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完了，即将付梓出版。此刻的我，心情是复杂的。作为译者，我的确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而，想到开始翻译此书的时候，我人还在费城，译完的时候，我早已回到南京；想到二〇〇三年我译完，将整理好的问题一次次发给桑塔格，然后，她如约亲自回答我的一个个问题；想到她忙里抽空，为我撰写中译本序，而现在，倏忽间，她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再也无法为我解惑答疑，更别提写序的事儿了，思之，心中不禁一片怅然。

        译完桑塔格的，我有机会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高访。宾大离桑塔格在纽约的寓所仅两小时的路程，而且交通十分便利。在我访问她的时候，她希望我多翻译她的作品。不久，她就通过版权代理人请上海译文出版社约我参与《苏珊·桑塔格文集》第二辑的翻译。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抵达美国后第一个月的事情。翻译让我有了切身的体会，知道翻译桑塔格可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一年半载怕是“啃”不动她；况且，我在美国要做的课题是赛珍珠研究，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我计划访问赛珍珠国际（Pearl S.Buternational）、赛珍珠母校和她的出生地，还要与美国的赛珍珠专家交流切磋，但是，想到桑塔格对我的信任，想到批评文集在其著作生涯中的地位，更想到她就在我的身边，遇到困难，可以随时向她本人当面请教，我便愉快地接受邀请。于是，我在收集资料、从事赛珍珠研究的同时，着手阅读桑塔格的几种批评文集，尤其是，并于二〇〇四年四月中旬正式动笔翻译这部我非常喜欢的集子。

        拙译依据的是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新版的美国版（， New York：Picador， USA）。文集最早的美国版由她儿子大卫·里夫编辑，出版于一九八〇年，收录了桑塔格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〇年间发表的最重要的批评文字，凡七篇。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于著名的《纽约书评》和《纽约客》杂志，结成集子时，桑塔格在文末均注明了最初发表的时间，敬请读者留意。

        我曾说过，桑塔格是一位横跨欧美亚大陆、驰骋文史哲天地的作家，面对这样一位作家，要她易懂易译，是不可想象的。也不例外。坦率地说，在翻译过程中，我碰到了不少疑难问题，就连书名的翻译也颇费思量。在中文世界里，这本文集有多种译名，如《在土星下》、《在土星象下》、《在土星星象下》、《在土星的光环下》、《在土星的符号下》、，以及《命随土星》。第一种译名略去了原标题中的“sign”一词，似有回避之嫌；而汉语中的“星象”，指星体的明暗、位置等现象，古代迷信的人往往借观察星象，推测人事的吉凶；而“土星的光环”在英文中的相应表达应当是“turn”，而非“turn”。《命随土星》比较“归化”，但似乎比较强调作家本人的命运，多属于作家的层面，而不甚涉及作品。其实，桑塔格在这本集子中，主要是集中讨论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特有的土星气质——沉郁愁闷——对其作品的决定性作用，沉郁愁闷即是具有土星气质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标志，因此，拙译定名为。

        尽管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但我非常幸运，因为桑塔格是我整个翻译工作的精神支柱。当然，十分遗憾的是，我在美国期间仅仅完成文集的大部分文字的迻译，等到我译出全部初稿，已是二〇〇四年年底。而桑塔格五月份就又一次病倒，住在西雅图的医院里化疗，年底前转回纽约，十二月二十八日因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并发症在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去世。我原来希望待全书译完，整理出问题向她请教，并再次邀请她为我撰写中文版序，现在，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斯人已去，所幸文字长留人间。我手头收集的材料，包括访谈录、研究专著等等，都成了我置于案头、随时翻阅查考的资料，对我的翻译和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它丰富的藏书和一流的服务为我的翻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我在那里研读了桑塔格在书中提及的书籍和画册，如《最后的努巴人》、《党卫军制服》，以及桑塔格本人编辑的多卷本《安托南·阿尔托文集》等等。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李丹先生热情邀请我翻译这部文集，并寄赠《苏珊·桑塔格文集》第一辑三种书目，让我参考；感谢文集诸位译者，他们有的是我的友人，有的迄今未曾谋面，但是，他们的译文风格，以及对术语的处理，对我都颇有启发；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冯涛先生为拙译的出版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感谢美国诗人、学者詹妮特·罗伯茨（Ja Roberts）女士耐心细致地回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所有问题；感谢桑塔格的最后一任秘书安妮·江普小姐（Anne Jump）为我寄来有关资料，并不断向我转告桑塔格当时的情况。

        拙译经过数次校对、多方查核，才最后定稿。尽管如此，由于译者才疏学浅，难免出错，诚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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