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馆里拥挤而嘈杂。星期五晚上是餐馆里最忙碌的晚上之一。端着沉重的托盘在闷热的厨房与餐厅之间来回穿梭，萨拉已经汗水涔涔。

        她的目光不时地转向门口，而后瞧瞧腕上的手表。已经过了五点，雷蒙德·冈萨雷斯还没来上班。助理经理气得脸色铁青，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等侍应生。现在萨拉和其他女侍者在完成本职之外不得不收拾桌面。这意味着整个流动的速度要慢于平日，而纽约人喜欢一切都是快节奏的。

        坐下来大约三十秒钟后，他们便期望有东西上桌。面包、泡菜、水，任何东西。

        “嘿，叫你呢，”一位身着褐色皮茄克的粗鲁男人在萨拉匆匆经过他身边到另一张桌子去时朝她吼道，“我已经等了十五分钟了。你什么时候才来理我？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呢，明白吗？”

        “对不起，”萨拉马上说，“等我把这份点菜单送进去，我就回来。我们今天晚上有点儿缺人手。”

        雷蒙德会丢掉饭碗的，萨拉断定。尽管他只是个收拾桌面的低级侍应生，饭碗也并不那么好找。并且，她怀疑他除了他那份艺术天份外，别的技能有限。

        她责备自己不该离开他。她走出阁楼时怒气冲冲，不胜烦恼，可她的愤怒随即转为担忧。两年前，她的弟弟自杀了，使全家深受打击。可跟别的家庭不一样，萨拉把责任都统统揽到自己肩上。为什么她事先没有看出任何征兆？他俩之间最为亲密，而他哥哥跟他们的父母和家里其他人之间则关系或者疏远，或者紧张。她还记得他悬梁自尽的前一天晚上脸上那无助而绝望的神色，猛然意识到这天早些时候她在雷蒙德眼里看到的正是同样的表情。

        早些时候因他还不来上班，已经草草记下雷蒙德的电话号码，趁再次进厨房时，萨拉掏出一个二角五分的分币投入厕所间外的投币电话。回头扫了一眼，肯定助理经理没在，她迅速拨通了号码。电话铃至少响了十到十二次后，她才将话筒搁回叉簧，比先前更害怕了。雷蒙德没来上班，电话又没人接，他很可能死了。她弟弟死了三天后，尸体才在他那无电梯的、位于五楼的污秽的房间里被发现。跟雷蒙德一样，她弟弟自视为艺术家，一位诗人，当他的梦想破灭后，贫困和绝望使他越走越远。

        萨拉永远忘不了葬礼后走进他的公寓去整理他那点可怜的遗物时的情景——满房间可怕的尸臭。如果雷蒙德已经决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也许无法阻止他这么做，正如别人不止一次告诉她的那样。但她完全可以打个电话，瞧瞧他怎么样了。至少，要是他死了，她可以早点发现他的遗体。

        萨拉驱使自己更卖力地接受点菜，满足顾客的要求，害怕自己如果不替雷蒙德做点什么，她会在有人乞求帮助时，又一次视而不见。她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她相信某种力量，相信人生自有其安排。也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她对自己说，她正接受考验。她已经痛失她弟弟。与一个像雷蒙德这样的人相遇也许正是一个证明她不会再让类似的失误再重犯的机会。

        等到餐馆里暂时清闲了点，出现了几张空桌，她立即走近助理经理。

        “我不舒服，”她说着，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我想我设法顶到下班了。”

        那人愤怒到极点，像个疯子似的朝她破口大骂：“别对我装出这副病态，妞！回去工作！你会被解雇的！要么去工作，要么滚回街头那个低级的‘伯尼’饭馆当女招待去吧！”助理经理是个臃肿的希腊人，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腆着个大肚子。

        萨拉眼睛眯成一条缝，瞧着他：“什么？你要我吐到顾客身上吗？”她走前一步，离他更近，捧住小腹，张大嘴，作出一副马上要呕吐的样子，“我想我这会儿就快吐到你身上了。”

        助理经理跳了几步，怒目圆睁：“滚出去，婊子！竟敢吐到我身上，你被开除了！我这可是刚上身的崭新衬衫。”

        萨拉立即转身，冲去拿她的手提包和外衣。她得走着去雷蒙德位于特里比克的寓所，至少得化一刻钟。

        托伊手上缠着绷带，胳膊上打着吊针，躺在病床上。当那位警官把她送进急救室时，他们检查了烧伤，担心伤口会感染。由于疼痛不已，她这次决定接受他们的治疗。餐馆那一幕在一天里发生一次已经够了。她不再觉得呆在一个安全、温暖的地方是件不幸的事。

        就在这时，她一抬头，瞧见了门口的斯蒂芬和西尔维娅。

        “天哪，托伊，”斯蒂芬叫道，他的脸由于焦虑而扭曲。

        “你没事儿吧？我们都快急疯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医院？”

        “我不知道。”

        托伊虚弱地说，他的出现使房间里有一股压抑的气氛，尤其是因为她倒在床上，得仰视他。他看上去如此高大，如此富有权威，眼里的神色如此吓人。她竭力想坐起来，而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双手没法动。她倒回枕头上。斯蒂芬俯下身亲吻她的面颊。

        托伊朝西尔维娅看看，可后者却一声不吭。她脸上的表情告诉托伊斯蒂芬已经叱责过她，或许还责备过她不该怂恿托伊作这次旅行。

        瞧见他俩都站在那里盯着她，好像她跟一个外星人似的，托伊的目光转向西尔维娅。

        “我和斯蒂芬有几句话想单独谈谈，你不介意吧？”她说，“已经够给你惹麻烦的了，没有理由再把你卷入其中。”

        “没问题。”

        西尔维娅说，立即转身离开了房间。接着，又从门口伸回脑袋，添了一句：“我就在门外，如果你需要我，就叫一声。”

        托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像决堤似的“哗哗”地流过她的面颊。到了舒适而安全的所在，她反倒感到迷惑，突然悲从中来。从现在起，他们会随时随地强迫她做更多的检查。更多的针剂、X射线、奇怪的机器在等着她，还有像白垩似的药水，她得咽下。最终他们会告诉她什么呢？她的心脏碎了？她快要死了？

        瞧见她丈夫板着脸注视着她，她只希望死神快点降临。

        “好了，”瞧见她脸上的泪珠，他的声音软下来。意识到她的手没法动，斯蒂芬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张纸巾，替她擦眼泪，“别哭！我们马上会搞清楚的。我在这儿呢，等他们说你能旅行了，我们就飞回家去。”

        “是那场火，”她抽泣着语无伦次地说，“我在那里。我跟许多孩子在旷野上，其中一个小男孩……”

        “你在说什么，托伊？”斯蒂芬说着，侧过脑袋，“就等一分钟，行吗？我去查查你的病历表。”

        她丈夫一个箭步冲了出去，门在他身后来回晃动。没过一会儿，他就返回来了：“你手上的烧伤没那么糟糕，大多数是二度烧伤，只是左手掌上有一处一度烧伤。他们会给你用抗生素防止感染。病历表上写着他们已经给你打了止痛针。这是否管点用？”

        “是的。”

        托伊头昏眼花地回答道。止痛针不但使得她神志恍惚，思维不连贯，而且还使她特别想说话。既然这会儿房间里有人，“我怎么了？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我头上？”

        “我不知道。”

        斯蒂芬说，“哪儿的旷野？你这些烧伤是怎么弄的？西尔维娅认为你整夜都在床上。你一个人自己到街上去的吗？真是这样，那又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哪儿的旷野，”托伊说着，眨眨眼睛，像是在脑子里竭力重现那梦境，“但我想是一所学校起了火。可能有十五到二十个孩子，没有大人。一个闪电引燃了野草，那孩子的衬衫上也粘上了火。我不得不冲进火中去救他。我一定就是这样烧伤的。”

        “这儿附近压根就没什么旷野。”

        斯蒂芬不相信地说，“你是在曼哈顿，托伊。”

        接着，他想起了什么：“你可能是在中央公园吧？”她的目光在房间里睃巡着，萎靡不振地说：“也许吧。”

        “可中央公园没有学校，据我所知。那里有个溜冰场，可能会有孩子。”

        托伊只是望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相信什么。就在这时，埃斯特班医师进了房间，走近床前。他朝斯蒂芬点点头，便开始测托伊的脉搏，检查冰袋和静脉滴注。接着，他低头朝托伊笑笑：“止痛针是不是使疼痛减轻了些？”

        “是的，”托伊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要回家。”

        “很快，”他说，瞥了一眼斯蒂芬，“也许我们该出去了？”两人一起出了房间，斯蒂芬背靠在墙上。西尔维娅正坐在凳子上等，看见他们，便走了过来，听他们说些什么。

        “她刚才告诉我她在火灾现场，”斯蒂芬对另一位医师说，“火灾是在某地的旷野上。她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但有孩子。这就是她说的被烧伤的缘故。”

        “我知道，”埃斯特班医师说，眼瞅着地上，“她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给消防队打了电话。他们说今天早上惟一的火灾发生在勃朗克斯一套公寓里。里面没人居住。你认为她会莫明奇妙地一直走到勃朗克斯，进入那幢楼，也许还是在睡眠状态下？”

        “我怎么知道？”斯蒂芬粗声粗气地说，“这一切都是活见鬼。首先是她心跳停止，接着又突然发现手烧伤。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狠狠地扫了西尔维娅一眼，意思仿佛在说：她知道，可她隐瞒了真相，故意刁难他。

        在旅馆里，他失去冷静，对她大发雷霆。但他拒绝道歉。

        “我发誓，斯蒂芬，”西尔维娅紧张地说，“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都上了床，我醒来时听到她在说话。我还以为她在说梦话。她好像是在说：‘快跑’！原话我记不确切了。”

        埃斯特班一边考虑，一边用细长的手指摩擦着鼻子：“我有个想法。许多街头流浪的人在垃圾箱里点火以取暖。你妻子在睡眠状态下，或在恍惚中可能会把手搁到火上，就是这样烧伤的。也可能她不小心手触到了火才熄灭没几分钟的滚烫的垃圾筒。”

        斯蒂芬觉得埃斯特班的说法有道理。比他妻子所说的什么学校起火啦，旷野上的孩子啦等等更有道理，尤其是据消防队称没这么一起意外事件。不过现在搞清楚他妻子是怎么烧伤的不如搞清她怎么得了心脏病更重要。

        “我什么时候才能带她回洛杉矶？我有一个手术，你也知道，”斯蒂芬转过头望着病房门，“至少我曾预约了一个手术。”

        “不会超过几天。现在马上带她回去是不明智的。飞机要飞五个小时，要是她在飞机上心脏病再度发作怎么办？还有那些烧伤，用抗生素也需要一个完整的疗程。”

        “如果你对她的心脏如此担心，”斯蒂芬对那位医师说，他的眼神尖刻而带有指责的意味，“那你为什么这会儿不给她戴上心脏监测器？”

        “这样吧，”西尔维娅插进来说，对斯蒂芬·约翰逊憋着一肚子火：“我走了，行吗？既然你在这儿，托伊也用不着我，我只会挡你的道。”

        “那样，对我来说再好不过。”

        斯蒂芬轻蔑地说，看着西尔维娅再次进入托伊的病房，跟她告别。

        西尔维娅走到托伊的床前，拂开她脸上的发丝。

        “心肝，”她柔声说，“我告诉斯蒂芬我要走了，不过如果你需要我留下来，我就不走。”

        “你上哪儿去？”托伊问。

        “噢，我侄子的受诫仪式就定在明天上午，所以我估计我今天晚上会在布鲁克林我哥哥家过夜，把旅馆的帐结了。我会叫旅馆里把你的行李锁好，回头可以让斯蒂芬去取。”

        她顿了一下，又继续说：“等埃斯特班医师给他一句话，斯蒂芬就会带你回加利福尼亚。按他早些时候跟我说的，你们可能明天上午走。”

        “我把你的旅行给毁了，不是吗？”托伊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

        “对不起，西尔维娅。”

        “嗨，”西尔维娅勉强一笑，“别担心这个！好好休息。我们完全可以下次再到什么地方去旅行。”

        “我该怎么办呢？”托伊问，“你也知道，是关于斯蒂芬。我搞不清自己是否愿意跟他回加利福尼亚。”

        西尔维娅摇摇头：“我不能卷进这里面，托伊。我的意思是，我绝对没有拉你出来旅行以破坏你们的婚姻的想法。”

        “但这不光是因为斯蒂芬，”托伊激动地说，“有些事还没完，西尔维娅。我敢肯定我在火灾现场。我记得，我试图救那个孩子……一个小男孩。那一定是真的。要不然，我怎么会被烧伤？”

        “但愿我知道答案，扎伊。”

        西尔维娅说着，俯身吻了吻托伊的前额。

        接着，她拿出一张纸，留在病床旁的桌子上，“这是我哥哥在布鲁克林的家里的电话。如果需要我，给我打电话，好吗？”西尔维娅正要走，斯蒂芬走进了房间。她走到他跟前，伸出手指在他的胸脯上轻轻地叩了几下。

        “你最好对她好一点，伙计，”她一字一顿地说，“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娶的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女士。”

        接着，她回头瞥了托伊一眼，走出了病房。

        萨拉揿了雷蒙德所住的阁楼的蜂音器，却没有回音。她走回人行道上，注视着楼窗和金属的安全梯。阁楼的窗户开着。她能看见窗帘随着微风轻轻晃动。但此时正下着雨，她怕自己会从安全梯上滑下来。最后，她还是手脚并用，开始往上爬。

        爬到窗户边，她伸进脑袋叫道：“雷蒙德，是我，萨拉。我进来了，行吗？”等眼睛适应了阁楼的黑暗，她能看见一个人躺在床上，她的腹部一阵抽搐，心跳加速。她断定他死了。迅速从窗户爬进房间，她冲到床前：“雷蒙德，你没事吧？你病了吗？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动不动，眼睛睁着，但对一切视而不见，头微微侧向一边。她摇摇他的肩膀，但他仍然拒绝跟她说话，好像她这个人不存在似的。然而，她看见他胸脯一起一伏，知道他没事儿，心里一阵释然。

        暗影绕着她舞蹈，丑陋而令人生畏。外面，下午的阵雨已转为倾盆大雨。

        随着一声石破天惊的雷声，急越的雨滴打在窗户上。几秒钟后，一道眩目的闪电将阁楼照得雪亮，显露出惊心动魄、超乎现实的一幕：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是一张大床，卧着一位孤独的男人。他嘴里发出低低的呻吟，挂在房间四周的画上的人像静静地注视着，所有的肖像都是同一张面孔。其中一张几年前画的真人般大小的油画就在床后倚墙放着，就像一块床头板似的。画上是一位天使，伸展着巨大的双翼昂首向前，仿佛要从画中飞出来安慰下面躺着的这位男人。天使的头发是那种耀眼的火红色，并呈现出细微的阴影变化，身穿一件海军蓝的t恤，胸前饰有棒球队的名称“加州天使”。

        “你对我很恼火，我知道。”

        萨拉柔声说，在床脚坐下，“你没来上班，我很担心。我们今天上午不欢而散，我很遗憾。”

        床上的人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纹丝不动。萨拉伸出手在他的脸前晃了晃，可他仍然既不动弹，也不开口。

        “雷蒙德，”她说，“请跟我谈谈，让我做你的朋友。我想帮助你。也许今天上午的表现不像如此，但我真的是那么想的。”

        毫无动静。

        萨拉环顾着房间，不知道接下去该做什么。走到洗涤槽那儿，她将一块擦盘子的毛巾在水笼头下浸湿，回转身给他擦了把脸。

        “好啦，”她说，对自己颇为满意，“这样是否感觉好一点？”见他仍然没有反应，她上床跟他睡在一起，双臂从背后环住他，将他抱得紧紧的，希望这样能使他得到安全感。她就跟他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等待着他跟她说话。她决定不管过多长时间，她将等下去。

        到了夜里十点钟，萨拉放弃了努力。阁楼里一片漆黑，雷蒙德不说，不动，没有以任何方式跟她交流。他差不多跟处于昏迷状态似的，萨拉不知该不该叫辆救护车或带他去看医生。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她在厨房里找到了黄页号簿。正当她找电话号码时，她看见他慢慢从床上坐起，仿佛什么事儿都没有似的，随随便便地进了卫生间。萨拉急忙放下手中的电话号码簿，跟在他后面。

        他背对着她，往便池里撒尿。

        “你现在打算跟我谈谈吗？”她说，“天哪，我还以为你会对自己干傻事。我吓得要死。你为什么不来上班？”拉好裤子上的拉链，雷蒙德转身越过她走出了卫生间，眼里一副茫然的神情。接着，他在房间的一角蹲下，手指在地板上画圈。

        “行啦，”萨拉说着，跺跺脚，决定换个策略试试，“你没生病，你显然是不想跟我说话，那我走了。”

        转过身，她往门口走去，以为雷蒙德会拦住她。然而，他没有。走到门口，她回过头来望着他，双脚再也无法挪动。

        萨拉冲向他，双膝着地，抱住他。

        “我不知道你怎么了，”她温柔地说，“但我不会撇下你，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现在我要出去买些食物。一旦你吃下去，你就会感觉好得多。”

        萨拉离开阁楼去为他买吃的，回头扫了他一眼。这个男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的心。蓦地，她感到一阵骇怕，比雷蒙德可能自杀，像她弟弟一样结束生命还要可怕。二十四岁的萨拉·门德尔斯处于飘摇中。一年前，她还是长岛大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爱情不顺心和对她弟弟自杀的自责击溃了她，她辍了学。她一度跌入低谷，在一家廉价餐馆当女招待，与父母住在一起，常为一些琐事而发生口角，一家过着悲惨的生活。自从找到了新工作，又搬到了王后区，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萨拉对人生燃起了新的希望，打算等秋季重返学校。然而，重返学校现在似乎不像几天前一样显得那么重要。

        如果她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而对这点她深信不疑，那么她明白她现在遇到了新问题，一个不但会使她上学的计划而且会使她对人生的整个设计轻易出轨的问题。

        萨拉陷入了爱河。

        托伊在休憩。斯蒂芬坐在一张靠近病床的椅子上看报。他已经订了明天返回洛杉矶的机票。他打算带托伊回家，然后继续做检查。斯蒂斯准备亲自研究有关疑难杂症的医学书籍。可能的话，甚至跟美国医疗协会联系，请求他们帮助。决不能再让他们碰到托伊的心脏自发停跳的机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没人会救活她的地方。

        “我口渴。”

        托伊说着，睁开双眼。

        斯蒂芬起身从病床旁的一把壶里为她倒了一些冰水：“你感觉怎么样？你睡得挺香。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了。”

        “挺好。”

        她说，将水一饮而尽，竭力不让它溢出流到下巴上，“只是，我想用自己的手。我觉得如此无助。”

        “我明白，托伊。这正是我所以来这儿的原因。你饿吗？他们给你端来了饭菜，我叫他们端走了。我想还是让你多睡一会儿好。你想吃的话，我可以到咖啡店给你买三明治。”

        “不要。”

        托伊摇摇头。她一点食欲都没有。她只想从床上爬起来，继续她的生活。她脑子里全是在那家餐馆遇到的屈辱的场面。所有人都盯着她，取笑她，好像她是一个街头的乞丐。任何人只要经历过这么一天，她对自己说，他们就会更同情处于困境中的无家可归者。

        “想要看报吗？”斯蒂芬问，“我可以在你背后垫一只枕头，给你翻报纸。”

        接着，他抬头看见了电视机，“也许看电视更方便些。”

        他拿起她床边的摇控器，“啪”地打开电视机，随即调到了有线新闻网，想看看有没有洛杉矶当地的新闻。

        斯蒂芬眼瞅着电视，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托伊的胳膊。托伊虽也盯着屏幕，但心不在焉。电视的声音很低，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幢大楼起火的情景。

        人们在旷野上，抢救人员俯身于一位小男孩。斯蒂芬的目光从电视上移开去找摇控器，提高音量。他看到了令他感兴趣的东西。至于为何感兴趣，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大火吞没了位于堪萨斯乡村的这所木结构的校舍。有三位教师遇难，一位小男孩在衣服起火后被一位不知名的女士救到安全处。火灾调查人员到了事故现场，指出大火可能是一位小孩玩火柴引起的。十九位孩子幸免于难，没有严重受伤。至于背部和胸部严重烧伤的小贾森·卡明斯现住在托比克的卫理公会医院，情况趋于稳定。他母亲……”斯蒂芬听到这儿，看了看托伊。只见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半张着嘴，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怎么样？你疼吗？”

        “瞧，”托伊说，“那大火，那场合，那些孩子。还有那个男孩。”

        斯蒂芬的视线转回电视上，边听边看。这会儿，屏幕上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向记者说什么。

        “卡明斯太太，那位救你儿子的女人是谁？警方发现她的身份了吗？”

        “没有，”卡明斯太太边说边扭着手，“她在那儿，接着就消失了。她救了我儿子的命。”

        她直接对着镜头说：“如果你在什么地方，”一滴眼泪溢出她的眼眶，淌过她红润的面颊，“我要谢谢你。贾森在念叨你。他一直哭着要他的天使。请跟我们所住的医院联系。我们万分感谢。”

        那女人的脸消失了。新闻播音员开始播另一条新闻。斯蒂芬关掉电视机，转向她妻子，“托伊，这是在堪萨斯。没听见他们说吗？不可能是同一场火灾。你是在曼哈顿。你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城市吗？”

        “我在那里，”托伊断然说，“你不相信我，是吗？”

        “不相信，”他说，心想没有理由放过这类妄想，“也没有人会相信你。宝贝儿，如果你继续这样说，他们一定会以为你头脑有问题。还是理智一点吧。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你人在纽约的同时却要说自己在堪萨斯，不是精神错乱是什么。”

        他低头瞧着自己的双手，“埃斯特班医师对你怎么烧伤有种很好的解释。他认为你是由于碰到了一只刚被一些街头的乞丐点燃过的垃圾桶才不知不觉烫伤的。”

        托伊慢慢地摇摇头，像个刚被母亲斥责过的孩子一样噘着嘴。

        斯蒂芬突然火冒三丈，站起身，一脚把椅子踹到床边。托伊跳起来，差点把挂在架子上的盐水瓶带翻在地。

        “别说这种愚蠢的话，这会儿马上住嘴！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绽露，“你要是病了，就病了。但我不能忍受我妻子说话像个疯子似的，说自己在不可能在的地方。你听见了吗？收起这类话！控制住自己！”托伊把头转向墙壁，竭力想让自己闭目塞听，不去理会他的声音，他那愤怒的表情，轻蔑的眼神。

        “对不起，”他粗声粗气地说。

        “你知道我不善于应付这类情况。”

        接着，他大步走出房间，房门在他身后“砰”地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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