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罗尔斯通先生精心翻译的克雷洛夫寓言已经出到第三版，——“第三版”这几个字，在每个俄国人听来都感到分外愉快，因为这表明，现在英国读者也开始对我们的祖国文学，对我国人民的生活与性格感兴趣了，而在这之前，英国读者是仅仅从政治观点来考察这些东西的。

        至于克雷洛夫本人，他无疑完全有资格受到人们给予他的关注。这是从拉封丹时代以来出现的惟一有独创性的寓言作家。如果说他还没有达到他的法国先行者那种无法模仿的优美以及他那种令人惊叹的既狡黠又仁厚的风格的话，起码他与拉封丹相比具有更多的富于独创性的虚构能力。他的洞察力与健全的理性使他能够深入到事物的最深处，同时他具有一种并非做作的、带几分冷淡的幽默，这显示了斯拉夫性格所固有的东方成分。克雷洛夫从童年时代起毕生都是一个最典型的俄罗斯人：他的思维方式、见解、感情以及他的所有著作都是真正俄罗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外国人如果认真研究了克雷洛夫寓言，就会更清晰地了解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胜过阅读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著作。

        俄国儿童都会背诵克雷洛夫寓言，就像法国儿童会背诵拉封丹寓言一样，但是他们理解不了其中的深刻含义。只有到以后再回过头来读它，他们才会了解其中蕴含的哲理，这样就会给他们带来加倍的好处。克雷洛夫像拉封丹一样（但是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用许多训诫、谚语以及格言（它们已经变成俗语，进入了甚至不识字的农民的语言）丰富了社会意识。谁的话也没有像克雷洛夫的话那样被人经常引用，像英国人引用圣经和莎士比亚一样，引用他的话的人们甚至往往没有想到某一说法到底出于谁人之口。克雷洛夫的作品已经完全进入了人民的生活，就是说又回到了自己的源头，难道还需要更好的证明吗？在我们今天，论文学上的功名，不能指望有更高的奖赏了，虽然这不过是昔日史诗辉煌的微弱反映而已，——而史诗之所以壮丽辉煌，正因为它是非个人的（impersonal）。

        罗尔斯通的译文准确而且富有色彩，不能希望比这译得更好了；他给这本集子增加了一些寓言，更为本书增色不少。罗尔斯通又给本书附上一篇短序和一篇克雷洛夫小传，此外，还对某些寓言作了一些历史典故和文学上的注解，——这些都做得很认真，甚至充满了爱。如果说克雷洛夫现在还没有“拿到”英国籍，那决不是他的过错。

        笔者想起在克雷洛夫去世前不久曾经见过他。他有一颗庄严的、略显厚重的脑袋，一头漂亮的白发，两腮有点耷拉，嘴稍大，但端正而严肃，两眼凝视不动，眼睑微微下垂，脸上的表情懒洋洋的，有点无精打采，却流露出一种灵动的智慧和幽默。他几乎不说话，但是特别会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他的沉默伴随着一种会心的微笑，仿佛他在一面观察，一面暗自琢磨，虽然有许多看法，但从来不准备公之于众。

        我曾听到一位目击者讲的克雷洛夫生活中的一则趣闻——这则趣闻很好地说明了他那懒散而又古怪的性格。

        克雷洛夫通常爱坐的那个座位的上方，恰好挂了一幅又大又重的画，有一次，这画从挂画的一根钉子上滑落下来，很可能笔直落到这位粗心的寓言作家头上。当有人向克雷洛夫指出这个危险时，他却镇定地回答道：“哦！我研究了这幅画的状况，估计它即使会掉，也是沿斜线飞落来，正好碰不到我的脑袋。”就这样，这幅画斜挂在那里，挂了很长时间，而克雷洛夫则继续镇定地端坐在它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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