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位先生感到十分受伤害，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这就是那位在会见乔克·格雷厄姆先生的过程中惨遭全面失败的治安官。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邓肯，他十分热衷于自己的工作，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表现。格雷厄姆嘲笑他；达尔齐尔警官忙于追查自行车和火车票，无情地忽视他的建议，而只让他处理醉酒闹事和摩托车犯罪案件。没有人信赖治安官邓肯先生。没关系，邓肯能自己找到线索。当他展示了自己的本事之后，他们会感到后悔的。

        毫无疑问，在邓肯的想法中，乔克·格雷厄姆的行为完全值得调查。村子里有些流言飞语，线索就藏在酒吧里。渔夫们经常互相抱怨不休，但是只要提及格雷厄姆的名字，大家就都忽然沉默了。不幸的是，在大家了解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对官方的态度之后，当地警察就几乎没有机会四处探听调查，从居民那里套取消息了——他们的五官大家都认得。邓肯曾经想过在下班之后装扮成上了年纪的牧师或者法国布里多尼洋葱商人，可是看到镜子里那结实的身板，圆乎乎、红彤彤的脸庞，他的自信立刻就消失殆尽了。他羡慕那些苏格兰场的侦探们，他们可以隐身在人群之中，他们有强有力的支持，可以随意走访，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同西区的小偷们亲切交谈，也可以在伦敦高级住宅区的夜总会中与公爵和百万富翁们谈笑风生。唉！在克里镇和牛顿一斯图尔特，他刚要探听什么，当地人就会发现并且作出防范了。

        他坚持不懈地调查，甜言蜜语地哄骗甚至威胁一两个好像知道更多事情的人。不幸的是，苏格兰农民天生就有沉默的天赋，更不幸的是，乔克·格雷厄姆还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这样徒劳无功了几天之后，邓肯最终还是挖掘出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周二早上十一点半，一位驾着马车去往巴格勒南的农民看到某人沿着克里对岸走过，好像是从案发现场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害怕被看到，立刻躲了起来，但农民还是认出他是格雷厄姆。糟糕的是，邓肯成功地引起了新一轮的流言飞语。他鲁莽地对《格拉斯哥号角报》的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和调查结果，从而产生了一篇不幸的文章，而治安官邓肯则被正无比烦恼的上级狠狠教训了一顿。

        “如果格雷厄姆真是有罪的，”达尔齐尔警官十分生气——这事发生在格文的搬运工被证实得了阑尾炎的同一天，他正想找个人发火——“你怎么能告诉他他正被怀疑，给他准备不在场证明的机会呢？你看过这篇文章了吗？”他把《号角报》扔在十分伤心的邓肯面前，“‘有证据表明本案的凶手是一个画家’。这不正是我们避免让嫌疑人知道的重要信息吗？ ‘知名画家正在被调查。’谁让你去格雷厄姆那里调查了？如果你还没有学会谨慎地判断，查理·邓肯，你最好去找别的工作。”

        但是，不管怎样，这份轻率还是带来了一丝效果。周六早晨，达尔齐尔警官正坐在警察局里的时候，一位夫人被带了进来。她的衣饰端庄，身穿黑色礼服，头戴贴身软帽。这位夫人紧张地朝达尔齐尔笑了笑，然后说她要为坎贝尔谋杀案提供一些线索。

        达尔齐尔非常熟悉她——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她来到牛顿一斯图尔特已经三年有余，自称是一个非洲文职公务员的遗孀。她的生活简单朴素，与法国女仆共同居住在一栋经过整修的小房子里。她举止朴实，神情忧郁，显得非常年轻。小伙子们总是认为她那不够时尚的女性气质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定居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总是说，苏格兰的租金很低，这样她就可以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用在更好的地方。住在哪里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她总是会悲伤地加上这么一句，自从丈夫去世，她在这世上一直是孤单一人。去年的时候因为一场与圣公会教堂有关的小型义卖，彼得·温西勋爵认识了她，并随后发表了对于这位夫人的观点——“这个女人真要命。”这个评价很是忘恩负义，因为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奉献了一下午的时间——尽管这个下午对勋爵来说很沉闷——还卖给他一个亲手制作的“睡衣”样式的绿色丝绸刺绣香袋。“我没有钱。”这位美丽娇小的夫人羞怯地抬头看着他，微笑着说道，“但是我可以付出我的劳动。礼轻情义重，不是吗？”

        达尔齐尔警官让他的拜访者坐在椅子上，尽量放柔他粗糙的嗓音，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在她的小手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一张《格拉斯哥号角报》的剪报，这篇文章给治安官邓肯先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和责备。

        “我只是想询问一下。”她抬起虎尾草般湛蓝的眼睛，祈求地看着警官的脸，“是否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证明里面这个可怕的暗示。”

        达尔齐尔警官仔仔细细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它似的。然后他小心谨慎地回答：

        “是的，我想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说，“上面说凶、凶、凶手肯定是个画家。为、什、什么他们这么肯定？”

        “哦，”警官说，“我只能说有几条证据指向这个方向，夫人。”

        “噢！”这个妇人惊呼，“我希望——我想——我认为或许是这个记者自己胡思乱想的。记者是很可怕的人，你知道。他是从——从警察那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我不知道，夫人，”警官回答，“他有可能是从其他某个不负责任的人那里听说的。”

        “但是，警察是这么认为的，是吗？”她坚持着这个问题。

        “我不能这样说，”达尔齐尔警官说，“但是死者本人是个画家，他的大多数朋友也都是画家，有这样的可能性。”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摸索着手袋上的扣子。

        “那么，”她说，“这里面还提到了格雷厄姆先生。”

        “是的，确实是这样。”警官说。

        “一定，一定——”那双蓝色的眼睛又看向警官，“不是你——怀疑他做了这样可怕的事情吧？”

        达尔齐尔警官清了清嗓子。

        “哦，好吧，是这样的，”他说，“这里发生了谋杀案，而一个人不能陈述案发时间他在哪里，我们总会怀疑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并没说他们有罪，只是普通的怀疑。”

        “我明白。请告诉我，警官——假设——假设有人向你们澄清了这个——对于格雷厄姆先生常规上的怀疑——应该没有必要向、向、向公众公布吧？”

        “这取决于，”警官紧紧盯着他的来访者说，“解释的性质。如果能够解除嫌疑人的嫌疑，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这个人不需要接受审判，那就没有必要向公众作任何解释。”

        “哦！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达尔齐尔先生，我可以相信您的决断力，是不是？把这件事告诉您真是太可怕了——只要考虑到——但是我想您可以理解——我悲伤、孤独的状况——我——啊！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跟您说这件事。”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拽出一条纤细的手帕，蒙住虎尾草般蓝色的眼睛。

        “说吧。”警官温柔地鼓励她，“没有什么好苦恼的，干我们这一行，听到了太多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想第二遍。另外，”他又加了一句很有助益的话，“我是个结了婚的男人。”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事情更加糟糕。”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低声说，“但是我相信，”她的眼睛透过手帕边缘充满希望地看向警官，“你是位和善、体谅人的先生，不会让我的境况变得更坏。”

        “当然不会。”警官说，“好了，不要再苦恼了，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告诉我你的故事，就把我当做你的神父。”

        “我会的，谢谢，我会的。当然，格雷厄姆先生什么都不会说，他太好心、太侠义了。达尔齐尔先生——他不会告诉你周一晚上他在哪里，因为——他和——我在一起。”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停下来喘着气。达尔齐尔警官对于刚才听到的事实似乎一点也不惊讶，他如同父亲般点了点头。

        “嗯，是这样吗？这是他保持沉默的很好理由，确实是一个让人很满意的解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格雷厄姆先生什么时候来到你家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这位夫人将小手帕紧紧握在娇小却丰满的掌心里。

        “他过来吃晚饭，大约是八点钟。早饭之后他离开了，大约是九点过后一点儿。”

        警官在一张便条纸上作着笔记。

        “有人看到他进来或者出去吗？”

        “没有，我们——非常小心。”

        “很好，他是怎么来的？”

        “我想他说过一个朋友把他顺路带到了牛顿一斯图尔特。”

        “什么朋友？”

        “我不知道——他没说。哦，达尔齐尔先生，你要做调查吗？我的女仆可以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到达。有必要把其他人也牵扯进来吗？”

        “或许不需要，”警官说，“然后是早上九点离开的？我想你的女仆也可以作证。”

        “是的，当然。”

        “他整晚都待在屋子里吗？”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呜咽出声，似乎再一次被忏悔的痛苦打倒了。

        警官看到了她颤抖的肩膀，但仍旧硬下心肠。

        “夫人，是什么让您认为这个故事可以证明格雷厄姆不在案发现场？坎贝尔是周二下午两点被人发现死于头部重创的。”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惊呼道。

        “哦！”她疯狂地看着他，“我不知道，我想——看看这份叫人厌恶的报纸。里面说格雷厄姆先生拒绝说明他前一天晚上在哪里。我不明白，我认为——哦！不要说这完全不能证明他的清白！”

        “我没有这个意思，”警官说，“但是你看，你的解释还不完全，格雷厄姆先生消失了两天。你知不知道他离开你之后去了哪里？”

        “不——不——我完全不知道。哦，上帝啊！我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我还以为这就是你想要的不在场证明！”

        “这已经很好了。”警官安慰她说，“当格雷厄姆先生知道我们已经了解了他在周一晚上的行踪之后，会告诉我们接下来他去了哪里。现在，我开车送你回去，顺便向你的女仆问几句话，确认一下。擦干你的眼泪，夫人。除非必须，否则我完全不会透露一个字。你能够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实在是勇气可嘉，你可以完全相信我。”

        女仆的证词与她的主人丝毫不差——完全就是警官料想的那样。他不喜欢这个女人——一个狡猾的外国人——但是在证言的任何重点上，他都推翻不了她。

        这段插曲令人很不安。自从报纸上出现这篇可恶的文章，他就知道立刻会有人前来提供格雷厄姆的不在场证明——他对不幸的邓肯也是这么说的。但为什么是如此特殊的证明？这个女人的故事也并非不可能，假设乔克·格雷厄姆和史密斯·勒梅热勒……但是——为什么只提供了周一晚上的不在场证明？他再一次阅读了简报。“——J．格雷厄姆先生，著名画家，微笑着拒绝了对周一晚上和周二上午去向的说明。”不，没有人可以从中得知周一晚上才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温西肯定透露了什么。天知道他在那些非正式调查中失口说出些什么。但如果不是温西——

        如果不是温西，那么只有凶手才知道应该作出这样的证明，完全避开了坎贝尔的死亡时间。如果乔克·格雷厄姆是凶手，那么巡官完美的法伦理论呢，还有那个纠缠不清的自行车呢？

        警官大声地叹了口气。如果他知道巡官和苏格兰场的帕克警长这个时候正在推翻完美的法伦理论，而以高恩理论取而代之，就更要唉声叹气了。

        他的目光落在桌面的东西上。一顶灰色毡帽——目前为止，搜查小队从菲尔贝带回来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法伦的——法伦夫人和珍妮都予以否认。上面没有标名字，于是又形成了另外一个谜团。他不高兴地在手里把玩着它。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达尔齐尔警官拿起听筒，是来自格拉斯哥警察局负责人的电话。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科尔库布里郡的沃特斯先生。你们现在依然在找他吗？他正准备登上邓弗里斯的火车。”

        “他自己怎么说？”

        “他说刚驾游艇作了一次长途旅行，而且没有试图掩饰自己的身份。我们应该怎么做？”

        “拘捕他。”警官绝望地说，“我立刻乘坐下一班车过去。”

        “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一边匆忙地准备着接下来的旅程，一边自言自语道，“我要把他们都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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