一起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笑着说。

        我生活在完全的与世隔绝中。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就是D每天早晨和傍晚打来的电话。

        三周过去了。盖世太保并没有来搜查我的家。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再来了。我要求重新投入工作，得到了批准。我们这个组织的领袖弗朗索瓦·莫尔朗需要一位联络员，他让我接替前往图卢兹的费里。我答应了。

        七月第一个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半，我应该让迪蓬索（时任M.N.P.G.D.驻瑞士代表）与戈达尔（战俘部部长亨利·弗雷讷的办公室主任）接上头。我们要在圣日尔曼大街正对着议会的街角碰头。我准时到达，找到迪蓬索。我走上前去与他攀谈，我们谈话的样子轻松自然，抵抗运动的成员公开场合通常这样掩饰自己。还不到五分钟，我就听见几米远的地方有人喊我：是皮埃尔·拉比耶。他一边叫我一边打着响指。他神情严峻。我想我们完蛋了。我对迪蓬索说：“是盖世太保，我们完了。”我毫不犹豫地走向拉比耶。他没有向我问好。

        “您认出我了？”

        “是的。”

        “您在哪儿见过我？”

        “在柳林街。”

        或许拉比耶的出现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许他就是来逮捕我们的。如果是后者，警察局的“轻11型”汽车此时就守在大楼的后面，我们想要逃脱已经太迟了。

        我冲拉比耶笑了笑，对他说：“很高兴见到您。我到柳林街路口找了您好几次。我丈夫依然杳无音讯……”拉比耶严峻的神情顷刻消失了，但这并没有使我放下心来。他显得快活诚恳，他告诉我小姑子的消息，他见到她了，并且把埃尔曼负责的包裹转交给了她。他没有看见我的丈夫，但是他知道他的包裹已经送到。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这个场景：一方面，迪蓬索为了不失去我——“失去联络人”——待在原地没动。另一方面，戈达尔到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奇迹，他竟然没有上前和我讲话。我时时刻刻都在想象他把拉比耶当成了迪蓬索，然后走过来向我伸出手，可他没这么做。拉比耶和我，我们前后相隔五米被我的两个同志夹在中间。这种经典的喜剧场面却让任何人都笑不出来。我至今还在思忖拉比耶当时怎能没有注意到我的局促不安。我一定脸色铁青。我把嘴闭得紧紧的，以免牙齿打战。拉比耶好像并没有看见，滔滔不绝地说了十分钟。我没有听，什么都听不进去。看起来，他对什么都无所谓。时间一点点流逝，我感到一线希望穿越了我的恐惧：我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从日后拉比耶的行动看来，我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说话的时候，有些人经过并且在我们旁边停下来，比如比戈里女士和她的儿子，还有一些十年没见的街坊邻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很快就走开了，大概是被我的表情变化吓坏了。拉比耶对我说：“看来，您在这个街区认识不少人嘛”——后来，他经常会影射那一天我碰到那么多熟人——接着他又说起话来。我听到他说很快他就会有我丈夫的消息了。我立刻附和着他的意思，后来我也总是这样做。我坚持要约个时间再见到他。他就定了当天晚上五点半在马里尼大街的花园见面。我们分手了。我缓缓地走向迪蓬索，我对他说我不明白，盖世太保的同僚应该躲在大楼后面才对。我还有同样可怕的疑惑：无论如何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拉比耶要和我打招呼，为什么他把我拖了这么久。没有人从大楼后面出来。我给迪蓬索指了指站在三米开外的男子，那就是他要接头的人，戈达尔。我离开了，我完全不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有亲自去提醒戈达尔一声是否不那么妥当。我没有转身回头，径直去了伽里玛的家，一下子瘫倒在扶手椅里。当天晚上我得知：我的同志们没有被捕。

        拉比耶的出现的确是个巧合。他当时停下来是因为认出了那个带着包裹到柳林街去的年轻法国女人。我后来了解到拉比耶非常崇拜法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由于没能实现盘下一家艺术书店的愿望，他才加入了盖世太保（原话如此）。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拉比耶。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消息，不论是我丈夫的还是小姑子的。不过他对我说，他肯定会有消息的。

        从这天起拉比耶开始给我打电话，开始时是两天一次，后来变成了每天一次。很快，他便要求我和他见面。我照做了。弗朗索瓦·莫尔朗的命令很明确：我必须保持这种接触，因为这是我们与被捕同志保持联络的唯一希望。更何况，如果我不再赴约，拉比耶就会对我产生怀疑。

        我每天都与拉比耶见面。他有时邀请我吃午饭，总是在那些黑市餐馆。大多数时间我们去咖啡馆见面。他给我讲逮捕抓人的那些事。但他尤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现在的生活，而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他经常说起艺术书店。我每次都设法提醒他还有我丈夫这么一回事。他说他惦记着呢。我顾不得弗朗索瓦·莫尔朗的指示，很多次都试图和他断绝联系，不过我会提醒他，跟他说我要到乡下去，我累了。他不信。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清白，他只知道我被他抓在手里。他是对的。我绝不会去乡下。我的心里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惧，害怕再也见不到罗贝尔·L，我的丈夫。我坚持要知道他在哪儿。拉比耶对我发誓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他还声称曾经帮我丈夫躲过了一桩审判，他现在已经被划归为逃避义务劳动犯了。他也被我抓在手里：如果我知道我的丈夫被送到德国，我就不需要再见他了，他也明白这点。不久之后我听说义务劳动的故事是假的。就算拉比耶说谎，也是为了让我安心。我确信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实际能力。我觉得他甚至相信他能让我的丈夫回来，这都是为了把我留在身边。最重要的是，他不会对我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拿这些犯人怎么办，所以我的丈夫已经被枪毙了。

        我再一次陷入了几乎彻底的与世隔绝中。命令要求任何人不要以任何借口来我家或与我相认。毫无疑问，我停止了一切活动。我消瘦了许多。我的体重轻得和集中营里的关押犯差不多。每天我都在等待拉比耶来抓我。每天我都“最后一次”告诉门房我和拉比耶约会的地点以及预计回家的时间。我只见一位同志——D，他化名马瑟，是罗丹司令的副手，自由行动小组的领导，《自由人》的主管。我们在离住地非常远的地方见面，一起走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花园里散步。我对他讲述拉比耶告诉我的事情。

        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分歧。

        ——一些人想要立即干掉拉比耶。

        ——另一些人希望我迅速离开巴黎。

        在一封由D转交给弗朗索瓦·莫尔朗的信中，我承诺一旦我得知我丈夫和小姑子已经脱离拉比耶的控制，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开法国，我将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让组织在警方插手之前干掉他。因为除了其他可能遇到的危险，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拉比耶如果发现我属于某个抵抗组织，罗贝尔·L的处境会愈加恶化。

        我与拉比耶的故事经历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我与他在柳林街相遇开始一直到我写信给弗朗索瓦·莫尔朗。恐惧的时期。每一天，都是那样难以忍受，令人窒息。

        第二个时期从给弗朗索瓦·莫尔朗的那封信到拉比耶被捕。同样恐惧的时期，当然。但是这种恐惧时常会伴有某种判决其死亡的愉悦。把他送到属于他的地方去，死亡。

        拉比耶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跟我定下约会，总是定在意想不到的场所，意想不到的时间，比如五点四十分，四点十分。有时他约我在街上见，有时在咖啡馆。但是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咖啡馆，拉比耶总是比预定时间早到很多，并且总是在离会面地点较远的地方等着。假若约在咖啡馆，他兴许会跑去对面的街上等我，而不会在咖啡馆门口。假若约在街上，他又会站在离指定地点更远的地方。他出现的地方总能把赴约人看得一清二楚。我到的时候经常不见他的踪影，他会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有时我到了，看见他了，他却站在离约好的咖啡馆百米开外的地方，身旁停着他的自行车，靠着墙或路灯。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我每天晚上都记下与拉比耶会面的情形，以及我从他那里获得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诸如驶往德国集中营的囚车，前线的最新战况，巴黎的饥荒，粮食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与诺曼底切断了联系，而这五年间巴黎都是倚仗这块土地的补给。我记录下这些，是为了罗贝尔·L，等他回来的时候拿给他看。我还每天在一张参谋部的地图上圈圈点点，标记出盟军登陆诺曼底以及他们开赴德国的路线。我保存着每天的报纸。

        按常理，拉比耶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最了解他的盖世太保活动、对他最危险、最可信的目击者从巴黎消失：这个人是作家，是抵抗运动分子的妻子，就是我。他没有这么做。

        拉比耶总是给我提供情报，甚至是在不经意间。通常，这些情报都是柳林街上的闲言碎语。但就是这样，我了解到德国人开始害怕了，非常害怕，一些人逃跑了，交通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弗朗索瓦·莫尔朗也开始感到担忧，D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担忧，为勒鲁瓦先生担忧，我的化名是勒鲁瓦先生。

        忘记说了：我与拉比耶的会面总是在开放式的场所，有多个出入口的地方，街角或者十字路口的咖啡馆。他最钟爱的街区是第六区，圣拉扎尔，共和国广场和迪罗克。

        一开始我总害怕他把我送到家门口之后会要求上楼到我家坐一会儿。他从没有这样做。我知道，从第一次在马里尼大街花园和我约会起，他就开始打这个主意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拉比耶的时候，他请求我“去他不在巴黎的朋友的单间公寓”喝一杯。我说：“下次吧。”我赶紧走掉了。但他明白没有下一次了。他已经决定当天晚上离开巴黎。可他不确定要如何处置我，如何折磨我，是带着我一块逃跑还是把我杀死。

        我刚刚想起来他第一次被抓到是在勒诺多街，在他名下的单间公寓，我猜想。之后他被释放了。我还听说二十年后，就在同一条街上，乔治·菲贡被法国警方发现“自杀了”。这条街我不了解。街名很阴郁，听起来仿佛是一处最后的、孤注一掷的藏匿之所。

        我只见过一次他衣冠不整的样子，他栗色外衣的袖口已经脱线，衣服上没有扣子。脸上满是伤口。他的衬衫扯破了。是在迪罗克街区塞夫尔街尽头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疲惫不堪但仍然带着笑容，和蔼的笑容，就像往常一样。

        “没抓住他们。他们人太多了。”

        他接着又说：“很困难，他们奋力抵抗，在卢森堡公园的水塘周围，一共有六个人。那些年轻人跑得比我快。”

        或许，他的心里掠过一阵刺痛，仿佛被恋人拒绝了，露出一个抱赧的微笑：很快他就会老到捉不住年轻人了。

        我想就是在那一天他和我谈起了所有抵抗运动不可避免产生的告密者。是他告诉我说，我们被组织内部的一名成员出卖了。被捕的成员经不住押解到集中营的威胁，什么都说了。拉比耶说：“这很简单，他告诉了我们在什么地点、哪个房间、哪个办公室、哪个抽屉。”拉比耶把告密者的名字告诉了我，我告诉了D，D告诉了抵抗组织。按照惯例，应该惩罚、自我保护，并且“不失时机”处置，于是达成决议：在解放日那天杀掉这位同志。甚至连地点都选好了，维里埃尔的一座公园。解放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一致同意放弃了这个计划。

        拉比耶因为我没有长胖感到难过。他说：“我无法接受。”他能忍受逮捕别人，能忍受置人于死地，但是他却忍受不了我没有遂其所愿长胖。他给我带来了许多食物。我把它们都给了门房，或者扔进了下水道。至于钱，不要，我对他说我永远不会接受。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迷信。

        拉比耶的志向，除了经营书店以外，就是成为一名绘画和艺术品司法鉴定专家。他在后来向法院递交的申诉书中说自己曾经是“《论战报》的艺术评论家，洛克布伦城堡的保管人，P.L.M.公司的专家”。他这样写道：“目前，由于我已经在文献学和分析法方面有了丰富积累，并长期醉心研究一切古代和现代艺术的问题，我认为自己有能力运用储备的知识完成交给我的一切最严肃、最棘手的任务。”

        他也约我在雅各街、圣父街会面。还有勒库尔贝街。

        每次我要与拉比耶见面，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这个状态将一直持续到底。我每次去见他都设想着他对我的活动了如指掌。每一次，每一天都如此。

        他们被逮捕了，被绑架了，被带到了远离法国的地方。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关于他们的一丁点消息，再也没有一丁点生命的迹象，再也没有。甚至没有人说没必要再等了，他们死了。甚至没有人让希望破灭，让痛苦在时间中消磨化解。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流放集中营的政治犯。对他们，同样没有必要发出通知，他们不会说别再等了，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永远。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突然会产生疑问：是谁这样做的？谁呢？到底是谁？

        这次是在塞夫尔街，我们从迪罗克区过来，正好经过迪潘街，我的丈夫和他的妹妹就是在这里被逮捕的。现在是下午五点钟。已经是七月天。拉比耶停下来。他右手扶住自行车，左手搭在我的肩上，脸朝着迪潘街，对我说：“看，今天，我们就是在四个星期前的今天相识的。”

        我没有回答。我想：“完了。”

        “有一天，”拉比耶接着说，他不紧不慢地展眼微笑，“有一天我接到任务要去逮捕一个德国逃兵。我首先得和他熟识，然后再跟踪他。有两个星期时间，我每天都和他见面，在一起待上很长时间。我们成了朋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四星期之后，我把他带到了一扇大门跟前，我的两个同事正在那里等着逮捕他。四十八小时后，他就被枪毙了。”

        拉比耶还补充道：“我们相识到那天，也正好四个星期。”

        拉比耶的手一直都搭在我的肩上。解放的夏天变得冰冷彻骨。

        在恐惧中，血液撤离了大脑，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隐约看到塞夫尔街十字路口处的高楼在空中摇晃，人行横道在塌陷，漆黑一团。我再也听不清什么了，但又不是完全的耳聋。街道的嘈杂变得沉闷，像海水在齐声咆哮，但我还听得到拉比耶的声音。我还在一瞬间想到，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看到一条街道了。但我却认不出这条街。我问拉比耶：

        “为什么和我讲这个？”

        “因为我想请您跟我来。”拉比耶说。

        我发觉我一直都在期待着这一刻。有人曾经对我说，在极度的惊恐之后，紧接着的是解脱和平和。是这样的。在那儿，就在人行道上，我已经被逮捕了，从此我将不再受到拉比耶、这位恐惧制造者的控制，我逃脱了。拉比耶又开始说话了：“我想请您跟我到一家您从没去过的餐厅。能邀请您我荣幸至极。”

        他又走了起来。从第一句到第二句话，他隔了将近一分半钟，我们也刚好走到了布锡考特小广场。他又停了下来，这次他盯着我看，露出暧昧的笑容。从那张残酷、可怕的脸上发出猥亵的笑声。猥亵且粗俗，突然在那张脸上四溢开来，令人作呕。他大概经常以这副嘴脸对待与他来往的女人，无疑是一些妓女。他进行完这种可笑的表演之后，她们就要为他付出了。我在想，他在柳林街度过的一年中，大概以这种方式有过许多女人。

        拉比耶害怕他的那帮德国同事。德国人害怕德国人。拉比耶并不知道，德国人的军队对被占领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恐惧。德国人像匈奴、狼群、罪犯，特别是精神病罪犯那样散播着恐惧。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我一直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向他们说明、向他们讲述这是怎样的一种恐惧。

        在拉比耶案的审理过程中，我才得知他的身份是伪造的，他盗用了死在尼斯附近的一位表亲的名字。他是德国人。

        拉比耶那天晚上在塞夫尔巴比伦离开了我，心情愉快，非常自得。

        我那时还没有宣判他的死刑。

        我步行回家。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走的是塞夫尔街和圣父街前一条和缓的弯道，之后是飞龙街。人们在马路上行走，没有一辆车驶过。

        突然间我品尝到自由的苦涩。我刚刚经历了希望的全盘覆灭和接踵而至的虚幻：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没有了记忆。我觉得心中升起一丝悔恨，我失去了英勇就义的机会。但是我继续走着，我从马路走上人行道，然后又回到马路上。我走着，我的脚在走。

        我不再记得是哪家餐厅了，那是一家黑市餐厅，是附敌分子、保安队员和盖世太保经常光顾的地方。还不是圣乔治街上的那家餐厅。拉比耶以为，邀请我吃饭就可以使我保持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也可以保护我免于沦入绝望，在他眼里，他就是我的保护人。有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了这样一个角色呢？他不能。这些午餐是最糟糕的记忆，餐厅的门紧闭，“朋友们”来敲门，桌子上摆着黄油，新鲜的奶油溢满餐盘，肉排滋着汁水，还有红酒。我不饿。他绝望了。

        一天他约我在花神咖啡馆见面，一如往常，我到的时候他不在。既不在大街上也不在咖啡馆里。我在进门左手第二张桌子旁坐下来。我认识拉比耶还没有多久。他还不知道我确切住在哪里，但是他知道我住在圣日尔曼德普雷街区。所以那天他将约会地点选在了花神。那是存在主义者的聚集地，最时髦的咖啡馆。

        但是，几天之内我就变得和他一样谨慎，我变成了他的警察，他将死在这个警察手里。恐惧在滋长，同时也明确了这个信念：他落到了我的手里。

        我有时间报告组织。两个朋友在花神咖啡馆门口散步，他们的任务正是提醒别人不要接近我。所以我还算清静。我开始习惯于死亡的恐惧。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其实更应该这样说：我开始习惯于死亡的意念。

        他在花神咖啡馆做的事，今后再也不会做了。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它，从里面掏出一把手枪。他把公文包放回桌上，然后又把手枪搁在公文包上。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一言不发。接着他从皮带和裤兜之间掏出一副手铐链子，好像是金的。他对我说：“您看，这是手铐链子，金的。钥匙也是金的。”

        他重新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副手铐放在手枪旁边。在花神，他做这样的事情。这一天对他是个重要的日子，在那里引人注目，带着完美警察的全副行头。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是想让大家都看到我和一个盖世太保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让我体验世间的奇耻大辱吗？或者他仅仅是想向我证实他原本如此，只是如此，这就是他仅有的职能：将不属于纳粹的人置于死地。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沓照片，选了一张递到我的面前。

        “看看这张照片。”他说。

        我看了看照片。这是莫尔朗。很大的一张特写，几乎和真人一般大小。弗朗索瓦·莫尔朗微笑地看着我，我们四目相视。我说：

        “我不太明白。这是谁？”

        我完全没有想到。照片旁边是拉比耶的手。它们在颤抖。拉比耶满怀希望地颤抖着，因为他料定我会认出弗朗索瓦·莫尔朗。他说：

        “莫尔朗，”他停顿了一下，“您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也没有吗？”

        “莫尔朗……”

        “弗朗索瓦·莫尔朗，他是您丈夫参加的抵抗组织的头目。”

        我一直盯着这些照片。我问：

        “这么看来我应该认识他？”

        “也不一定。”

        “您还有其他照片吗？”

        他又拿出了另一张。

        我注意到：浅灰色套装，短发，领结，小胡子。

        “如果您能告诉我怎样找到这个男人，您的丈夫今晚就能获释，他明天早上就能回家了。”

        极浅的灰色，小胡须特别突出，头发非常短。斜纹套装。标志性的领结。

        拉比耶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不住地颤抖。我并没有颤抖。一旦不仅仅关系到自己的性命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知道怎么去说了。我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得救了。我说：“即使我认识他，从我的口中向您透露这样的情报也是件极恶心的事。我不明白您怎么敢问我这个。”

        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正在看另一张照片。

        他的口气不再那么自信了：“这个男人值二十五万法郎。不过，倒也不是钱的问题。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莫尔朗的生命正攥在我的手中。我替莫尔朗感到担心，而不再为自己担惊受怕了。莫尔朗成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受到了威胁，我要用生命来保护他。这是我的责任。顷刻之间，有生命危险的变成莫尔朗了。拉比耶继续说：

        “我向您保证，向您发誓：您的丈夫今天晚上就会离开弗雷讷监狱。”

        “即使我认识他，我也不会告诉您。”

        我终于打量起咖啡馆里的人们。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桌上放着的手铐和手枪。

        “这么说，您不认识他吗？”

        “是这样。我恰好就不认识他。”

        拉比耶把照片重新放回到公文包里。他还是有些颤抖，但不再笑了。他的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种悲伤，但只是一瞬的悲伤，很快便消失了。

        我同样记下了一些能够让罗贝尔·L开心的事。他会笑的，大声地笑。我记下了手铐的金钥匙、金链子。我仿佛听到罗贝尔·L发出的大笑。

        在我认识拉比耶之前，他就已经完成了二十四起拘捕行动，然而他本来希望拿到更多的逮捕令。他原本设想能够逮捕比现在多三倍的人，特别是那些重要人物。他把他的警察职能当做一种晋升的阶梯。在此之前，他逮捕的主要是犹太人、伞兵以及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抵抗分子。如果能逮捕到弗朗索瓦·莫尔朗，这将成为他一生中史无前例的大事。我断定拉比耶看到了逮捕莫尔朗和艺术书店之间某种可能的联系。他狂妄地说道，这次神奇的逮捕行动一旦实现，会让行动组织者享有这一等级的奖赏。拉比耶从来没有考虑过德国会战败。因为如果拉比耶想着今天当一名警察，明天当一名巴黎艺术书店的老板，那么他的梦想也只能通过德国的胜利来实现。因为只有一个建立在法国领土上的德法纳粹社会才会认可他的服务，并且敞开怀抱接纳他。

        一天，拉比耶对我说，如果德国人被迫撤离巴黎——这一点他是绝不相信的——他将会留在法国执行秘密任务。我记得那是在一家餐厅，在两道菜之间的某个时刻，他的口气十分随意。

        我用仅剩的钱买了三公斤遭虫蛀的四季豆和一公斤黄油，物价还在飞涨，一万两千法郎一公斤黄油。我用这样的花销来维系生命。

        D和我，我们每天见面，我们谈论拉比耶。我向他讲述拉比耶说的话。我感到很难向他描述拉比耶本性中的愚蠢。他整个人都被这种愚蠢包裹着，密不透风。拉比耶身上的一切都流露出这种愚蠢，包括种种情感、想象以及那糟糕透顶的乐观倾向。从一开始就如此。我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位死神搬运工一样孤独的人了。

        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照片里，那些委员们在我看来都陷入了和拉比耶一样的孤独。那是被蛀食的灵魂，霍乱中的孤独，不仅如此，每个孤独的灵魂尽管衣冠楚楚，却每时每刻都出于对身边人的恐惧以及对不知何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死刑的恐惧而战栗。

        然而在拉比耶的身上，有某种东西让他显得比别人更加形单影只。除了艺术书店，拉比耶或许还在等待一场梦魇的结束。但是他从未提起过这一点。由于他盗用了一位死者的姓名，并且从这位死于尼斯的年轻人身上偷走了他的身份，那么这位拉比耶早年的时候就该犯过某宗刑事罪，那桩案子理应受到司法的制裁，却至今悬而未决。他活在一个化名之下。一个法国名字。这就使这个男人更加离群索居。只有我一个人倾听拉比耶。但是拉比耶是不容易被听到的。我指的是他的声音，听不到拉比耶的声音。那个声音经过组装，经过计算，仿佛从一个假器官中发出。我们或许可以用“被调整过的声音”来形容它，但是实际情况却比这更严重。对于我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声音不容易听到，我才特别用心地听。有时候他的话也会还带上一些口音。但那是什么口音？最多我们会说：“有点像德国口音？”也正是因为这种陌生性，这种从记忆中渗出并弥漫在声音中的陌生性，才使一切可能表露其身份的形迹从他身上被彻底抹去。但凡在自己的故乡度过了完整的童年并且在学校里拥有同伴的人，没有一个会像他那样说话。

        拉比耶不认识任何人。他甚至不与他的同事们说话，我猜想他们也不愿意理睬他。拉比耶只与生命攥在他手里的人说话，他将那些人运送到焚尸炉或者集中营，他还同那些留守的太太们说话，她们正在为消息闭塞而苦恼。

        他之所以给那名德国逃兵提供了三个星期的缓刑，为的是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找个人说说话，谈谈他自己，拉比耶。对我他算是失策了。他本可以随心所欲地逮捕我。他从我这里大概找到了一个从不曾拥有过的听众，不知疲倦的听众。这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如此被人倾听，让他变得有点轻率，一开始还无关紧要，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如此一来，他就顺理成章地被推向死刑的绝境。

        夜里醒来，举目无人的空洞感在黑夜中极为强烈，恐惧袭来，真可怕。忽地想起还没有任何消息。只有再过些日子，当消息陆续来临时，等待才真正开始。

        拉比耶娶了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他四十一岁。他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他和家人住在巴黎的近郊。每天他都骑车来巴黎。我觉得自己从来就不知道他怎样对妻子说平日里他做的那些事。她不知道他是盖世太保。这个男人很高大，有一头金发，他近视，戴着一副镶金边的眼镜。他的眼是蓝色的，总是笑意盈盈。这样的眼神背后隐藏着他充沛的体力。他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每天都换一件衬衫。每天都把皮鞋擦得锃亮。指甲也修剪得干干净净。他的整洁让人难以忘怀，那样的细腻，几乎像一种怪癖。他应该是把这件事看成了原则问题。他打扮得像一位绅士。从事这一行的人理应有一副绅士模样。他打人、搏斗、带着武器工作，手到之处无不流淌着血和泪。他仿佛带着洁白的手套动手术，用他那双酷似外科医生的手。

        在德国溃退最初的日子里，拉比耶总是带着微笑说：“隆美尔会反击的。我有情报。”

        我们刚刚从交易所旁的一家咖啡烟草店出来，一道走在路上。天气宜人。我们谈论着战争。我必须不停地说话，不然就会显得忧伤。我不停地说，我告诉他，最近几个星期诺曼底前线的形势毫无进展。我说巴黎在忍饥挨饿。一公斤黄油要一万三千法郎。他说：“德国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走着。他认真地打量着周围的事物，空旷的街道，人行道上的人群。公报的言辞很明确，他们的战线随时都会垮掉，全世界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等待德军的第一次撤退。他充满爱意地注视着巴黎，他太了解它了。在这些大同小异的街道上，他曾经逮捕了许多人。每一条街都承载着他的记忆、他的咆哮、他的叫喊、他的啜泣。这些记忆并没有让拉比耶感到痛苦。他们是巴黎这座大花园的园丁，他们迷恋巴黎这些街道，如今，在这些街道上犹太人已经被扫除殆尽。拉比耶只记得他出色完成的任务，而全然没有任何关于残暴的印象。他每每谈起那些被逮捕的人，总会变得很温柔：所有的人都很理解，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令人伤感的义务，他们从没有让他为难，大家都是那么地配合。

        “您很忧郁，我不能忍受您忧郁。”

        “我不忧郁。”

        “不，您忧郁，您一言不发。”

        “我想见我的丈夫。”

        “我认识一个在弗雷讷的人，她能打听到一些您丈夫的消息，她会告诉您他将乘坐哪辆列车。但是得给她点钱。”

        我说我没有钱，但是我有首饰，一枚金戒指，上面镶嵌着一块非常美的黄玉。他说我们总可以试试。第二天我带着戒指来了，把它交给了拉比耶。第三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把戒指转交给那个女人了。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很多天过去了。我想问问他戒指的下落。他对我说他试着再去找那个人，但是没有结果，他觉得她可能不在弗雷讷工作了，可能已经回德国了。我没有问她是否带着那枚戒指走了。

        我始终认为拉比耶没有把那枚戒指给过人，我觉得他应该把它私吞了，他杜撰出那个在弗雷讷工作的女人，为的就是留住我，让我相信我的丈夫还在那里，还联系得上，而他可以随时试着接近我的丈夫。拉比耶不可能把戒指还给我，否则就戳穿了他自己编造的谎言。

        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非常漂亮的公文包，异乎寻常的漂亮。我一直怀疑这是他在某次逮捕行动或者在某间空房子搜查时夺取的一件“战利品”。他的公文包里从来就只有手铐和手枪。没有纸张，从来没有。除了那次在花神，那些莫尔朗的照片。

        在他身上，上衣的内兜里还装着另外两把手枪，它们比公文包里的那支口径更小一些。据他的辩护律师F先生说，除了那两把以外，他有时还会再配上两把手枪，还是放在上衣的内兜里，这些内兜专干这个用。

        他如此毫无节制地佩戴手枪，这在他的诉讼案中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看看这个傻子，他竟然浑身上下装着六把手枪。”F先生这样说道，他是法庭指派给拉比耶的律师。

        在被告席上，拉比耶是孤独的。他认真地聆听。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和他有关。他没有否认那六把手枪。人们正谈论着他，他一生中最大的目标就此实现了。人们谈论拉比耶，向他提问，他来回答。他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带着六把手枪，还带着金手铐、金链子和金钥匙。没有人向他作出解释。

        他在被告席上是孤独的。但他并不担心，反而有一种称得上超然的勇气，似乎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无动于衷。他友好地看着我们。D、他和我，只有我们三个比其他人话少。他将这样说起我和D：“他们是正派的敌人。”

        我去了弗雷讷监狱。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每天早上出发去那里打探消息。我们在弗雷讷监狱宏伟的大门前等候。我们向从这扇门里走出的每一个人询问情况，不论是德国士兵还是法国女佣。他们的回复总是一个样：“我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沿着押送犹太人和集中营囚犯的列车经过的铁轨，人们有时能找到一些写着名字的小纸片，上面还有邮寄地址和列车编号。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纸片最后都寄到了收信人的手上。有时候最初的纸条上面还会附有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法国、德国或者西里西亚的某个地点，表明最初的纸条发现地。我们也开始这样等待，等着从车厢里扔出来的纸条。不放过任何机会。

        德国在诺曼底的抵抗土崩瓦解了。我们想知道德国人要如何处置囚犯：他们是希望加紧将政治犯关押到集中营，还是想在离开之前枪毙他们。几天来总是有公共汽车从监狱里驶出，满车满车的人都被持械的士兵严密地看管着。有时他们会喊出一些消息。一天早晨，我在一辆汽车车厢外的平台上看到了罗贝尔·L。我小跑着，问他要去哪儿。罗贝尔·L大声喊叫。我觉得似乎听到他在说“贡比涅”。我昏了过去。人们朝我走来，向我证实的确听到了“贡比涅”这个名字。“贡比涅”是负责集中营供给物资的调车场。他的妹妹应该已经离开了。我觉得既然还有一些火车在运行，那么现在他被杀死的可能性便没那么大了。我后来才知道——大概是从莫尔朗口中，记不太清了——我想错了，罗贝尔·L在八月十八号那天是被重案列车运往了德国。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对D说我决定把拉比耶交给抵抗组织，这样可以趁他逃跑之前迅速行动。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能让抵抗运动中的一些成员认出拉比耶。时间一下子紧迫起来。我怕死。所有人都怕死。这是一种可怖的恐惧感。我们不了解德国人。可我们确信德国人就是一帮杀人犯。我知道拉比耶可以杀死我，不费吹灰之力。我的这种想法一天天地被印证。虽然说拉比耶还是坚持每天给我打电话，可是他却经常一连好几天“不能来见我”。他应该是要转移文件，我猜测。然后有一天他又能来见我了。他问我是否可以与他共进午餐。我说可以。像往常一样他半个小时后又打来电话，定下会面的时间和地点。D按约定也打来电话。他对我说，为了安全起见，会派两个人来辨认拉比耶。

        这是圣乔治街上的一家餐厅，离圣拉扎尔火车站不远，几乎只有盖世太保才会光顾这里。鉴于新的形势，拉比耶大概开始害怕和同僚们过于疏远。

        拉比耶像往常一样在餐厅外面等我，在圣乔治和罗莱特圣母街交会的十字路口。

        餐厅里有很多人。内部十分昏暗，分隔成两个大小相等的餐区，其中一个面向街道。两个餐区之间由一条长长的人造革沙发隔开。拉比耶和我在朝向街道的那个餐区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我直到坐到他身边才抬起眼睛。同志们都还没到。餐厅差不多坐满了。几乎每个人的胳膊底下都夹着一个公文包。拉比耶向大家问好。勉强有几个人应和了他一声。我更加确信了，即使在这个地方，在他的同僚当中，拉比耶也是孤独的。

        我重新低下头——眼皮像铅一样沉重地垂下，它庇护着我，没人能再看到我的眼神。我感到耻辱，害怕。简单地讲：我是这里唯一一个不为德国警方效力的人。我害怕被杀，又耻于活着。两种感觉我不再分辨得清了。把我折磨得一天比一天消瘦的，不仅有恐惧和饥饿，还有耻辱。为罗贝尔·L担惊受怕如今已仅仅局限于对战争的恐惧了。人们还不知道集中营的命运。现在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只有等到下一个春天再看了。虽然失去了曾经征服的领地，但是德国的本土尚未遭遇盟军的讨伐。纳粹的暴行还没有暴露它的真面目。正是由于那场震惊世人的溃败，我们开始为那些俘虏和流放集中营的囚犯忧心忡忡。我们仍然不太清楚一九三三年以来在德国发生了什么。我们正处于人性的太初时期，它此时仍像一位童贞的少女，纯洁无瑕，这种状态还将再持续几个月。人性世界中的任何奥秘都尚未被启示。我为一些初始的情感所折磨，任何事物都无法玷污这种感情的纯洁。我为自己坐在盖世太保皮埃尔·拉比耶的身边感到羞耻，同时也为必须向他、这个犹太人的捕猎者扯谎而感到羞耻。甚至一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他手里，我就耻辱难耐。

        消息对德国人来说很不利。蒙哥马利在昨天夜里已经捣毁了阿夫朗什的阵线。隆美尔被最高统帅部从诺曼底前线紧急调回了。

        旁边的一桌坐着一对夫妇，拉比耶似乎不太认识他们。他们开始谈论战争。我又垂下了眼皮，有时望着街道。我有意避免直视他们——我有种预感——那样做风险太大了。我忽然发现，这里的人眼神是如此有穿透力，它钻进别人的眼睛里、笑容里、坐姿里，同时还尽量表现出很自然的样子。邻桌的女人对我和拉比耶说：“知道吗？他们昨天夜里来过了。他们不停地撞门。我们没有问是谁，也没有开灯。”

        我明白，抵抗运动的成员昨天夜里去了这些人的家。他们公寓的房门都装上了铁甲，抵抗运动成员进不去。拉比耶笑了，他转过来对我低声说：“她呀，她害怕了。”

        他点了红酒。那些人还没来。红酒改变了一切。恐惧融化了。我问他：

        “那您家的门呢？”

        “我家的门不是装甲的，我不害怕，您很清楚。”

        我第一次和他谈起那天我在盖世太保警察局的走廊上遇见他时，那个昏倒在他怀里的女人。我说我知道那是一种“浴缸刑”。他带着孩童般的天真笑了。他说这不算什么，根本没什么，只是不太舒服罢了，人们对此太过夸张了。我看着他。他已经无足轻重了。什么都不是。他只不过是一名德国警察，而不再是别的什么。我突然觉得他像一出十分滑稽的悲剧中的丑角，这出悲剧愚蠢得如同一份蹩脚的修辞作业，他被与他同病相怜的死神袭击，而死神自己也好像吃了败仗一样神威不再。D对我说他们打算在最近几天除掉拉比耶。地点都选好了。应该赶在他离开巴黎之前行动。

        我无法想象，D和他的人到达餐厅时将是怎样一番景象。我想他们是那样英俊、那样年轻，一进来就会被德国警察认出来。我觉得他们会手足无措的。我与拉比耶交往的这几个星期所经历的恐惧，对抵制不住恐惧的恐惧——救命稻草就在这里，在这种言说方式之中，这种恐惧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是些天真的人。在我和拉比耶周围都是些天真的人，他们从未以任何方式亲历过死亡。

        我对拉比耶说：“消息对你们不利。”

        他给我倒上红酒，一杯又一杯。他从没有这样做过，我也从没有这样喝过：酒一斟满，我便一饮而尽。我说：“对我来说，那可都是好消息。”

        我笑了。酒精的作用。很明显，是酒精的作用。我喝个不停。拉比耶看着我，他真该带着这样的眼神死去。他已经与所有人隔绝了，头上顶着一轮光环，他已经变成了即将出现在被告席上的那副模样，再不可能有别的样子了：一个英雄。

        “有一天，”拉比耶说，“我要去抓一些犹太人，我们走进了一所公寓，里面空无一人。餐厅的桌子上放着几支彩色铅笔和一幅儿童画。我没有等别人到来就离开了。”他甚至对我说万一他知道我要被逮捕，他会提前通知我的。我这样理解：万一有另一个人而非他本人接到了对我的逮捕令。他就是这样，对人类的痛苦置若罔闻，却破例去承受某些私人的痛苦，那个小犹太人和我，我们都欠他一条命。

        我又看了他一眼，借着酒劲，我也越来越频繁地盯着他看。他说起了德国。我无法认同他的信念。在他看来，德国是不可认知的，尤其是对于其他人——我们这些战败的法国人。我对他说：

        “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三天后蒙哥马利就会到达巴黎。”

        “您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德国人自己才明白。”

        他将死于神的旨意。报纸会这样写。而我要说：再过三个晚上他就会死。我清楚地记得：我观察了一下他的新衬衫。他穿着栗色的套装。衬衫是丹东领的，略微泛出金黄的米色，和套装搭配得十分协调。我想，真可惜了这件新衬衫，偏偏穿在了一个死刑犯身上。我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又在内心狠狠地念道：“我告诉你你今天下午别去买鞋了，没有这个必要了。”他没有听见。我觉得他丧失了领悟思想的能力，他丧失了一切，他只需去死。

        我以为，他强迫我像这样喝下去，是因为他已经陷入了战败的绝望，可奇怪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他这样灌我酒喝是为了把我拖到旅馆里。但是他拿不准，他目前还没想清楚在旅馆里要对我做什么，是要占有我，还是要杀了我。他说：“啊，简直太可怕了，您又瘦了。我受不了这个。”

        那天上午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正是这个逮捕犹太人并把他们运进焚尸炉的人，却受不了我出现在他眼前的形象，一个消瘦而又痛苦的女人的形象，而他本人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他经常说，如果他早知道我会这样，他就不会逮捕我的丈夫了。每一天他都掌握着我的命运，每一天他都会说，如果他早知道，我的命运会和现在不同。无论他知不知道，事先还是事后，我的命运都攥在他手中。是警察的职能授予了他这个权力。但是在警局里，警察与受害者通常都是隔绝的。而他通过与我交往，切身验证着他的权力，他借助这一绝妙的机会，深入到自己行为的阴暗处，独自享受那份只属于他的隐秘之乐。

        我突然察觉到笼罩在餐厅里的一种巨大的恐惧。就在我的恐惧感消散之时，我望见了这种恐惧。那里的四五十个人在之后的几天里都将活在死亡的威胁中。屠杀，已经开始。

        我记起了酒，清凉的酒。红色的。我记得他并没有喝。

        “您不了解德国，也不了解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位军事天才。我得到确凿情报，两天之内将会有大批增援部队从德国赶来。他们应该已经越过边境。英国人前进的步伐将被阻止。”

        “我不这么认为。希特勒不是军事天才。”

        我又补充道：“我也有情报。您等着瞧吧。”

        那位女士指指我，问道：“她说什么呢？”

        拉比耶朝她转过身去。他突然变得冷酷、疏远。

        “她对战争与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拉比耶说。

        那个女人既不明白拉比耶说的话，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如此生硬。

        我看到他们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是D。第二个人，他们挑选了一位年轻的姑娘。我低下了头。拉比耶看了看他们，然后移开了视线，他什么都没有觉察到。那姑娘约莫十八岁，是一个朋友。我仿佛看到他们正在穿越一片火海，神情并不激动。他们穿过餐厅，寻觅一张桌子。这里的空桌非常少。他们大概已经开始担心找不到座位了。我用余光看着他们。我继续喝酒。终于，他们找到了一张空桌，与我们隔了两桌，正对着我们。我注意到在稍远处还有一张桌子，可他们并没有选择坐在那边，而是挑了离我最近的地方安顿下来。他们或许已经入戏太深，满是轻率和孩童般的躁动。我用余光扫过他们的面颊，望见了他们眼中的喜悦。他们一定也从我的眼中读出了同样的喜悦。

        拉比耶说：“您瞧，昨天我在荣军院那边逮捕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的母亲也在那儿。真可怕。我们当着他母亲的面逮捕了那个年轻人。”

        一名侍者走到他们的餐桌前，他们在看菜单。我吃着饭，却不再知道吃的是什么。拉比耶接着说：“很可怕。那个女人吼叫着。她向我们解释说她的孩子是个好孩子，她作为母亲，很了解自己的孩子，我们应该相信她。但是您知道吗？那个孩子，他却什么都没说。”

        一名小提琴手走进餐厅。一切都变得更简单了。我接着他的话问：

        “那个孩子，他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这太令人惊讶了。他非常镇静。他在跟我们走之前还试图安慰他的母亲。啊！他更接近我们，而不是他母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招呼小提琴手。我等着，我没有回答拉比耶。现在演奏的是一首我熟悉的曲子，这是一首人们在重逢时经常一起唱的歌。我疯狂地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住。拉比耶不解地看着我。

        “您在笑什么？”

        “战争结束了。太好了，结束了，这是德国的末日。真是大快人心。”

        他仍然和蔼地冲我微笑，然后对我说了下面这番令人难忘的话，如果是纳粹分子听到，还会觉得这话值得尊敬：

        “我理解您，您希望是那样。您看我对此完全理解。但那是不可能的。”

        “德国失败了，战争结束了。”

        我笑着，笑得停不下来。他们也在笑，在那边。小提琴手纵情沉浸在音乐中。拉比耶说：“您看着真开心，那我也就很高兴了。”

        我说：“您本可以放过那个年轻人，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天，那样做对您有什么意义呢。您把他杀死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战争还没有结束，是这样吧？”

        以下是我和D已经知道的：

        “不是这样的。战争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将继续为德国服务，直到死亡。如果您真想知道，我是不会离开法国的。”

        “您不能再待在法国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我几乎向他挑明了我的身份。而他却听不进去：

        “德国不会失败的，您心底里很清楚。两天后您就会看到您意想不到的事情。”

        “不。一切都结束了。两天、三天或者四天之后，巴黎将获得自由。”

        尽管小提琴的琴声不绝于耳，邻座的女士还是听到了我们谈论的一切。恐惧感离我而去了。大概是酒精的缘故。这位女士叫嚷道：

        “她到底想说什么？”

        “我们逮捕了她的丈夫。”拉比耶说。

        “啊！是这样……”

        “是的，她是个法国人。”拉比耶说。

        很多人打量着我对面的两个朋友，打量着这对突然出现在他们地盘上的情侣。他们似乎并没有想弄清楚这两个人是谁。他们微笑着，心中宽慰下来：死亡毕竟还没有那么近。

        小提琴手在这对迷失的恋人面前重新演奏起来。我发觉只有我和我的朋友们不感到害怕。小提琴手演奏的都是最近流行的曲子。一些德国占领时期的曲子。对这些人来说，这些曲子如今透着伤感、怀旧。恍如隔世。我问拉比耶：

        “那些装甲门管用吗？”

        “很贵，但是很管用。”他又笑了笑。

        那位盖世太保的夫人看着我，很着迷的样子，她希望知道一些关于战争结束的事情。我来自法国，一个对她来说很遥远的国度。我觉得她想问我战争是不是真的结束了。我问：

        “您将来想做什么呢？”

        “我在考虑开一家小书店。”拉比耶说，“我一直都很热爱收藏书籍，说不定您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试着直视他，却做不到。我说：“谁知道呢？”

        我突然想起一件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关乎恐惧的事情。据说在冲锋枪的扫射声中，人们可以从体内感知到皮肤的存在。第六感也在我身上出现了。我醉了。差一点儿我就说出来，对他说出来我们要干掉他。再来一杯，或许只要一杯就够。刹那间，一种轻松感油然而生，就像在夏天一头扎入大海里。一切都变得可能。为了不让他这个告密者蒙在鼓里，告诉他这个，告诉他我们要杀死他。在第六区的一条街上。或许仅仅因为害怕D的斥责，我才没有向拉比耶泄露风声。

        我们离开了餐厅。

        两个人都骑着自行车。他骑在前面，离我有几米远。我记得他蹬车时的样子。很平静。这是一个熟悉巴黎路途的人。他的脚踝周围挂着铁铐，让我觉得很可笑。他的公文包放在行李架上，由一条皮带勒紧。

        我迅速举起右手，假装瞄准，砰！

        他总是在蹬车，行进在永恒中。他不回头。我笑了。我瞄准他的后颈。我们骑得飞快。他的后背渐渐展开，非常宽阔，离我只有三米远。这么宽阔的后背，绝不可能失手，砰！我笑了，我赶紧抓住车把以免跌倒。我瞄得很准，后背中央对我来说更有把握，砰！

        他停了下来。我也在他身后停下。然后，我来到他身边。他面色苍白。他在颤抖。终于。他非常小声地说：“跟我来，我有一个朋友在附近有间公寓。我们可以一起去那里喝一杯。”

        这是一个很开阔的十字路口，沙登堡的十字路口，我记得。这里人很多，我们被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淹没了。

        “就一分钟，”拉比耶恳求道，“就来一分钟。”

        我说：“不。下次吧。”

        他知道我永远不会接受。他这样问是为了表明问过了，仿佛告别前的例行公事。他很激动，但是没有真正的信心。恐惧已经攫获了他。或者说，是绝望。

        他突然打退堂鼓了。他从一扇拱门下离开，迈着他那官员的步态走远了。

        他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巴黎解放了。他应该听到了全巴黎所有教堂的钟声一起敲响时令人震撼的喧腾，他或许也看到了所有人都簇拥着冲上街头。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或许他又躲回了自己在勒诺多街的巢穴。他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前往外省，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他的妻子因为他的诉讼案被法庭传讯——一个证人形容，她美丽但无足轻重——她说她对拉比耶的警务活动一无所知。

        我们试图绕过司法程序把拉比耶亲手杀死，试图避开刑事法庭一系列常规的手续。我们甚至连地点都选好了，在圣日尔曼大街，确切的位置我已记不清了。但我们没能找到他，只好把他的情况报告给了警方。警方找到了他。他在德朗西集中营，只身一人。

        诉讼过程中我两次出庭作证。第二次我遗漏了那个被他放过的犹太男孩。所以我请求重新出庭说明此事。我说我上一次忘记提起他曾经救过一个犹太家庭，我讲述了犹太小孩的那幅画。我说在此期间我还听说他曾经救过两名犹太妇女，把她们带到了自由区。总检察官冲我嚷嚷起来：“您必须明白您想要什么，您控告了他，现在却又来替他辩护。”我回答说我只想说出真相，万一这两件事可以使他免于死刑，我就要把它们说出来。总检察官要求我出去，他被我惹恼了。审判厅里的人都反对我。我离开了。

        在拉比耶案的审理过程中，我得知他曾经用节省下来的积蓄购买了许多原版图书。有马拉美、纪德、拉马丁、夏多布里昂，或许还有季洛杜：这些书他从没有读过，永远也不会读了，或许原来尝试读却最终没有成功。在我眼中，这则有关拉比耶的讯息同他的职业一样都独属于他，独属于我所认识的这个男人。不仅如此，还要加上他的绅士风度，他对纳粹德国的忠诚信仰，他偶尔的仁慈，他的粗心大意，他轻率的行为，或许还有他对我的依恋，而最终他将因我而死。

        后来，拉比耶完全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我把他遗忘了。

        他大概是在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冬天被枪决的。我不知道行刑的地点在哪里。有人对我说：可能是在弗雷讷监狱的院子里，一如往常。

        随着夏天的到来，德军溃败了。彻底的溃败。它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整个欧洲。夏天来了，与之相伴的是那些战争中的亡灵，那些幸存者，以及从德国集中营里折射出的难以想象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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