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楚了。”年轻人长时间盯着，忽然捂住鼓起的嘴躬身跑开。我甚至看见泪水倾斜着滴向地面。看守高耸眉毛，睁大眼看我，早说了不要看，有什么好看的。他拉上裹尸布，这样她便只剩一个轮廓了。
我一直走到殡仪馆外。年轻人蹲在路边，已呕吐干净，不过指头仍按在地上，手臂不停抖。我拍拍他，他转过头来，眼泪像伤口的血不停涌出。我完全理解这种痛苦。“不要难过，你毕竟来看过她。”我说。
他动动嘴角。
我扶起他缓慢地走。他回头望着殡仪馆。“我带你去漱口，”我说，“只是去漱漱口。”我们来到小卖部，我让他扑在柜台边，买了一瓶矿泉水。我说：“走，我们出去漱漱口。”但他好像睡着了。我用力拉，他反应过来，跟着走出来。他漱口的动作十分机械，好像老人在咀嚼什么食物。一辆挂满尘土的桑塔纳驰来，路过我们时猛然转弯，差点刮蹭到我们。
它停在殡仪馆门口。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驾驶室钻出来，匆匆走进馆内。他穿着黄色夹克以及肥胖人才穿的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屁股后挂着一串钥匙。不久，从后座钻出一位矮个妇女。她穿黑色礼服、黑色裤子、黑色平底皮鞋，右臂用别针别着一块黑纱，手里还捏着一块黑纱。她挎着黑色的包，像鸭子追赶着前边的男人。
“我们进去。”到暮色将至，年轻人才说。我感觉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并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一个女孩死掉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但他终于醒悟过来，又哭上了。我扶着他走进馆内。现在温度是这么低，大厅阴凉，看守拖着水泥地面。他对我们说：“我真搞不懂。”
“您辛苦了。”我说。
看守在一块已很干净的地方来回拖了一阵子，示意我们坐到东边那排椅子。这样我便能看见坐在西边的那对男女。不像我们这边——年轻人正靠着我呓语——他们分开坐着，隔两个座位，不停争吵。他们吵得越来越凶，声音嗡嗡地飘浮，弄得大家头昏脑涨。
“吵什么？”看守将拖把重重蹾在地上。男子抬起头，而女人掏出手帕抽泣。有时哭得欢快了，她便停住，用食指和拇指冷静地擤出鼻涕。看守躬下身继续拖地。我觉得是过度的无聊摧垮了他，使他将地板当成反复擦拭的艺术品。
我看见男子里头穿着暗红色t恤，手戴金戒指。他一会儿揉搓头发，一会儿抓痒。他将放在空椅上的黑纱别到胳膊上，转过头对女人：“我戴着了，我知道这不光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然后他看表，问：“还要多久？”看守继续拖地。“你就这么急？”女人说。男人盯着她，眼露凶光，要不是是在这里，我早揍死你了。不过在一阵沉默过去后，男人眼眶却红了，鼻下也挂出鼻涕。
“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啊。”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从口袋摸出烟盒，将烟抖出来叼到嘴上。他又摸出火机点燃它。他一边咳一边抽烟。眼泪都滴在烟卷上了。
“请熄掉你的烟。”看守说。
“熄在哪里？”男人望望地面、座椅以及摆放着各式骨灰瓮的橱柜。看守继续拖地，看起来要收尾了。男人歪斜着脑袋，阴沉沉地看他，非常用力地吸了一口。“我跟你说了，公共场所不许抽烟。”就是我怀里的年轻人也被这声咆哮吓坏了。看守气势汹汹地走过去。
“不许就不许，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你不懂公共场所不许抽烟的吗？”
“你客气点说不行吗？我得罪你了吗？”
“你没得罪。”
看守走到他面前，继续说：“你没得罪，要抽的话，请出去抽行吗？”男人揉搓着眼窝，另一只手仍然夹着烟卷，烟灰积得老长，不久掉落在地。看守的眼光跟着落向地面。“我就是抽了，你怎么样？”男人说。
“怎么样？”
就是看守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他抽了男人一耳光。这下子热闹了，男人挺身而起，将骨瘦如柴的看守拎起来，“你知不知道，这里烧的是我唯一的女儿，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被烧了，你知不知道？”他猛击着看守脸部，“你知不知道？”
看守大喊大叫。男人望了一圈四周，将他丢下来，踢了一脚，“去你妈的。”然后男人取下钥匙串，大步走向门外。我先是听见桑塔纳啾啾地叫起来，接着听见车门被嘭地关上、发动机启动，后来车辆转弯时轮胎与地面发出急剧摩擦的声音。他逃了。
女人坐着发抖。看守爬起来时，她说：“我跟他没关系，他早就不是我的丈夫。”看守盯着她，她便朝后退缩。随后，一个穿白色阻燃工服的工人提着铲子赶来。她再次重复了那句话。那铲子冒着烟，可以想象，它刚取出时一定被烧得通红，现在灰扑扑的。我记得铲子上曾滴下一滴黏稠物，就像塑料被燃烧时会滴下的那样。接着女人又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惊醒年轻人。他笔直站起来，反复捏紧拳头，朝大厅后头的火化间走去。在我赶到前，他直通通跪在地上，双手展开，胡言乱语起来。我想他是在哀求，不要将一个已经死去的女孩再弄得尸骨无存，尽管这无法避免，我还是盼望着不要就这样一下子将她烧个干净。
他脸上像是有人在一盆盆地泼水。我他妈的也要哭了。那个女人——也就是死者的妈妈说：“春天，是你爹让你这样的啊。”
她一直在咕哝：“每一次都是我来揩屁股。没有一次不是。你为这个女儿负过什么责？你负责都负到哪里去了？你算准了我，你知道我心软，知道把春天丢在马路边一个人走掉，我就一定会去把她抱回来。你真狠心啊。但是春天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你做爹的难道半点责任也不该负？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来给你揩屁股？我难道天生是你的佣人？”
在看守和工人跑向领导办公室后，这个穿着黑色礼服黑色裤子黑色皮鞋别着黑纱像一只黑鸭子的妈妈，步履蹒跚但内心坚定地走出去，追随她前夫的脚步。她边走边说：“说什么我也不回来。我受够了，早就受够了。我决定了，你不回来我也不回来，你以为我回来，我就不回来，我看是谁回来，看是谁更狠心。你随她怎么样，我也随她怎么样，我看是谁回来。”
他掏出一张不足三十字的介绍信。看格式原是开给看守所的，改写成殡仪馆了。在填写探视理由处，警官画了个斜杠。这里最好能写上具体内容，比如“协助调查采访”，他面露难色。“这就够了，”警官说，“我们这里还没开过这样的介绍信。”
他用了两天来解决此事。打电话给自己报社的记者，让他们帮忙联系这座城市的政法口记者，再由后者联系这边公安局熟人。一环比一环疏远。他得到这边记者的承诺，说马上，却是从上午等到下午。最终他闯进报社，喊叫着记者的名字。
“没看到我正在忙吗？”对方说。
“我只是着急去看下，兄弟。”他越说越缓和，“她是我女朋友，是我女人。”
“你看分局那边也快下班了。”
在等待时，他想：实在不行，就将汽油倒在停车场角落的废弃灵车上，反正仅有的一只轮胎也瘪了。车内锈迹斑斑，塞满湿润的木条。将这些木条点燃，让它们冒出浓烟，然后在他们赶出来时，潜入殡仪馆。这办法并不明智。还不如手持木棍，将他们逐一打翻。
当他第一次走进殡仪馆时，看守拦住他，“你怎么搞的？”他看见自己的鞋在刚拖过的地面留下印迹。“你要干吗？”看守说。
“我来看我的女人，她死了。”
“运来多少天了？”
“应该有七八天。”
“带户口本了吗？”
“没。”
“结婚证呢？”
“我们没结婚。”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她男人？”
“我就是她男人。”
“那我也是。”
看守接着说：“你总得有个证明。”
“我骗你干吗？到现在我还没看她一眼呢。”
“每个人都这么说，都说自己是死者的亲朋好友。但你不觉得殡仪馆也是个单位吗？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难道就不应该对它讲点规矩吗？”
“你看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是规矩。”
“您行行好。”
“我为什么要行好？我在这里上班，干的就是这事。我得保证死人不受打扰。”
“她真的是我女人。”
“没有人不是这样说的。”
你知不知道，我在这世上爱着的只有她，我见不到她，就活不下去。我活不下去，你也别想。他从钱包先后掏出两张钱，哀望着看守，可看守将手插进裤兜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后来看守又提着拖把回来，在年轻人脚下拖来拖去。
“我没工夫和你玩什么柔情。”看守说。
“我是记者。”他想了很久，说，“我有权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
“刚才你不是说你是她男人吗？”
“我是记者，同时也是她男人。”
“那你的记者证呢？”
“没带。”
“走开。”
他掏出这张不足三十字的介绍信，递给我看，“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不行。我是顺道来向您告别的，您是好人。”
“你要先休息下，你可以到我家休息。”
“来不及了。”
“那我陪你去，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儿。”
我得感谢您，但这事最好还是我一人去干。我应该怎样向您表达我的拒绝呢？我得感谢您，您是好人。他显得为难。“我终归也是要去送她一程的。”我说，然后搂住他肩膀，走向车库。我载着他朝西郊行驶。下午的阳光射向车窗，他迷糊起来。他睡得很少，即使有时间睡，脑子里也应该交织着种种噩梦。不久他果然醒来，问：“到哪儿了？”
“还早。”
“我一定睡了很久。”
然后他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最终，一根冒着烟的大烟囱进入视野。“就是那儿。”他说。我们便开到烟囱下的殡仪馆。它的门前有着龟裂的水泥停车场以及一座狭小的花坛，摆着两排塑料花盆，里头都是塑料菊花。
看守穿着仪仗队式样的制服，一身洁白，包括皮鞋和手套，只有肩章和袖口的缀条是红的。他弹着裤缝，看着我们走来。年轻人拿出中华烟，很久才知道怎么拆开封条。他将过滤嘴都捉皱了，说：“师傅抽根烟。”看守将手抬到唇前，摆了一下，“不抽。”他确实很该死。
“您看看。”
看守接过介绍信，背过身，就着阳光研究。这时，年轻人攥紧右拳，将它提到胸前，准备给看守的后脑勺一击。我扯他的衣角，却是让他更加愤怒。他等待着，直到看守招招手，说：“你们也知道，我也是按规章办事，规章规定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我说是啊是啊。
我们跟着往里走。进门前，看守说：“擦干净。”我们便在一块红色门垫上来回擦鞋底。年轻人一直沉浸在自我赋予的勇气中，可一进到这巨大而安静的大厅，人便发软，苍白的脸上渗出许多汗珠来。
看守领着我们穿过大厅来到领导办公室。一位戴眼镜的男子正在看报，介绍信递过去后，他看也没看便签了字。然后我们回到大厅，从西北侧小门走出去。路的尽头是火化间，据说那里的化尸炉泛着银光，像面包烤箱排列整齐。停尸房在通往火化间的路途中间，左边连着冷库。“制冷坏了，修了几次没修好。因此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她化掉。唉，到时候可能还要切开尸体，否则会爆掉。”看守说。
年轻人停在那儿走不动了。“你非得要看？”看守说。
年轻人喘着气，深呼吸好几次，才继续走动。看守推开装着毛玻璃的门，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冲过来。房内摆着十来个铁床，有几个盖着裹尸布，显现出尸身的轮廓。墙角则起了一圈半尺高的青苔。有尸体的地方，植被茂盛，我想到这个。看守径直走向其中一具，像魔术师一样拎起白布一角，说：“你们真的要看吗？”
年轻人极为认真地点头。
看守缓缓揭开裹尸布。哦，现在想起来还是恶心坏了。春天躺着，肿胀了一倍，肚皮却瘪了，从上衣缝隙露出解剖后粗枝大叶的缝针痕迹；那皮肤一部分呈褐色，一部分发黑，像是豆腐起了霉斑；只有脸部还稍微保留着一些往昔的影子，但是大耳阔腮，眼球暴突，嘴唇肿胀外翻，露出岩尖般的牙齿。我的脸皱成一团，眼睛痛苦闭上，我已经为这具尸身严重吐过一次。年轻人一直硬站着。看守问他：
“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我走进小区里我的家。电梯在四层开启，一个年轻人蹲在对面墙角。他迎着我的眼光，想说话，却自我劝止了。我走过去，打开自家房门，听到细微响动，是他站直了。我转过头来看。他的嘴唇再度开启，再度抿了下去，像好不容易支起的帐篷一下扑倒在地。
“有什么事？”我说。
“请问是陈先生么？”
“我身体不舒服，不接受你们谁的采访。”我关上门。一会儿，门上响起敲门声，我拉开门吼道：“够了，朋友，我说够了。”
“我是春天以前的男朋友。”他说。
“什么？”
“我是春天以前的男人。”
“你有什么事？”
“我想看她有什么遗物留在这里没有？”
他不争气地出了很多眼泪。我则在等待一种叫恍然大悟的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啊。他说：“说起来都因为我。”可我觉得不是这回事，他应该具有让女人崇拜的危险面容以及冷漠残忍的脾性，可他无论是面相还是举止都显得过于老实。只有额头一块不大的疤痕似乎证明他还有过暴力经验，而我宁愿相信他是挨揍的。
“进来吧。”我说。
他匆促致谢，躬下身去解鞋带，被我制止。我去那间小卧室取了遗物，发现他还留在门口。“我是在报上看到消息赶来的，没想到她死了。”他说。
“炒作一阵子了，本来是自杀，非说他杀。”
“我知道。”
“春天也不是什么小姐。”
“嗯，说起来是我害了她。”
“别这样。”
我想我终归还是与人为善的，便缓和口气，“我一直没给外人看过，你坐。”他鞠躬着接过去。在那本的扉页上，有一行字：
他一见到此，便像罪犯在铁证面前表现的那样，猛然栽下头。这是当日他的笔迹，稚嫩、自信而草率，在爱情的冲动里迷信对方是唯一。现在他穿过时间之河，有大量的后果可以用来校验当初的赞唱与誓言。而他即将打开的日记本，每一页都被圆珠笔画了大叉，有的已划破，我们仿佛还能看见春天当初歇斯底里的举动。我走到厨房倒水，年轻人则在不停翻日记本，最终他抱紧自己的头，抽泣起来。我看见他的背部微微颤抖，接着肩膀、胳膊和衣服也明显耸动起来，仿佛整个身躯都参与了这场哭泣。
春天这样写：
我找不到谁说话。我想了所有人，没一个合适。也许不是合适，而是没人愿意来听。我快要死了。我都要死了，他们还在问：“你怎样了？要不要喝点热水？”你也不在。即使你在你也会狠心走开。我不可能再相信你。我病得快死了。我会死在没人要的野外，总是下雨，下了很多天，我的尸体都湿透了，你们也不会来。我不在你们的名单里。我活该这样。你们没一个会同情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们没有一个人在乎我。我算什么东西。
除开这些，整本日记留下的便全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胡言乱语了。我早撕掉那页说我的，她写我如何处心积虑地勾引她——路过时蹭她，用手指勾她下巴，将手掌捞向她阴部，等等。她构陷了所有人。
“没这回事。”我说。
我知道，小莉皱紧眉头，不停晃荡着脑袋，你最好把它们全撕了。
我端着水走回客厅。年轻人抬起头，睫毛湿答答的，“我得走了，实在打扰您很久了。”
“没事。”
“我能带走么？”
我点点头，将为他准备的茶水放在茶几上，由着他走出去。“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我说。
“嗯。”他匆匆回答道。
我关上门，走到窗边，一直等到他在地面出现。他走错了方向，很久才知道回来。他仰面朝天，吊垂双手，放肆地哭泣着。有几个路人停下来看，他差点撞上一个。我想这时就是有人对他脸上吐痰，他也不会管；就是照着他胸口插一刀，他也会朝前走。他要哭很久很久，为着罪孽。
此后又只剩我一人。在长长时光里，我将酒放在腿间，坐在沙发上发呆。上午走了，下午来了，灰暗的东西从天空压下来，天黑了。然后，从那狭小卧室传出若有若无的呻吟。也许只是感冒，但春天像经验丰富的老太婆，在四周沉默时她沉默，一听到脚步声，便赶紧呻吟起来。我们走到门口时，那呻吟便极为大声。
“你怎么了？”我们走进去问。
“我快要死了，你看，都没什么血色。”她悲啼着，眼泪朝外滚。奸诈，小莉看着我。我点点头，说：“喝点热水吧，我这就去倒。”后来我们路过时不再停留，她的哼叫便徒劳。现在她都死了，我还听到她在房间像织布一样织着自己的呻吟。
“够了！”我醉意醺醺，踹开房门。那里只有一张暗红色的小席梦思。我找到扫帚，在每个角落扫荡，我吼道：“够了够了，别他妈再哼叫了！”她便停止哼叫，却又在我低头时，悬浮于某个角落。我仓促望去，她便像一口气吹飞的碎片，无声地散了。
我打电话给小莉，说：“我从没像现在这样想你。”可她仍沉浸于自己的悲哀，“将房子卖了吧，我实在是住不下去了。”
“卖，过完元旦就卖。”
“能早点就早点。我实在没这么倒霉过。”
“那你还回来么？”
“不回了。”
我整夜开着灯和电视，比任何时候都盼望早晨到来。在白天，我穿过一条条街，嘴里摹拟着，嗯唵，嗯唵，嗯唵。可总有一股万有引力，将我扯回来，即使背对着家门，我也会倒退着回来。嗯唵，嗯唵，嗯唵，我摹拟着，像头驴被迫回来。
“这不就来了吗？”
保安将手越过年轻人的肩膀，指着我说。年轻人转过身，眼睛像棍子打在我身上。几天工夫，他头发凌乱，脸色灰白，嘴唇也不见半点血色，连着眉毛也灰了。他就像常年吸毒，或者连续熬夜打牌，在生理上极为疲倦，却在精神上极为亢奋。
“我是特为来向您告别的。”他向我鞠躬。
“事情处理好了？”
“还没，我这就是要去看春天。”
“你还没看到？”
他捏紧拳头，骂起殡仪馆看守来。说起这老实人的愤怒，嗯唵，因为并不践行，便在嘴皮上极尽凶狠。他一边在包里翻介绍信，一边破口大骂。
警察没有回答，将我召入会议室。有人拉上窗帘，摄像师扛着机器，摄像机尾端插着一根线，连着话筒。电视台记者举着话筒，背诵开场白。是自杀还是他杀。殒命。这究竟是。欢迎收看。谜局。
“我可以走了么？”我再次问。
“你等等，他们也许会问你一些问题。”警察的眼睛盯着摄像机。
船夫双手扶膝，目不斜视，坐在角落。我听到“先录先录”的声音，灯光师举起白炽灯对准船夫，后者的脸瞬间僵硬。电视台记者走来抓起船夫的手，有力地摇着。“别紧张。”他说，然后抽出那只手。船夫不知是要将手指合拢，还是继续分开着，便让它悬在半空。直到采访结束，船夫才收回手，去抓了抓衣服。
然后电视台记者开始抖电线。就要到我了，我喘着气，没有比这种等待更熬人的了，我还没经历过这种事儿呢。当电视台记者提着已经顺溜的线，在跟随的白炽灯照耀下走来时，我站起来，他就像将军一样散发着威严，盔甲哐当作响。
“不用站着。”他笑着说。我因此坐下来，我的脸得有多红啊。
“准备好了么？”
“好。”
“我们都知道死者生前曾在你家住过一段时间。”
“是。”
“她是你什么人？”
“我妻子过去的同学。”
“她为什么住在你家里？”
“她是我妻子的同学。感情好。她穷。住不起房子。也许。”
“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待人和气，挺懂礼貌的。”
“具体说是？”
“就是特老实。”
“比如？”
“她对每个人都和和气气。”
他对我轻眨眼皮。我说：“唉，没想到她这么快走了。”他便对着镜头发表议论，然后转过来说：“谢谢。”他握住我的手冰凉，而我的汗倾巢而出。
“我可以走了么？”我走过去问那位警察。
“等等吧，谁知道还有什么事。”
不一会儿，法医推开门。他将蓝色文件夹抛到桌面，然后戴上白色手套。后边闹哄哄跟着一伙报社记者，为首的是那个穿着红色鸡心领毛线的矮子，他皮笑肉不笑地和熟人点头，然后带着一股畜生般近乎蛮横的自负，坐到法医对面。
“现在要拍吗？”法医对着摄像师喊。
“可以吗？”
“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
法医振振衣，坐好，从文件夹抽出一张照片，说：“你们看，鼻子下有白色蕈状泡沫，说明是溺死的。这是冷水进入呼吸道，刺激气管黏膜形成的结果。”接着他又抽出一张，显示春天手里抓着泥草，“这也是溺死的重要特征。我们至少可以排除她是被杀死后再拋入水中的。她是直接溺死的。”
矮胖的记者举起手来。
“什么事？”电视台记者问他。
“我可以问问题么？我怕耽误你们拍摄。”
“没事，人家会剪辑。”法医说。
“那我说了。这两张照片并不能排除是他杀。溺死不一定代表自杀，别人也可以将她推下水，致她于死地。”
“这种情况很少见。”
“我在电影里看过，金三角的毒枭经常将人推到河塘里淹死。”
“那是电影。”
“电影来源于生活。”
“我问你，假如你是凶手，你会将一个成年人推到河里么？”
“有什么不可以？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
“你考虑过他的游泳水平么，考虑过他的求生本能么，考虑过水深水浅以及水的流向么？这些都考虑过么？他要是没死，你怎么办？”
“我会事先采取措施。”
“什么措施？”
“捆好他的四肢，或者绑缚重物。”
“那在这起案件里你看到过绳索或者重物么？”
“当然，”记者解下相机，调出照片，“你看，她的双手被绑住了。”法医摆摆手。记者接着说：“很简单，要是我自杀，怎么能将自己双手绑起来呢？”
“这在自杀中并不罕见，你没见过而已。”法医做起手势，“你既可以通过别人帮忙，也可以自己先做好绳套，用牙齿拉紧系带。”说完他慈悲地看着记者，就好像不是他在疲于招架，而是对方就要踏出最后一步，掉进自己安排好的陷阱里。记者果然说：“你也不能排除有人将她双手绑住然后将她推到河里的可能性。”法医鼓起掌来，警察将船夫带过来。
“你问他吧。”法医说。
“是哩，是我捆住她两只手。”船夫说。
“什么？”
“是我去捆住她的。”
“你为什么要捆她？”
“我们都这么干。”
“你们将尸体的手绑住？”
“是哩，这样我们就能把尸体拖到岸上来。”
“你不可以将尸体弄到船上吗？”
“不吉利。”
船夫又补充道：“我捆的时候她已经死了，鼻子下冒着泡泡哩。”记者吸了一大口气，胸口跟着鼓起来，我真想踹死你这老东西。法医微笑着走过来，摸出烟，不停在烟盒上敲打这根烟，说：“写新闻不是写小说，你说是吧，小何？”记者面红耳赤地收起采访本，说：“我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摄像师重新打起手势。法医抓紧吸两口，摁灭香烟，重新坐回去。“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河流的宽度。”他比画着，“只有这么宽，四到五米。你游几下，这么说吧，挣扎几下，就到对岸了。”
“嗯。”电视台记者说。
“想弄死一个人还是很难的。”
“那这同时是不是也意味着自杀的难度增大？会让既遂率不高？”
“不，对自杀心切的人来说并不如此。给他一口水，他就能将自己溺毙。对人生感觉太累的人，可以将脸伸进马桶淹死自己。还有的人，仅利用山间一场大雨，醉卧于小道，也能让肺部进水。所有证据都在表明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在想办法寻死。她先喝了农药。”
法医抽出尸检报告：
“我们从她体内提取到有机磷制剂。农药是她自主喝下去的。这是她原本想采用的自杀方式。如果是别人将她弄死后再灌入，那么因为代谢停止，我们便不可能在肝脏等处提取到农药。”琥珀色的酒瓶没有瓶盖，放在椅上，酒里掺了敌敌畏，散发出臭味。河水隐藏着布片、剩饭剩菜、用过的卫生巾、黑色的泥浆以及正在自溶的死猫死狗，也非常臭。河水裹挟着它们极为缓慢地流淌，也将它们沉淀。春天己喝了四瓶，第五瓶里掺了农药。她坐在路边椅子上，仰望着沉闷的夜空，程序性地抓起第五瓶。她只喝了一小口便弯下身子呕吐。但她还是再喝了两大口，确定喝进去一些。
“她喝得不多，不足以致死，但身体反应强烈。”她抱着头，踉踉跄跄地走。右腿朝右边晃，在右腿成为支撑腿后，左腿朝左边晃。她往前晃了几步，便连续后退。她半转过身子，继续晃荡着。头是晃动的根源，让她的身体转着圈儿。她恶心呕吐，汗如雨注，同时还在来回转着圈儿。不一会儿，她感觉进入一个雾的世界。路灯、座椅和树枝变成大大小小稍浓的轮廓。她紧抓着头，大口喘气。
“她的身体已被损害一部分，但尚未损害彻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比死还难受。”她来到生与死的中途，人间就在井口，闪现着讽刺的弱光。她没有力气再爬升一步。而井底那永远黑暗的处所，像母亲一样挥舞着煽动性的手帕。跳吧，跳下来。她反复权衡着：就一下子，什么都结束了，不会再有肉身的疼痛和精神的磨难了。还有，再不决定就来不及了，就会像重伤的野猪在泥浆里永恒地、可怖地抽搐。
“因此，她跳入几步之遥的河里。她不再顾及河水臭气熏天。这在自杀案例中很常见，很多事主最终都背离了最初的自杀方式。”春天开始走。她走了很久很久，像身处于噩梦，怎么也走不动。她焦躁，恐惧，愤怒。最终她辨清河流的细响。她走上防洪墙，哀鸣着，猝然栽向河里。她飞落时，所有世事像高速奔跑的数字在她眼前清晰闪现。被遮蔽的事都有了眉目，哦，就要恍然大悟大彻大悟了。然后她被河水及时吞吸。河水像无处不在的冰刀，刺进她身体，在她的思维里划来划去。
“还有这里，”法医展示出又一张照片，显示春天的手掌充满淤痕，皮都破了，右手食指和中指甚至露出骨头，“她在尝试往岸上爬，在抓，不过最终能抓牢的只有水中的水草了。”春天够到防洪墙的护沿，双手不停颤抖。她再也使不出力了，就是支撑着不让身体掉下去也办不到。身体正像一头野牛，将她朝反方向无情拉拽。她终于像一枚孤独的炮弹，再度掉进河里。有段时间，她从水里伸出一只手或半个脑袋，但后来我们能看见的便只是微微隆起的水面。她的面孔开始在广袤而沉闷的夜空浮现，这张灵魂的脸独自待在虚空，看着自己越沉越深，一直像秤砣那样依附于水底，被水底吸住。后来，它也消失了。
“是不是可以说，她还是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电视台记者说。
“你可以理解这个想死的人已经死了，而她的躯体还在作本能反应。”
法医点上烟。摄像师扛着机器走了。屏声静气的众人开始说话。矮胖记者走过来，说：“你没办法证明农药不是别人骗她喝的。她喝醉了。”
“你有证据么？”
“没有。”
“没有证据你说什么？”
“反正我没办法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记者走回去时，拉拉船夫腰间的尼龙绳。“不关我事。”船夫晃荡着脑袋。
“你不错嘛。”
“不关我事。”
“你为什么不绑她一只手，绑一只手不是也能拖上岸吗？”
“这个要看情况哩。”
“绑一只手不是更省事吗？”
“我不知道，我要回去哩。”
记者嫌恶地丢掉绳子。这时，警察说：“你们不是要问吗？这里有个死者以前的房东。”那伙记者便转过来，齐刷刷地看我，就像我身上别着什么明显的凶器。
“我还有事。”我说。
“就一会儿工夫。”他们中的一个说。倒是那矮子说：“有什么好问的？”他一个人先走了。
“我们就耽误你一会儿，”剩下的一直跟在我后边，“她是你什么人？”
“我妻子过去的同学。”
“她为什么住在你家里？”
“她是我妻子的同学，和我妻子感情很好。当时她租不起房子。”
“你知道她做鸡吗？”
“不知道。”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真不知道。”
“当时有没有男人上门来找过？”
“没有。”
“那有没有人打电话给她？”
“不清楚。”
“她在你那里住了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连她是做鸡的都不知道？”
“当时她可能没做。”
“那你知不知道她偷东西？”
“不知道。我得走了。”
“就这个问题，她有没有偷过你的东西，或者别人的东西？”
“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收她房租？”
“没有。”
我继续走，他们像飞机抛出的降落伞，离我越来越远。他们说：“不收房租，可能是用睡觉抵了。”我立刻停住，指着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摊开双手，阴阳怪气地看着我。
“我告诉你们，你们左一口鸡右一口鸡，你们呢？你们不是吗？”有时发怒会让人说话流畅很多，“你们有没有想过她也是一个人，也有属于人的尊严？她都死了，你们还纠缠那些事干吗？”
“她做鸡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用事实说话。”
“去你妈的用事实说话，你们只是挑有利于你们的事实而已。你们的报道有一句同情她关心她的话么？你们关心的只是读者的肮脏心理。你们为着讨好读者，不惜出卖一个可怜的女人。这就是你们自诩的新闻正义？你们跟那些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你们不就是报纸的败类新闻的亡命之徒吗？你们从前到后，有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当事人么？”
“你理解过。你说。”
“滚。”
我走向车辆。可仍旧气不能平，我转身继续咆哮：“什么事到你们这儿，都被刻画成色情。色情、色情、色情，你们脑子除开这个就没别的了。一旦不是色情，你们就疯狂做伪证。你们有笔能写，信口雌黄没人管。你们不怕报应？”
他们一起笑起来，你看他，说得头头是道的。我钻进车，感觉爽多了，觉得只要一提方向盘，车子便能跑向天空。可不一会儿，脑袋便鸣响起来。我去了电玩城，到处是嗒嗒的枪击声，我玩不好，便去洗浴中心。水柱砸向地面，也是嗒嗒的声响。我还得去迪厅，迪厅真好啊，就像有什么东西主导着我们，嘭呲，嘭呲，嘭呲嘭，让我的一只手不由自主弯出来，在脑袋和肩膀跟着弯过去后，它又主导你朝另一个方向弯去。没人告诉你这样，是你自己知道就要这样。这样我就无暇顾及那让人发疯的嗯唵声了。
后来我将脑袋塞到小姐的胸里，说：“就这样捂我一夜吧。”
“不。”
“就这样捂着我的脑袋，求你了。”
我捉住她的腰，继续说：“我给你两千。”
我直到次日才回到小区。阳光明媚，而我因为疲惫而恶心。我将车停到门口，甩上车门，看见那伙记者守在一辆车内。来了，来了，他们怂恿着穿鸡心领毛衣的矮胖记者。后者摇开车窗，说：“不要以为我们的办事能力差。”
“操你妈。”
我走向小超市。我听到车门被关上，感觉他像豺狗一样盯着我的背部。他一定一只手插在裤兜，另一只手晃荡着，他用眼神跟同伙说，看我的，然后继续吊儿郎当地走过来。最终他拍住我肩膀，说：“听说你和她关系不明不白。”
“谁？”
“死者。”
“我说你是听谁说的？”
“你别管，你就说有没有这回事。”
“谁这么诬陷我？”
“这个人，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他的手划向空中所有住户，“当然我也认识他，虽然刚认识不久。不过，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愿意相信当事人一点。”
“没这回事。”
“我也是为你好。”他看着我，你最好考虑清楚，写什么，怎么写，都在我。
“滚蛋。”
我继续走向小超市。他走过去拍打我的汽车，说：“你不知道马路边不能随便停车的吗？”接下去又对那一伙记者说：“一个普通居民而已，把自己当新闻发言人了。”直到我从超市结账出来，他还在说：“你不觉得你现在的表现很可疑吗？”
我想抽他一顿，但我想他没什么招了。
列车最终悄无声息地驶出去，就像上帝轻轻移走一块积木。一共十五节，一会儿就溜完了，我看见对面的月台空荡荡。它好像只装载小莉一人，它的任务就是负责将小莉从我身边装走。我感到一种散架的孤独。我们家就像散伙了。
我随便吃了点，买到刚上市的早报晨报都市报，坐在车站逐字逐句读。它们以较大篇幅报道春天事件的新进展，可用其中一道标题概述：
它们以一名KtV小姐的讲述为底，外加许多评论性语言组成。她化名芊芊，就是穿旗袍、涂口红、在河边喋喋不休的那位。她敢作敢当，拨开身边掐她的伙伴，提着裙衩走到刚被她们拒绝的记者面前，说：“她就是被他们害死的。”
“别说。”
“什么别说？要是没做亏心事，他们为什么跑掉？”
“事情都过去一个月了。”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她觉得旗袍很闷，叉开两腿，像只圆规那样站着，“来，有多少料我给你们爆多少料。别拦我。”
一枚从周生生买的铂金戒指，价值约一千五百元。毛毛戴不进，问：“你这是给谁买的？”
“给你买的。”马勇讪笑道。
“你怎么不带我去试？你知道我指围吗？”
“我身上有钱，一时高兴，临时买的。”
“谁信？”
“不信拉倒，拿来。”
“不，你说清楚。”
“拿来。”
“给我试试。”这时春天走过来。毛毛愤怒地递过戒指，说：“你试你试。”
“走开。”马勇说。
“给我试试。”
“你试，你试啊。”
“你别哭，男人是你从我手里枪走的，我都不哭，你哭什么？”
春天对着光线举起它，在男人就要抄走时，一转身，戴到右手无名指。严丝合缝。不多不少。她还甩了甩手，它就像生在上面。“摘下来！”马勇吼道。春天转过身，看见他作势要扇下来的巴掌，说：“打啊，打啊。”毛毛气得不成样子，不停跺着高跟鞋。
“打啊，你倒是打啊，这个戒指你说要买给我，转手送了别人。”那巴掌便打下来，并不重。“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马勇说。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只是好怀念生病时，有人跑来，又是炖汤又是按摩的。”春天摘下戒指，瞟了眼毛毛，还给她，“我只是戴戴好玩，他哪里会给我买什么戒指，他也从没带我去金店试过指围，我只是逗你玩儿。”
至少在这个环节，姐妹们认为春天是打了漂亮仗的。那戒指从此像脏东西，毛毛指头没法戴，心里也戴不上，可为着刺激春天，总是拿出来玩。“你玩着玩丢了怎么办？”有人说。
“丢就丢了，好大一场事？”
可真丢了时，毛毛大汗淋漓，在衣柜、收银台和包厢不停翻找。包厢灯暗，她便取了应急灯，后来还拿扫帚柄去沙发底下扫荡。“他要是知道了，还不打死我？”她看着姐妹们，“也不知道是谁人品这么烂，手这么贱？”
“你好好想想，最后一次见到它是什么时候？”
她骂骂咧咧地想。马勇走来时，她还是没想到。“什么事？”他说。她低头咕哝着。卫生间，肯定是，上个卫生间，不见了。
“到底怎么了？”马勇烦躁地问。
“春天偷了我的戒指。”
“你确信？”
“我记得上卫生间回来时，看见她的身影。”
“你确信看到？”
“百分之八十是她，百分之百。”
“春天。”马勇喊叫道。
“什么事？”春天走过来。
“你拿了毛毛的戒指？”
“没有。”
“我再问你一次，拿没拿？”
“没有。”
“我给你机会，你自己拿出来。”
“我没拿，怎么拿出来？”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我没拿。”
“好吧，所有人都给我滚到更衣室，滚进去。”
马勇像赶鸭子一样将大家赶进去，命令每个人打开衣柜，由毛毛挨个检查。现在想起来，并不是毛毛有什么证据，她只是出于害怕，要将去失戒指的责任推给别人。她选择了自己最恨的人。可是春天瑟瑟发抖起来。在所有衣柜都没找到这银白色的玩意儿后，毛毛喊起来：“扒开春天的衣服，搜身。”
春天缩着身躯退到墙边。毛毛走过去，抽了她一耳光。“没有。”春天说。可还不如不说呢。毛毛蹲下去，掀开春天上衣，将手探进胸罩里摸索。“没有。”春天痴愣地看着上方，气若游丝。
“什么没有？”毛毛从她胸罩里取出戒指，“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
毛毛戴它，果然戴不上，“你看清楚，这是谁的？”
“我的。”
毛毛一个巴掌打下去，将要再打，被马勇拎走。春天眼里闪出一些欣喜来。可是马勇挽起衣袖，躬下身子便揪住她的头发。春天开始弹跳。马勇没有抓好，重抓了一次。他拎起她，用手肘压住她脑袋，掂了掂，说一声“起”，三两步便跑向另一头。春天的身子跟着自己的头发，头发跟着那只文着暗蓝色大龙的粗手，朝另一头奔跑，猛然撞到墙上。还好墙上包着厚呢，墙体也是木板，否则准得撞死。
“是不是你偷的？”
“不是。”
马勇换了另一只手，重新抓牢，不停拎着往墙上撞。“你这个疯子！”马勇咆哮着。而春天还在说：“你说过永远不打我的，你说过。”
“你他妈就是一个疯子，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个疯子。”
马勇是个偏执狂。我们以为撞三五下就够了，可他撞个没完没了。我们一起去拉他胳膊，他还是用尽最后的气力，将她撞了一次。墙都凹下去一些，脖子撞歪了。
因为这事，很多人觉得过去一些莫名其妙的事都得到解释，比如一只耳坠不见了，或者本来是五百元的转过背回来就只剩三百。她们恍然大悟。可我觉得春天不是这样的人。春天是偷走了戒指，可这和偷走一个男人相比算得了什么？你偷走我的男人，我偷走你一枚戒指，不算合理吗？何况这戒指本来就是买给我的。谁比谁不要脸？春天当天就走了。
我坐到九点，买了啤酒，一手抓着方向盘，一手握酒瓶，开车回家。我看见路人指着我，无声地惊呼，交警也露出疑惑的眼神。我若被逮起来就好，我实在没办法安排自己的生活了。
我在家里沉沉睡去，直到房门被敲响。是物业的人。“公安分局打电话来，要你下午两点前去一趟。”他说。
“什么事？”
“没说。”
“你确定是找我？”
“是。”
“那你知道是询问还是讯问？”
“我不懂，你最好赶紧去一下。”
“一定是找我去问春天家人的联系方式，”我说，“一定是这个。”
凭什么？我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换电视频道。凭什么？可最终我还是驱车出了门。在岔路口，我看见阳光暖融融的，像在人行道上铺了一层明晃晃的水，树枝和树叶全镀了金，灿烂地摇曳。这是自由时刻的景象，你可以就此开溜，远走高飞。可我还是驶往分局。我反复跟自己强调：询问针对的是证人、受害人以及知情的人，讯问针对犯罪嫌疑人，如果是犯罪嫌疑人，不会打电话来，直接上门扑倒就是。
驶入分局大院后，我没有急着打开车门。我还在想，这一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而自己还不知道？或者，我曾经得罪过什么人？等到我确信嘴里没一点酒味后，才走下来。我想我害怕的是公安局本身，就像头一次住院的人，满脑子都是开膛破肚的传说。
“没事的。”我在走廊听到一个来回兜圈儿的人这样呢喃。他穿着松软的白衬衣白背心黑裤子，脚上还蹬着凉鞋，趾间粘着发裂的泥块。他是船夫，自言自语道：“我不就是听你们指挥打捞一下吗，打捞有什么错？”我斜盯着他，他便低头避开我的眼神。我按纸条上写的，敲开某间办公室的门。一位戴着眼镜的白胖警察坐在里边。“坐，坐。”他站起来，带着本性里的善意。还给我倒了杯水。这使我大为宽慰。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就是想了解一些春天的事。”
“她是我妻子过去的同学。”
“她为什么住你家里？”
“她是我妻子的同学，和我妻子感情非常好，她又穷，租不起房子，就住到我家里。住了三个月。”
“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好人不好说，但至少不是坏人。她讲礼貌，很少给别人添麻烦。”
“你知道她在KtV干过么？”
“我也是最近看报纸才知道的。”
“她有没有向你或者你夫人说过什么？”
“说什么？”
“谁谁对她不好之类的。”
“从没说过。”
“你回忆一下。”
“没说过。”
“她住在你家时也没说过？”
“没说过。”
他做完笔录，走过来给我看，我伸出右手食指，轻点印泥，在签名上摁了黄豆那么一块。“你们每个人摁指纹怎么都这么小气？公安局就有那么可怕？”他说，但没让我再摁。
“我可以走了么？”我擦着印泥，说。
“听说你是画家？”
“只是业余爱好，算不得什么。”
“那你怎么看这事？你坐。”
“现在的死亡都他妈是受辱，”我在报复自己刚才的谨小慎微，“在之前任何一个世纪，死亡都是私事，都是一个人庄重的谢幕。而现在，你看看现在，它变成人咬狗的新闻素材。你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读者对着春天这个名字手淫。”
“你这么说很新奇。”
“还有更新奇的。就是以前我从不信一句话，现在信了。”
“什么话？”
“‘人一进公安局，没罪也会觉得自己有罪’。”
他看起来乐翻了。我说：“现在我可以走了么？”
“你等等。”
他背着双手，游荡到走廊，将脑袋探进会议室。通过虚掩的门，我看见会议室地上团着一捆沾满灰尘的电线。“我可以走了么？”我说。
这是个念头。就像我听见的嗯唵，只是个念头。它扎根于脑海，小莉却试图通过肉身的位移来躲开它。“我们快点走，我一刻也待不下去。”她说。她弄不开车门，嘭嘭地拍打它。我一转，它便开了。她刚发动好汽车，熄火了。她当然又不停地拍打方向盘。
“手刹没松。”我说。
她嘶嘶地发着气，吼道：“还愣着干吗呢，还不过来开？”我便下车。在擦肩而过时，她既不看我，也不说话。她脸上扑满白粉，神情僵硬冷漠，身上散发着我没闻过的味道。这是憔悴的征象。她半躺着坐好，眯着眼说：“看见什么了？”我知道她不需要答案。河边，记者和围观的人都走了，穿旗袍的小姐该说的都慷慨激昂地说了，如今在孤独地烧纸。她一边用小枝拨弄不大的火焰，一边哭。她既为春天哭，也为自己哭，归根结底，还是为自己哭得多一些。我没有告诉小莉这些，我什么也不说。
直到到达农庄，她还在睡。而一醒来，便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她看见的想必也是我看见的，挂着暮色的屋角，阴凉的地面，一伙从不认识的人。他们带着动物那样的眼神，平静地看着我们。这不是你指名要来的地方吗，我想。
“我们先去吃饭。”我说。而小莉跟着店员走向房间。是大炕铺。
“不是说有单间吗？”我问。
“不好意思，你看也不影响什么。”店员说。
“那还有单间么？”
“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小莉吼道。
“男女会分开两个大铺，都这么睡七八年了。”店员鞠着躬，退了出去。
“我怎么睡啊？”她继续吼道。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其实地方是她定的。她发泄完，就会从后面抱住我，撒撒娇。可现在看起来不会了。“我们去吃饭吧。”我说。
“不想吃。”
我们去了大食堂，她果然只吃了几片葱花。我发现这里有股蠢蠢欲动的气息。当店员将几张桌子拼到一盏亮灯下时，男人们抛下筷子围过去。他们要进行简单而快捷的赌博。店老板洗牌，游客抽取一张，如果抽到九，而上家抽到七，则可以赢上家两百。如果下家是六，还可以赢下家三百。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赢。我抽了一张，赢了一千。
“别玩了。”小莉说。
“您别不好意思。”店主讪笑着。这时我的血液正茂盛地流开阔地流，全身正在发痒。“再玩几把。”我说。
“我说别玩了。”
“最后五把，就五把。”
小莉靠在我肩上睡了。要不是我突然抖动胳膊，将一张大牌甩到桌面，她估计永远都不会醒来。她说：“怎么还没完啊？”
“就快了，就三把。”
“怎么还有三把？”
“最后三把。”
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是三把复三把。一直到我望了几圈没望到小莉时，才收手。我想我真该死。我走到大炕铺，掀开门帘，就着昏暗的灯光找，没找到。其中一个有点像，我轻拨她肩膀，她便翻转过身，继续打鼾，鼻孔下还挂了一颗泡泡。她去哪儿了？我焦灼地走向农庄的每个角落。不会被强奸被谋杀被丢进井里了吧，天黑透了。我打电话没人接，又不敢太过失态地呼唤，我去问路人，他们努力回想，若有所思，最后摇头。我走向门外，汽车还停在那儿。我拍打车门，又用手机的弱光照，没人。
这真跟噩梦一样。
我终于丧心病狂地喊起来。店员仓促跑来，将我带向厨房。一位厨娘正在涮锅，她努努嘴，你看她睡得多香。我看到我亲爱的孩子正扑在木桩上，就着旺盛的火盆睡呢。我在厨娘的嘻嘻笑中将她抱出来。
“去打啊，再去打。”她扑打着，我嘿嘿笑着。然后她真的粗暴地、怀着恶意地推开我，走下地面。
“我要回去。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她说。
“我们才刚来。”
“我要回去。”
我看着她恶狠狠的嘴脸。“好，你不走，我走，”她转身就走，“你就死在这里玩吧。”我心里被割伤了。不过我还是跟着她去锁柜取了行李，又跟着走向汽车。我说：“还没退钱呢。”
“有多少钱，要退你去退吧。”她夺过我手中的钥匙，推开我，打开车门。我拉她，她便弹跳起来，“干什么？”
“我来，天太黑，我来。”
直到回到家，我们还是没说一句话。她在副驾驶位置低头睡着，我开着车，眼睛紧盯车灯照耀的路面。就好像不是车辆在奔驰，而是柏油路将自己送到轮胎下。柏油路将我想说的话一遍遍滚送出来：
我将她抱到床上，盖好被子，然后拉着她的手，坐着睡了。我像睡了几个世纪，直到被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小莉在往大旅行包塞东西，因为愤恨，动静很大。
“几点了？”我问。她没回答。我看墙钟，凌晨两点。
“你要干吗去？”我问。
“回家。”
“这么晚回什么家？”
“我要回家，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我起来坐到沙发上，这样离她就近一点，我看着她每个动作以及它们投射到墙壁上的巨大阴影，说：“开车回去？”
“坐火车。”
“票订好了？”
“当然。”
“什么时候的车？”
“五点。”
“怎么这么早？”
“我跟你说过，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她不停在茶几上蹾那只包。我嗫嚅着。我已提前预知到那巨大的孤独，我将一人在此度日，我们就是一起去住段宾馆也好啊。“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她因为找不到什么，而将衣服从衣柜全部扯出来，抖落一地，“这他妈都是什么事儿啊。”
“别这样，慢慢找。”
“我知道。”说着，她仰头哭起来。我心里硬掉的东西又软下来。我听到她说：“你说，都死这么多天了，还嗯唵个吗？”
“你听见了？”
“是，嗯唵个没完。”
“是隔壁老人在嗯，嗯一两年了。”
“但愿是吧。”
接着她对着空气质问：“我今生没作践你，前世也没祸害你，你怎么就独独不放过我？叫你来家里住，难道也是我的错么？我得罪你什么了？”
“别这样。”我说。我想抱住她，在她耳边说——我爱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爱，特别爱，就这会儿，我以前觉得你只是亲人，但现在我特别爱你，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爱你——可我的双腿像处于滚滚激流，无法挪移。她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并不看我。就是我紧紧捉住她的手，她还是沉浸于这悲哀。她抽走自己的手，将自己从这个房间、这个家、这个城市里无情拔走。她哪怕说句“你记得照顾自己”也好。
我驾车穿透黑雾，送她至火车站，陪她取票、过安检、上月台。我捏着站台票，像战败的将军，表面矜持，内心灰凉，看着对手席卷走一切。从今往后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一人过，月光穿漏，被褥冰寒，地起西风，纸屑飞舞，家将不家，人将不人。
小莉走进车厢。
她一直没转身，没招手，也没投身于什么紧要的事。她视我为无物。她麻木地坐下去，将包放于膝盖，闭上眼，长吁一口气。她迫不及待找她老妈去了。我用手捂着嘴巴，感受着鼻孔酸楚的味道。我就像吃了芥末。列车一共十五节。
我走下斜坡，穿过水泥道。每隔一定距离便有一棵柳树，两棵树间又有一个长排座椅。在道路和防洪墙之间是绿化地。河水的臭味飘来。人们看着那个小姐从塑料袋里取出纸钱。绿化地像是被一头牛来回踩踏过，泥土边缘像尖刀伸出来。
“你就是爱看。”
在来前，小莉说。可她怎么不问问自己为什么那么磨叽。女人就这样，无论什么性质的出行，都会弄成极大的外交事件，要作充分细致的准备，特别是在脸上。我说：“我就在那儿等着。”我在阳台上看见河边新聚了十来人。
小姐捏着火机，抖落纸钱。她穿着旗袍，没法蹲下去，因此躬着身体。一滴极大的泪珠无声地滴向地面。她眼前那块小地倒是平整光滑，枯草微微起舞。我好像看见肉身躺过留下的凹形。那颗小石子还待在那儿。
最初尸体被扔来时，由一张腐烂发黑的草席盖住，露出湿漉漉的头发和一条腿。船夫蹲着，不时咳嗽、抽烟、擤鼻涕，眼睛始终痴愣地看着尸体，就像不相信这东西是自己辛苦一早晨打捞出来的成果。人们骑着车，直视前方，驰过水泥道。他们骑过去一拨又一拨，直到一个人捏了捏闸，从车上跳下，跟着车跑了几步。她一只脚踩向脚踏，想再次骑上去，但猛然惊停，果然啊，她一直看着。那些后来者将脚踮在地上，扭过车把，跟着她惊异地看。
“不关我事。”船夫盯着地面说。
草席下露出腿，脚踝森白，脚底起了皱缩。裤子水淋淋的，滴着水。丢在一边的一只松糕鞋因为浸满水异常鼓胀。人们被同类死亡的景象击中，看见自己的未来，嗫嚅着，脸上闪现出纯净的哲学色彩。可用不了多久，随着太阳带来热气，他们便躁动起来。后边的挤前边的，前边的尽量不让挤过来，又见人丛中伸出一只手，不停召唤，那些还滞留在水泥道的新来者便毅然跑过来。在大道远处，还有许多人快速骑来。其中一位骑着没电的电瓶车，蹬两圈儿，车轮才转动一圈，车身歪歪扭扭，人心急如焚。他们团聚时黑色脑袋组成可怖的景象，就像一群秃鹫被饥饿折磨，不停地挤来挤去。
“怎么回事？”其中一位说。
“是他们叫我打捞的，不关我事。”船夫走掉了。他缩着肩臂，压制着自己不要走太快。那说话的人看了一会儿船夫，转过身来，举起一根手指，哦，他翻出名片，“这事报料的话，至少值五十元。”
随后，三个女人搭乘三轮车赶来。她们穿着轻佻的衣服，浓妆艳抹。人们都知道这是什么人物，也通过她们焦灼的脸色知道死者是什么人物。她们走进人们自动让开的小道。
“不太像。”一位说。
“怎么不像？你看那里。”另一位说。
她们便看那松糕鞋。“鞋带上还有她系的小东西呢。”第二个说话的人补充道。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那个穿旗袍的小姐咧开嘴，皱着脸，夸张地笑起来。直到哽咽的声音传出来，我才知道她是在哭。她的手腕上文着义字。人们就像城里人看乡下人、人类看动物那样，嫌弃地看着。就是在她哭起来后，这嫌恶也没减轻，顶多只是多了一点新奇的看法，原来就是做鸡的也有感情呀。他们用眼神互相肯定彼此的看法。他们的眼神还像一双手，拉扯着新来者的胳膊，让他们着重注意这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等她们眼眶湿润地走掉而记者们又赶来时，他们嘈杂地汇报：是附近KtV的。小姐。
记者们跳过来。摄像的，笔直站着，眯住一边眼，将摄像机摇来摇去；拍照的，时而单膝跪地，时而踮着脚尖，时而跑到更高一点的地方，咔嚓咔嚓，没完没了；写字的，不停在笔记本上写着，写完一页，便粗暴地翻过去。人们围到后边，轻踮脚尖，伸长脖子。“走开。”那些记者朝后头掸手。
只有一位穿鸡心领毛衣的矮胖记者一言不发，蹲在尸体前沉思。当有人招呼他时，他猛然伸出手制止。他就像我们天才的孩子，皱着眉头，歪着脑袋，一动不动，像要从尸体上谛听出什么。他找到一根小枝条，挑起草席一角，人们跟着侧下脑袋，想看见什么。只有阴影。他一直盯着那里，忽而又扔掉枝条，揭起草席。他一边站起身，一边揭，将草席掀到一边。然后他取出相机不停拍摄。拍完了，他将双手插进裤兜，转过身仰起头，继续沉思。
春天躺在那儿，衣服粘在身上，显现出鼓胀的胸部，有的地方没粘紧，储积着水。她裸露出的皮肤极其苍白，像猪被放过血刮过毛，而在枕部、项部、腰部等处，则出现淡红色的斑块。这斑块不是隆起于皮肤，而是隐藏于皮下。据说只要按压，就会消失，而一撤开手，它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腰下有一个边缘整齐的三角形小洞，是尸体扔过来时压到了一颗小石子。她正像打鼾的人那样永睡，翘着嘴，鼻下鼓着一颗气泡。她眼球斜挺，睑球结合膜处挤压着血块。她手握泥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露出指骨。就是被绳索捆住，她那死去的手仍然紧握着泥草。
我感到难以忍受。尽管我早知道结局会是这样，知道它是这个神经错乱的姑娘的必然归宿，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忍受，猝然呕吐。这难以遏制的呕吐就像一个人被划开肚皮，怎么兜也兜不住往外滚的肠子。我双手撑住地面，蹲着，像加大了马力的抽水机那样吐着。人们仓促避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拄着拐杖，跟着也呕了。秽物涌出来，一部分粘到他胸前的衣服上。“你非得看，”他的老伴恼怒不堪，拿手帕不停擦拭，“你就是有瘾。”
“我不看了。”老头儿的眼泪滚出来。
我不能再呕吐时，走上水泥道，走向斜坡，在那里坐着。一直坐到路上开来一辆破旧运输车。警察从车上走下来，大喊退避，对着尸体不停拍照。船夫不知从哪里溜出来，说：“你们总算来了。”
“没有哪辆车愿意来拖。”
警察将头歪向运输车，接着又转头回来继续拍，“你的钱别着急，我会帮你落实。”船夫点点头，不知该不该走掉，蠢蠢欲动，很久才说：“早上不是拍过吗？”
“早上光线不好。”
“是他们自己围过来的，我拦不住。”
“没事，你回吧。”
船夫便走掉了。警察拍完，招来搬运工。他们戴着污黑的手套，仰着头，将那硬得像家具的尸身抬到担架上。在要抬上车前，他们将担架半倚在车斗，死去的春天便一动不动地靠在那儿，裤脚滴着水。司机跑来帮忙，将她弄上车。然后车辆一溜烟跑了。人们顿时感到萧条，不久都散了。
穿旗袍的小姐不停打着火机——她今天带来了纸钱——那玩意儿嗒嗒地发出声音，蹿出微弱的火星。直到穿鸡心领毛衣的记者来了，她还没点着。“他们说你来这里了。”他说。那小姐看了看他。
“我想采访下你。”他说。
“采访什么？”她说。
“听说你和死者关系很好。”
“是很好。”她停止打打火机，抬头望着天空。
“那你能讲一讲么？”
“没什么好讲的。”她的两个同伙拉着她。
“我要讲。”她平静地说。
“没什么好讲的。”
“不，她就是被他们害死的。”她拨开身边掐她的伙伴，提着裙衩走到记者面前。
“别说。”她们说。
“什么别说？要是没做亏心事，他们为什么跑掉？”
“事情都过去一个月了。”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
她觉得旗袍很闷，叉开两腿，像只圆规那样站着。她的同伙退到一边。她在讲述时不时回过头来强调：“我要讲。”人们围拢过来，那记者推阻着，就像这事只有他才有资格听。可其实谁都听得见。小姐越说越激动。
最终，人群散去，我听到焦躁的喇叭声。那是属于我的暗号，有人在命令我。我家的老爷车正停在斜坡上那条通往城外的道路上，小莉从车上走下来，走来走去，好不耐烦。我们要去一个农庄。我知道等下她会说：“我一刻也待不下去啦。”
一则消息：
本报讯（记者何放）昨晨6时许，护城河东段赵家闸处打捞出一具女尸。据在附近晨练的李老先生称，尸体是天亮前被一起晨练的伙伴发现后报警的。赵家口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安排打捞，并在上午将尸体运走。据记者在事发现场目测，女子20岁出头，身高约1.62米，穿着白色上衣、黑色九分裤以及白色松糕鞋，皮肤苍白，部分起鸡皮疙瘩，双手被绳子捆住，已经死亡。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该女子身份不明，是否他杀正在确认中。
我没见过小莉发这么大的火。她双手打颤，无休止地咆哮滚滚滚滚滚像连珠炮发向紧闭的电梯门。滚哪。她在补偿，刚刚春天在时她一直噎着。我夹紧她胳膊，搂着她回家。她不停挣脱。“你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她说。
从此她不再原谅春天。这是女人关系的本质，一旦撕裂，永远撕裂。我们呆坐于沙发，房间就像被龙卷风刮过的废墟。早上，我们仨还一起吃饭，但在上午，有一个离开了。在早上我们不能预测到这个结果。我们以为还要一阵子。我走向春天卧室。枕头被丢在台灯下，床单和毯子胡乱堆着，露出暗红色的席梦思。剩下就不剩什么了。墙壁上挂着几幅画，空调插头悬吊着，窄小的衣柜敞开，只有一只袜子。我不奇怪春天能这么快收拾走所有的东西。我们借给她的地方不大，无法让她繁殖出自己的物品和世界。
我在小莉提着拖把出来时，溜进卫生间。我憋了很久，现在却一点也拉不出来。我越想拉，越拉不出来。写这些你不会舒服，但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我造孽的事情了。我觉得是在占用别人的卫生间。小莉和她男人拖着拖鞋在外边走来走去，你搞不清他们是在提醒我还是本来就要走来走去。他们让我全身发紧。他们透过这扇薄门监视我。我在这里占用他们的马桶呢。我真丢人。我想只有住在旅馆才能好好地痛快地上一次厕所了。
我坐在席梦思一角。起身时，感觉很多杂碎跟着弹了一下。这感觉不真实，但我还是去揭开席梦思。天哪，在席梦思下竟然藏着鞋带、扣子、别针、牙签、起子、筷子、剪刀、镜子、手机、电池、电线、铁盒、名片、颜料、打火机、烟灰缸、罐头盖、口香糖、避孕套、打折卡、购物袋、不干胶贴纸、木雕观音像、一本叫的书以及一本写着密密麻麻心事的日记。我们用过而熟视无睹的东西和她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积攒的小宝贝，在这里组建成一个王国。
我用食指轻推门，使它虚掩着。我快速翻动着日记本。有时她一笔一画写，可是平静里埋藏着极大的恐怖，她在给世上的每人定罪；有时则行笔快捷，由楷而行，由行而草，终于让一枚枚感叹号充斥着整页，就像她在反复戳杀。最后，每一页日记都被画了凶狠的大叉。我听到脚步声。她一定也说了我坏话。我身上没法藏，只有裤兜，而这会使裤兜分外鼓囊。小莉走进来。“你看，她都搞了什么？”我揭开席梦思。小莉眼睛睁大，我说呢。她将席梦思扶住，我说呢，啧啧。
“这里还有她写的日记。”
我还没搞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日记本就递到小莉手上了。也许仓促间我想到这样会坦荡一些。我埋头看。小开本。白色封面。女子的剪影。睫毛上翘。法国小仲马著。王振孙译。我反反复复看着这些。一个逃跑的人跑，天经地义，可追赶的人也会因此越来越有信心。如果他转身走向后者，情况会不会改观？“哦。”等下我要这样说。
小莉逐行逐行、逐页逐页地看，眉毛拧作一团，鼻翼张大，脸颊跟着抽搐。我等着她扔掉它，站起来责问我。她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傻逼。”接着她说，“你过来看。”我便乖乖坐过去，侧过脑袋看。
用不着这样，小气鬼，用不着。我只不过用了你家的热水器一会儿，就用一会儿。费不了多少钱。小莉你不用在我洗澡时关掉热水。用不着这样。我会在桌上留五元钱，作为我对你们的补偿。我以后每用一次就付一次钱。以前用的也会慢慢补给你们。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装什么大方。用不着，小气鬼。
“这他妈是我关的吗？热水器不是自己常坏吗？”小莉说。我点头。“我得罪你什么了？你能识点好歹吗？给脸不要脸。”她接着说。
“算了。”
我接过日记本，重新翻。我看到招聘经理淫邪的目光、路人跟随她一整天试图抢夺她的包、每辆汽车都要撞死她——我感觉自己站在拥挤的被告席，充满凑热闹的安全感——我当然也看到我如何处心积虑地勾引她，路过时蹭她，用手指勾她下巴，将手掌捞向她阴部，等等。
“没这回事。”我说。
我知道，小莉皱紧眉头，不停晃荡着脑袋。我本想说，我没什么机会和她长时间独处。但我觉得不需要了。我撕掉构陷我的这一页，也撕掉构陷小莉的那几页。你最好把它们全撕了，小莉看着我，但我还是当着她的面，将日记本和放进敞开的衣柜。她没亲口说出来，我便不能扔掉它。我让它从此一直待在那儿。这没什么不妥。如果有天小莉找起来而它不在，我还要解释很久。我就让它一直坦荡地待在那儿。
这傻逼。每隔一段时间，小莉便会斥责那离去的人。然后她连傻逼是谁也忘了。正是这遗忘导致她在听闻春天死讯时猝不及防。而我早看到这个结局。这种预见就像隐秘的癌细胞，愈长愈大，愈长愈多，折磨着我的心魂。
我曾以为这是对狗也会有的人道。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彼此不快，恨不能直接叫她离开，可一旦这间卧室空出来，我便心酸起来。我毕竟不是铁石心肠。我们毕竟生活过一段时间。我被妈妈养的狗咬过，妈妈抱紧它退向墙角。我说：“你是要狗还是要我？”
“都要。”
我抢夺过来，将它从窗户扔下去。“你疯了。”妈妈哭着说。“我没有，”我拉起裤脚让她看，“我要去打针，不打针我就死了。”我在楼上听见小狗痛苦的咽咽声。它拖着摔折的后腿，爬到门口，最终让屠夫捡走了。它的脑袋从口袋伸出来，前腿巴住袋沿，看着我们楼上。我突然感到愧疚。不是因为妈妈，而是我想到屠夫掂量它的动作。我觉得是我处决了它。
我一直在想——春天走到这一步说到底也有我的责任——不过我又想，是，这样很好，但这样的好心也导致你成为毫无防守能力的木偶，任人绑架和利用。虽然春天只对我说过一次，你可以理解这样的话她对很多人说过，可能跟谁说过都记不清楚，但它却成为抓紧我心脏的利爪。她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便从此受它奴役。即使她离开我们放走我们，我还是被这样的威胁牢牢控制。即使她说的明显不讲理。
“我死给你看。”
因为这句话，她走向窗户时，我会想到她跳楼；她拿起刀，我会以为她要抹脖子；她剪指甲，我又以为她会刺瞎眼睛。她什么干不出来？她走时我松下一口气，以为从此眼不见为净，可终究还是抵不住对死这种可能的害怕。我想到她死了，别人在她尸身上觅到遗书，指称这一切都因为我，我是道德上的凶手，是人渣和败类。她说这句话时毅然决然。她恶狠狠地盯着我，像用刀将这五个字一刀一刀刻在我心上。她离开也许正是为了让这恐怖的誓言实施得容易些。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去找她，二十四小时跟着她，以防她想不开。你跑不了，我会死给你看，一定会，你就是一株随时等我收割的稻子，你等着，她长时间看着我。
我去找做心理医生的同学。过去我们亲如兄弟，现在他仍如此，而我却将穿着白袍的他视为心灵之父。我期待他抚摸我的头，将我纳入怀抱。我说：“我总是担心。”
“担心什么？”
“别人死了。”
“为什么？”
“我心软，总担心别人死了，我善。”
“不，”他宽和地嘲笑道，“你这不是善。你其实并不关心对方。你担心的不是别人死了，而是别人死带给你的结果，你害怕承担责任。”
我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接着说：“你这是强迫症。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点虚伪。我也一样。你应该跟自己说，死就死吧，去死吧，我巴不得你死。”
后来，我打电话给春天。无数次我都快要拨通，瞬间又放弃。这次我咬着牙，拨完号码。嘟嘟的声音漫长而稳重，像路灯一盏盏亮一盏盏熄，最终全部寂灭。我一共拨了四次。她终于接了，看得出来，她正在忙别的事儿。
“干什么？”她说。
“最近还好吗？”
“还不是那样。”
“那就好。”
“就这事？”
“对，就这事，专门问问。”
这时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个男人的声音，“跟谁打电话呢？”
“一个朋友。”春天说。
“男的女的？”
“你管得着吗？”
“一定是个男的。”
“闭嘴！”春天又转到话筒里来说，“挂了啊。”
我听到她一边嬉闹，一边挂断电话，一时大为宽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宽心。她终于被别人接收了，这定时炸弹终于被别人抱走了。我解放了。我开始怀着真正的柔情和小莉生活，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小莉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就像才刚刚开始。
第五次。最后一次。在处死犯人前，会让他得到一顿像样的伙食。我们预留了春天的筷子、小勺与碗，等候她。我们做的是她喜欢吃的皮蛋瘦肉粥和煎鸡蛋。但这只是试图缓和彼此还要相处的痛苦。我们不知道她当天会离开。我们仅只是希望她信守承诺，十几天后离开。
“不吃。”
小莉走出来。乳黄色的光从春天房里照出来。“她坐在那儿发呆，说她不吃。”小莉说。然后她坐下端起碗，夹萝卜丝。我也这样做。我们像处在劳作间隙的民工沉默地吃着。我从没听过我们嘴里会发出如此奇怪的声响，我们哧溜哧溜地吃。其间我走向春天卧室。我倚在门边。灯光打在春天身上，在地上留下阴影。她蹲着，皮箱敞开，整齐摆着化妆盒、镊子、卫生巾等零碎，床边小桌上也摆着一些。她将皮箱里的放到小桌上，将小桌上的放进皮箱。如此反复。她声音平静而认真，判别哪件物品属于小莉哪件又属于自己。“先吃吧。”我说。
“不吃。”
“粥快冷了，听话。”
“说了不吃，你聋了吗？”
她一直摆弄着那堆玩意儿。我转过身来摇摇头，小莉以痛苦的神情回应我。我们沉默地收拾碗筷。我们将春天的那份还留在那儿。我冲洗碗筷，小莉拿干布抹，然后将它们放进碗柜。我们做完这些回到卧室，躺在床上。我听到我的肠子发出鸣响，客厅传来春天恶狠狠的声音，“不吃你们的饭，说不吃就不吃。”小莉轻踢我，我坐起来。我看到她也在看我。她一手端粥，一手端小菜，表情惊愕，但很快便仰起头，阔步走向她的卧室。
“她还是吃了。”我说。
“别惹她。”
“她好像在收拾东西。”
“是啊，用不了多久，再忍忍。”
后来我听到春天洗碗的声音。我一直没睡着，我以为小莉睡着了，侧过头看，她也睁着眼，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我起来上卫生间。春天坐在沙发上，捂着坤包，朝烟灰缸轻弹烟灰。她并不看我。
“要出门啊？”
“不出门就不能带包啊？”
她搂紧坤包，吐了一口烟雾。抽烟的女人真美啊，冷漠而茫然。她将身体转向另一边，继续仰着头抽烟。我走进卫生间坐到马桶上。我喜欢将报纸翻来覆去地看，直到待得实在没意思了。我听见小莉趿着拖鞋懒洋洋地走出房间，与此同时，春天蹬着高跟鞋走回自己的房间。就像有项规则：一个空间只允许有一个女人。小莉走进厨房，扭开水龙头，用牙刷搅和水杯，此后挤牙膏，朝右边牙腔捣鼓，又朝左边牙腔捣鼓，一嘴的泡沫。她愿意这样刷一天，一切都会过去，现在难挨，但总有一天会过去，你可以想象现在是未来，未来这里就没有春天了。她不停漱口。
她将走回到房间。我也将回到那里。我们会继续躺着。在这过程中，她拉开刀具柜。她发现又有东西失踪了。“我说春天，你是不是将菜刀藏起来了？”她吼道。
“没有。”春天以更大的声音回应。
刀具柜被轰然推上。小莉疾步走向客厅，走进春天的房间。我拉开卫生间的门，跟过去。小莉打开衣柜，在叠好的衣服间来回翻找，春天面对她，向床头退去。她总是试图掩盖什么而将人引向掩盖的地方。她坐在枕头上。“让开。”小莉扯她。她扭动着身体。
“我说让开。”
小莉用力推她。她悲哀地滑下去，须臾站起。枕头下藏着水果刀、切肉刀、菜刀、锅铲还有擀面杖。“这是什么？”小莉抓起锅铲——我得感谢她仓促拿起的是这个——她们一个握木柄，一个抓铁铲，争执起来。“别动，这是我的，你别动。”春天说。也许等下她们还会抢刀，小莉朝前捅，而春天紧握刃口，血从指间淌下来。这真让人恐怖。在她们同时弃掉锅铲时，我操起枕头，将刀具压住。
“够啦。”我吼道。她们扭成一团。我捞起三把刀跑掉。回来时，我看见小莉用擀面杖点着春天的肩窝，说：“看清楚，这是我家。”
“不是。”
“那难道还是你家？”
“是。收拾好你的东西，快滚。”
“我要怎么跟你说，神经病。”
小莉用擀面杖敲打着她的锁骨，“我要怎么跟你说，你不记得，是我接你来我家住的吗？”
“这是我家。”
“你看着，这是谁的皮箱？”
“我的。”
“是你的，我们有房子的人不需要皮箱。”
是。我有房子不需要皮箱。我没房子所以需要皮箱。我拉着皮箱到处走走到你家。春天理清楚了，啼哭起来。她要抱小莉，被推开。
“现在请你离开我家。”小莉说。
“求你了，小莉。”
“请你离开。”
小莉指着门外，然后抄起春天的衣服，随便扔向皮箱。春天跪在地上，一件件地捡，当松糕鞋扔过来时，她拖着膝盖快速移动，捡起它，抱在怀里。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们，我们仰起头。“请。”在长时间的沉默后，小莉说。春天站起来，说：“谁稀罕，走就走。”
事情就此解决了。
春天将东西塞进皮箱，一会儿塞完了。她扣上皮箱，拉着它走出去。一切都按照她的意思也按照我们的意思快速进展。她拉着皮箱走到门外，电梯从一层往上走，走向顶层，返程时会捎走春天。
我站在小莉后边。
低着头。
春天看着变动的数字。她扶着脑门，晃荡着它，在想反扑的办法，就快想出来了。你们家男人完得很快。我希望在她想起来前，电梯已带着她走了。电梯将至时，她转过身来，我迎着她的目光，呼吸急促。她却将目光转向小莉，说：“你瞧你，黑成那样。”这真让我诧异。她像侠客那样爽朗大笑，走进电梯。里边没有别人。银色的门关上。她无疑在关门的同时看见小莉全身战栗。她赢了。
“别生气。”我搂着小莉。
这会儿，电梯门又猛然弹开，春天一边摁关门键，一边补充：“怪不得当年都叫你野猪林，你这样的人也只配嫁给……”电梯门再度关上。要不是我箍住小莉，她准得飞踹过去。我倒有些爽快，就像惴惴不安的罪犯终于等到一顿惩罚。春天没来得及说完的应该是：“……像陈庆这样的老东西。”
春天今天没和我算账。今天她脑子有点乱。“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也许她应该这样说。我会解释不清楚，因为她当初反复问：“你是真的爱我吗？你说真话。”
我说：“是。”
第四次。最近她拒绝和我们用餐。我走出来时，看见她往碗里夹菜。我掸掸手。她眼睛瞬间绷直，随即端着碗朝房里跑去，一些咸菜掉在地上。她甩上门。那声响夹了我心脏一下。
小莉走出来，脸色愧疚。她在为春天的不懂事道歉。那脸色里同时有凄苦的东西。说明她也站在我这边，是我妻子，跟我一起懊恼于这客人带来的不快。我本想骂娘，但还是摸着她的手拍她肩膀，使她感受到宽宏大量。
那门忽而开了一小半，春天的脑袋伸出来。她看见我们在，又仓皇关上。我很吃惊她怎么没将脑袋夹死。大概是怕没关好，春天重关了一次，随之转上内锁，用钥匙反锁两圈。“他妈的。”我恶狠狠地说。小莉捉住我胳膊。“他妈的。”我重复道。
“你别生气。”
“我没。”
“她会走的。”
“我知道，我没生气。”
也只有小莉在时，我才敢发泄。小莉放下捉住我胳膊的手。“我不会再生气了。”我说。她走向春天房门，头还在看着我，快走到时，才面向那扇门。她敲了几下，叫唤着，又敲几下。没有回应。也许睡了，就让她安静一会儿，小莉看着我。
“我只是要缓下，缓过来就好了。”
“我知道。”
小莉看着我，继续说：“我开不了口。”
我们走向沙发。我的手摊着，小莉捡起来握住。我们打开电视看却什么也没看。直到狭小的卧室里传出声响。内锁转开时弹动，接着是钥匙插向锁芯转动。春天拉门把手。腾腾腾，好像要将它扯下来。“是旋转，不是拉。”我吼道。她照此处理，却没转开，因此不停踹门。这该死的娘们儿还骂：“放我出去，我要出去。”
“没人关你。”
我走过去，将钥匙插向锁芯，插不进去。“抽走你的钥匙，让我来开。”我吼叫道。那边什么声响也没有。“抽走钥匙。”我继续喊。
“是你们将我锁住的。”她悲啼道。
“我们锁你干吗？”
“你们就是，你们故意这样，你们凭什么锁我？”
她一边哭一边拍打着门，不一会儿用脑袋撞起来。我被她的绝望弄焦躁了，也不停地拉起门来。“我来。”小莉推开我。她试图插进钥匙，接着拉动门把手。没用。她想了一会儿，说：“春天，你在里边将钥匙再转一圈。”
“转过了。”
“你只转了一圈，再转一圈，朝左转，听话。”
里边哆哆嗦嗦转了好大一会儿，锁芯才弹响。门被拉开，一股风蹿过来。房内的窗户开着。她大概还想从那里跳下去，这该死的东西。小莉骂骂咧咧，而她一把抱住小莉。她额头青肿，像是刚从厉狗的追击下逃生，她抱着小莉不停地哭。
“没事了。”小莉说。她哭得更凶了。小莉推开她，说：“看清楚，是我们害你吗？我们害你了吗？”
“我们真应该将她的东西扔出去，让她走。”小莉说。
“嗯。”
“我这两天试着问她，看她什么时候走。”
“我不是那个意思。”
“总是要问的，我烦得不行，烦死了。”
次日我们起床，发现春天房门紧锁。我记得她是开着睡的，门边挡着椅子，以防门自己关上。可这会儿又关上了。我们敲门，听到平静的回应：“进来。”我们推开门，看见她坐在床沿。晨光从窗户涌入，在她脸上打下神秘的阴影。她这会儿就像我们的妹妹我们的小朋友，侧过脸讨巧地看着我们。她眼里荡漾着光明而温暖的湖水。她仰着头，露出微微外翻的白齿，心无芥蒂地笑着。
这笑如此美好如此天真，就像暴风雨后寂静而充足的阳光，晒照于我们内心。
我们吃了一个快活的早餐，然后打牌。她是照牌理出的。小莉问她店铺的事，她说老板娘回老家一趟，可能要先歇业一阵。小莉看了眼我，见我没怎么催促，便也不问春天什么时候走了。倒是春天说：“我可能月底走。”
“干吗要走？”小莉说。
“我那边找了间房子，一直挺麻烦陈老师和你的。”
她这么说时，脚在桌底朝我移动，触碰到后轻轻摩擦我的一只鞋。我缩回双足，专心看牌。她仰起头，肆无忌惮地看我，嘴角嘲弄。她在嘲笑你的牌技呢，瞧你打的，小莉这大气的女人推着我手中的牌。
我窘迫不堪，越想掩饰住脸红，脸红得越快。“打得真臭。”我说。而春天此时已前倾起身体，上身都快贴到桌面了。她直勾勾地看着我，就像要将什么东西从我脸上钩挖出来。这时她还伸出腿，用足尖不停点我的膝盖。她得有多放浪啊。
小莉跟着她好奇地看我。
我从牌里随便抽出一张。那足尖从我膝盖上忽然抽回去。几乎不到一秒，她已笔直站起来，将大王甩出来。“管上。”她哈哈大笑。她的乳房还在因身躯的猛然站起而晃荡。
第三次。她压抑着愤怒出了门。她被感情上的事打击坏了。下午，她失魂落魄地回来。她在卫生间待了将近一小时。出来后，捉住小莉的手啼哭。
“别难过，男人都那样。”小莉说。
“不是。”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我在卧室坐立不安，也许应该找到一根绳子，从窗户溜出去。我快要呼吸不过来。最终我还是拉开房门。春天抬起头，像被赶出家园的狗那样楚楚可怜地看着我。我被她如今的景象吓得哆嗦：头发剪得凌乱蓬松。眉毛像八字低垂着。眼影已被泪水冲垮，在脸上留下炭色的污痕，就像有人拿着蘸水的抹布在这张脸上来回涂抹墨汁。她噘起的嘴唇画得极为鲜红，完全游离出面孔。她就像站在舞台上束手无策的悲伤小丑。
她看着我。小莉看着她。而我看向地面。
“我好看吗？”她说。
“好看，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小莉抚摸着她的肩膀。我快步走向卫生间。这个美人儿找到原因了：不是别人不爱她，而是她自己不好看。我实在受不了这摇尾乞怜的目光。
第二次。据说在触礁前，船员有先见之明，但船还是会撞上去；地震前，鸡和狗也会逃窜，但人们继续生活。还有，事情的可怕并非等量相同，它分为轻微可怕、比较可怕和很可怕。每一次的可怕都会带去一定的适应性，使人麻痹。
我们开始感觉房里的东西在减少。
我问小莉，小莉也问我，不是我们干的。就像有股风趁我们睡觉卷走了它们。我实在想不出有小偷屡次三番翻墙入室的可能性。一天早起，我看见是春天将一只旧手机扔进垃圾袋。我伸出手，但什么话也没说。这东西是属于我，但它对我来说还有用处吗？她低头继续收拾，等下将把塞满的垃圾袋扔进楼下垃圾桶。她有点自作主张，但我为什么要打击她的积极性？她又不是将正在用的电话拆掉，或者将正在走的墙钟摘下来，她只是像园丁，替这个家庭修剪掉一些不必要的枝蔓。
其实我觉得她有病，但不能这样说。
第一次。晚餐。她过来坐下，拿了筷子便放下。“吃呀。”小莉说。她斜过头去，鼻孔出着气。“吃呀。”小莉说。她便撴起筷子，可还是不吃。她盯着我。这时我才知吃饭也是一件私密的事，不应被人长时间看着。她今天状态不对。
“春天你怎么了？”小莉说。
“他用了我的筷子。”她说。
我僵住，看看小莉，小莉也不懂。我继续夹菜。“我说你呢，你用了我的筷子。”她吼道。我和小莉目瞪口呆。我想这是在报复我吗？如果是，那就来得更猛烈些吧。
“对不起，我还给你。”我说。
“算了。”她厌恶地摆摆手。
“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筷子？”小莉说。
“我在上边用刀割了一下，做了记号的。”
“哪里？”
“这里。”
让我奇怪的是，小莉认真看了那割痕，说：“没事，我们以后记着。”
“算了，一双筷子。”
春天没有吃，像鬼魂游弋回房间。我和小莉面面相觑，好像不确定她刚刚吼过。我们沉默对坐，只余墙钟嘁嘁嚓嚓地走，它稳步向前，弄得我们心里懊丧而单调。
“到底怎么了？”我说。
小莉指指她的房间，又指指自己的太阳穴，这里有问题。我摇摇头，站起来，走向卧室。我被这事情给吓坏了，我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小莉跟着进来。她将我的手拉到她胸脯上，她的心在怦怦狂跳。
“对不起。”她说。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怎么样？”
“我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现在赶她走。”
“为什么？”
“你先答应我。”
“我没说要赶她走。”
“我有个妹妹，我自小就和她争，总是争。后来她十三岁死了。”
“这跟这有什么关系？”
“我后来争也没用，我妹妹死了。”
“这跟这没有关系。”
“我知道，但是这事惩罚我了，”她哭起来，“这事惩罚我了，你知道吗，陈庆？”
“我知道。”
我抚摸着她的肩膀。不久站起来，走过来走过去。我心里总是在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他妈的知道。“你别这样，陈庆。”小莉说。
这并没意思。我放下报纸，发现她在看我。她已看了好一阵子，像平稳行驶的船只猛然触到礁角，抖了一下。我没办法再读下去。当我起身时，她的眼神跟着上扬。
“看什么？”我说。她慈爱地笑着。“有什么看的？”我说。直到我从阳台折返回来，她才说：“我就是喜欢看你。”接着又说：“你是不是不喜欢这样？”
“没什么。”
“那你抱我。”她张开双手。我没有理睬，走过她。“抱抱我。”她的声音绵软无力起来。我找到鞋刷，敲打着鞋架，就像要选择一双穿出门。“抱我。”她说。
“我们不能这样了。”我说。
她的双手这时与其说是张着，不如说着勉力举着。这很尴尬。但我就应该将自己送过去给她抱吗？我并不爱她。“对不起。”我尽量显得真诚。
“你是爱我的。”她说。
“我不能了。”
“我知道，我只要你抱抱我。”
“不能再这样了。”
她放下手，出了点眼泪。我进卧室躺着，我想我应该说，我们还可以保持亲人般的关系，你是小莉的义妹，也是我的。后来当我拉开房门，发现她站在门口。
“可是我爱你，你知道吗？”她说。
我想退回去将门关上。她继续说：“我不破坏你和小莉的关系，我什么都不要不要名分你知道吗，我只要你让我爱你就可以了。”
“不是那回事。”我推开她的肩膀，走出来。她一直跟在后头。“你是不是讨厌我了？”她说。
“不是那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我不要你什么，我只要你让我爱你就可以了。”
“不是这回事。”我声音大起来。
“那是怎么回事？”
我推开她，又走回去，将卧室的门关上。我想这样够明白了。可是接下去的时光，只要小莉不在，她便过来纠缠。“你不爱我吗？”她总这样问，“一点都不爱？”
不是。可是。要怎么说呢？我支支吾吾。说话是困难的事。每一句都要做到不能让她心死，也不能让她看到希望。我真想说：别做梦了。是，做了又怎样，做了不代表爱你。何况还没做。我没有插进去，就不能算是占有你。我既然没占有你，你凭什么认为我应该对你负责？
有时她几天不归。她会从电话亭打电话过来。我当着小莉的面气急败坏地问：“谁？”
“是我呀。”她总是这样悲哀地回答。
“有什么事？”
那边便陷入令人烦躁的沉默。“谁呀？”小莉问。“没什么。”我跟小莉说，挂掉电话。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你要干吗你到底要干吗？”我吼叫道。那边总是沉默。有时小莉不在，我便能完整听见她的哭泣。她边哭边说：“陈庆我跟你说。”接着又哭去了。我不敢轻易挂掉。也许这是她赴死的前奏。我哄着她，有时则大喊大叫：“够了够了够了，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喜欢我这样的老男人，我既没几个钱，性能力也不行。”或者，“我这会儿就要死了，我感觉呼吸不过来，啊，我求求你了，我求你别折磨我了。”
我一旦关机，她便跑回来。
“你怎么了？”小莉抚摸着她干枯的头发说。她既不洗脸也不吃饭，眼窝深陷着，将自己糟蹋得不成样子。我想小莉就要明白了。可当我抬眼偷看时，发现春天并没有盯向我，而是对着地面不停吼气。她委屈得不行，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你怎么了？”小莉说。
“没什么。”
“谁欺负你了？”
“没什么。”
她要是借这个机会指桑骂槐骂几句该有多好啊。可她只是不停吼气，说没什么。“真造孽。”小莉安顿好她，走向我。我点点头。我觉得这一切不真实。真实是什么呢？小莉看着我，瞳仁逐渐扩大。愤怒和恐惧像两支军马从身体各处汇聚而来同时冲到脸上。她看着我，又看看春天——你干出这种事情？这种事你也干得出？你们是不是还要密谋杀了我——她连续后退。直到确信我们已被羞愧笼罩，已被羞愧完全统治，她才啼哭出来。她甩门而去，将我们留在这里，然后带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参观我们。越来越多的警察越来越多的居委会的人越来越多的邻居。或者，她只是踢开我们，将所有没有上锁没有钉住没有粘牢的东西扯下来，在我们眼前逐一摔碎，然后坐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哭，然后抽搐发羊癫疯，然后又躺在地上没完没了地哭，然后站起来一头撞向墙壁，然后又拿刀割颈。两根胸锁乳突肌就像两根弦，一割就断了。然后脑袋栽下来。
春天的嘴唇几度开启。从唇形上我甚至能猜出她将要说的字。她毕竟偷了朋友的男人，羞于启齿。我倒是盼望她快点说出来，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杀人啦。可小莉一走来，她的嘴唇便匆忙闭上。等小莉去了卫生间，她才开始重新咕哝。小莉不像我，她能忍受排气扇的嗡嗡作响，她开着它。春天忽然低声说：
“我还是放不下。”
她他妈的原来是要跟我说话。我怒视着她。坐着的她不停战栗。我还以为自己是待宰羔羊，原来她才是。我有了主宰的感觉。她这会儿想必下定了决心，要忍受一顿责骂，然后等我骂完后再收留她。我沉默不语。卫生间的排气扇在嗡嗡响地工作。她哭起来，说：“一点点都不爱？”她集中了全身最后一点力量，才在眼里燃起这么一点火光。
“是。”我说。
她晕晕沉沉地走向阳台。我瞟着她。她拉开窗户。我跟过去。她双手扒着窗沿。我拉住她的手肘，被她推开。
“不要干傻事。”我说。
她看看我，又看看窗下的地面。她呼吸好几口空气，取下晾衣架上的衣服，走回自己房间，不一会儿背着包走出来，拉开门走了。
几天后，她将我召到护城河边，每隔几分钟便大哭一次。我像石头一样坐在她身边。她不停讲述，最后讲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了。她像收拾起东西一样收拾起眼泪，说：“我最后一次问你，你爱不爱我？”
我摇摇头。你等着，她恶狠狠地看着我，毅然决然地说：“我死给你看。”
我不喜欢她，但还是敲她的门。我按照一二三的节奏敲，一下，间隔；两下，间隔；三下。没有回应。我有点懊丧，走回自己卧室。我并不喜欢她，但是底下在小莉一离家时便膨胀起来。我抚摸它就像抚摸一只趴在地上怄气的小兽。它势必要完成它想完成的事。
她后悔了，或者羞愧得不能自拔。
我听见她走出卧室，趿着拖鞋走向我这里，不禁咽下口水。但她拐向卫生间。她漱口、刷牙、漱口、用水浇脸，还上了一会儿厕所，然后走回自己卧室去了。我的门虚掩着。我不能跳过去推倒她。她将换下睡袍，穿上出行的衣服，出门去。事情就这样完了。我很丧气。不过这样也好。
她折腾了很久。女人总是这样，在出行前拿着两件衣服比来比去。要走快走。我滚到床的另一边，脸朝窗户，窗帘虽然拉严，光明却无限透进来。说起来，人就像毫无主见的动物，被性欲牵着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低头嗅哪里有女人的气息。你倒是快走。当我转回来时，看见她站在床前，双手插在兜内。她赤着脚。我坐起来，拉开她睡袍，傲挺的肚腹和浅弧形的腹股沟白光一闪，被她双手一夹，盖住了。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到处是我的呼吸声。她推开我，先躺下去。她左右扭动着，像是躺好了，起身解掉睡袍，又躺下。我扯掉裤头。可她还是左右扭动着，就像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躺法。我躬着身躯，盯着我的下面和她的下面。不，不要这样，她用手捧住我腮部，将我的脑袋捉下去。她用舌头顶开我的唇齿，在我口腔里搅和着。她虽然刷过牙，嘴里还是飘着营养不良者才有的酸臭味道。我几度要中止，被她搂紧。我睁开眼。哼。她的脸鼓了起来，起起伏伏，紧闭的眼皮也微微发颤，她正像头蠢猪那样忘我而陶醉地吃着我的唾液。
“我们聊会儿天吧。”她说。
“事后聊。”
“我们先聊一会儿嘛。”
她让我躺在旁边，拉着我的手。她身上冒着干燥的热气。我让她的手搭在我下身。我们貌似两小无猜，躺了一会儿。她转过脸来说：“你真的爱我吗？”我还没说话，她又说：“你说真话。”
“是。”我说。
我的手在她身上游走。她出了眼泪。她一出眼泪我就知道坏事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和女人。“好。”她噙着眼泪，咬紧牙齿，极大地摊开身躯，像超然于世的受刑者任人收割。她就这样干燥地躺着，我怎么也弄不进去。“对不起。”她说，眼睛一闭，又溢出一团泪水来。那玩意儿顶了几次开始痛。那一堆因为干燥而根根分明的干草，盖着一道拒人千里的石缝儿。我想就是有人刺进去过，也会硌出血来。我扑在她身上，就像扑在硌人的柴火上。
“世上根本没有强奸这回事。”我说。
“对不起。”
“只要女人不配合，男人不可能插进去。”
“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她哭起来，“我以为这次行的。”
“你行过吗？”
我爬下床，穿起裤衩。她过来抓我的手，被我甩开。我穿好睡衣睡裤。不论这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我都得惩罚她。她悲哀地躺着。她没有水。她无能为力。这个男人毫不掩饰他的懊恼、愤怒与嫌弃。她瑟瑟发抖，身上每处都保持着要抱住我的姿态，可是我要毫不留情地走掉。我最后盯了她一次。她低下头，躲藏在愧疚的海洋里。可当我转身时，她跌跌撞撞冲下来，心急火燎地扒下我的裤子和裤衩。
我站着，被铺天盖地的空虚感笼罩。什么都没意思，让人厌烦。我看着她帮我拉上裤头和裤子，看着她收拾床铺，将它叠得和原来一样。我由着她干这些。直到房门传来插钥匙的声音。我从这莫名其妙而又根深蒂固的空虚中醒来，双腿发抖。钥匙一共要转两圈。我们家两间卧室间隔有四五米，春天像一只光溜溜的兔子，提着睡衣蹦回自己卧室。小莉打开门习惯性地对着墙镜看自己，左侧一下，右侧一下，仰起头，拨下鼻尖的灰尘。她踩下鞋子，趿上拖鞋。春天将门虚掩好。
我站着。小莉走过来后，我才坐下来。如果小莉聪明点，就可以将一些反常的响动、举动与偷情联系起来，这是女人天生的本领。
“我有点发热。”我面红耳赤、有气无力地说。小莉摸我的额头，又摸摸自己的。一样的温度，她摸出不同来。她说：“是啊，你瞧你，连这点都照顾不好自己。”她皱着眉去倒热水。水哗哗地落向杯底，她仰起头，脑子有空来想一想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想到。她看着杯子接满了，端着走过来。春天的房门悄然关上。实际上直到小莉再度出门时，她连春天是不是在家都不知道。我看着小莉找到那张单子匆匆出门，想到春天恬不知耻的声音：“可是我觉得，我怎么就这么喜欢你呢。”
这真没意思。
“好吧。”她关上门，对不起。我还没弄懂这是怎么回事，就让事情结束了。我的灵魂空荡荡，像被狂风刮得干净，连赖以站立的地皮都开始瓦解。我随着失重的土层掉向无底深渊。我的阳具插进她的身体，一想到此，我便空虚起来。所有的事都没这一件来得急切和必要，为了它我什么都可以舍弃。我很久没和小莉行房，硬不起来，我们差不多忘了这事。可现在就是想一想，全身便虚脱了。我就要撩开美人儿的短裙，插进她的身体。她的双膝挺起、颤栗，腿部泛着乳和的光，腹部与胸部微微起伏。她会顿时蜷缩，像被虫子蛰了一下那样哼叫出声。
但我推开了她。
我陷入到永别的遗憾。我看到垂死的我在看现在的我，他耿耿于怀这个夜晚。这个机会难得又被没必要的礼节和道德弄得一事无成的夜晚，像钢钎，洞穿我们一生的心脏。垂死的我有着孩童的倔强，泪花翻滚，不停呻吟。而我在床前向他解释，这是不能碰的毒汁，这一晌之欢揭开的是背叛、分裂、杀戮还有万劫不复。可这样的振振有词，只是为着掩盖我现在的胆怯。我现在想的他妈的只是如何插进她身体而不是其他。
我阔步走向她的房间。手指触到门时，又谨慎起来。这倒不是因为要打退堂鼓。门比平时响得厉害，吱吱呀呀的。她面朝着窗侧躺，向烟灰缸弹着烟灰。她没有转过身来。
“你饿吗？”我说。她摆摆手。“我有点饿。”我接着说。
这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她继续弹着烟灰。我以为我们能很快抱在一起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呢。“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我快站不住了。我授权自己坐在席梦思一角。我感觉把它坐塌了。“别喝那么多。”我说。
“没事。”她的话都是醉的。
“没事就好。”
她没说话，也许正犯着困。
“以后少喝点。”我继续说。我想我的意思很明显了。而她让我难堪。我站起来。“给我倒点开水好吗？”这时她说。虽然最后两个字让人听得不舒服，但我还是将这件事当成是最愉快的任务。
我倒了一半热水一半凉水。水哗哗地往下流，那玩意儿硬到极点。我等它软下来一点，才走回去。我的心脏从没像现在这样跳得猛烈。
“谢谢。”她说。她将毯子扯起来，盖住光溜溜的大腿。
“最近生意还好吗？”我说，又坐在席梦思角上。
“就是那样。”
“我看你也不怎么上班。”
我上班不上班关你什么事，她没说话。我接着说：“别太累。”她坐起来端水喝，喝了一半，又躺下去。“谢谢你。”她说。
“别客气。”
“你知道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错误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或者，在对的时间遇见错误的人。”她说。
“我知道。”
“也许可以这样说，错的人遇见错的人，或者，对的人遇见对的人。但是，对的人遇见对的人时，时机又过去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她坐起来。她的脸色你判断不出来是对你有兴趣还是没兴趣。“我知道。”我说，隔着毯子捉住她的腿。它试图抽回去。我捉紧了。它不怎么挣扎。
“别这样。”她说。
我朝她爬过去。她俯视着我，我想我是条狗。“不要这样。”她继续说。我摸到她的胸脯，我的手本来就大，却盖不住她的胸。它真是个好东西——弹力十足的气球。“不好，”她拨开我的手，“不要这样。”
“我偏要。”
“我现在兴致不高了。”
“很快会高的。”
我扒她的t恤。她可以扯住它，但头部却扭动着配合我将它扒出来。“对不起，我兴致不高。”她说得很诚恳。我扑在她身上，吮吸着她。我快控制不住了。差不多时，我扒下她的裙子和内裤。那里和别的女人没什么不同，但当时我眼直了。我直勾勾看着，直到她的膝盖弓起来大腿也并拢起来。它冒着干净的热气。就像酒醉带来的燥热从这里蒸发出来。我分开她的双腿。“对不起。”后来她只会说这个了。我知道她为什么说这个。她下边干得发烫，即使所有的水都泼上去即使每隔一秒钟泼一次，它也会迅速干掉。这里就是他妈的拒人千里的火炉，就是万无一失的贞操锁。
“对不起。”她说。
“你确实对我没兴趣。”我说。
“不是这样。”
“那是怎样？”
“是我很少会有这种好事。”
“为什么？”
“我不知道，只是害怕。”
“别怕。”
“我不怕，是它自己怕。我恨死它了。”
“别怕，会好的，你要放开。”
“我知道，对不起。”
我的兴致差起来。我算是偷了情，却什么也没偷到。我要走时，她又说：“也许我们可以去浴缸里。”
“家里哪里有浴缸？”
我们还是去了卫生间。我打开莲蓬头，冲洗她，给她胡乱涂抹一些沐浴液，给自己也涂了一些。她借着酒醉哭了。我说别哭了，将她推到墙上。我高出不少，不知道该怎么进入。我不能将她推倒在地。我努力了十几次也没找到窍门，我害怕我们两个摔死了。
“别哭了。”
我吼起来。她果然不哭，捉住我的东西往里塞。她捉了几次，眼看大事将成，我像重病一般叹息一声。那玩意儿跳了几下，涌出稠液来。它就像脓水沿着马口溢出来。我低下头。我们活像两个挫败而又可以互相指责的人。我充满恼恨。“我跟别人可以一个小时的。”我说。
“对不起。”
她抱住我。我们像两条鱼滑来滑去，但她还是努力抱紧我。“对不起。”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羞耻，她的来得还要更强烈些。她可以说“真没用啊”，或者就只是叹息一下，我便会溃败。但她只是责怪自己。嗯。我开始表现得不耐烦，我试图挣开她的双臂。在没射精之前，全世界都是你诱人的胴体以及由这胴体散发出的光圈，但刚一射掉，你便是个惹人烦的女人。什么都没意思，没意思到顶，你让我扫兴死了。
后来在沙发上，她拉我的手，我的手却总是抽出来。她捉回去几次，不再捉了，叹息起来。她老了。虽然她只有二十岁。虽然有的女人要到二十三四岁才像花儿一样绽放，她却已经凋零枯萎了。在不久前她还是新鲜水嫩的豆腐，现在却像隔夜多天，又干又硬。她的毛孔干涩，脑后白发丛生。当水柱冲向她时，我俯视她脚趾过长、大腿粗短、腹部已然隆起，像是悬挂的沙袋，不久将因重力而使底部肥厚。她的乳晕发黑。她的肉身自有一种欲望。这并非是性欲，而是那些器官、肌体试图挣脱心灵的约束，恣意地松弛起来。它们之间过于紧张的关系使她又干又硬。
她的臀部肥大松软。这就是被我无限想象的女神啊。她离开我，去房间里接听手机，她对里边说：“我没回来住，我在看店。”她出来时，衣服已穿好。
“你要吃点东西吗？”她说。
“嗯。”
“那我们出去吃？”
“嗯。”
“我帮你买回来？”
“嗯。”
“家里还有水饺吧？我做水饺给你吃吧。”
“嗯。”
“你说话啊。”
“嗯，”我说，“我不怎么饿。”
直到吃晚饭，她才被小莉拉出来，我宁愿饿着，我住了你们的，还要吃你们的。她坐下，拿起筷子，筷尖朝向自己。我说吃菜，她才去夹盘边的菜叶。“来，吃肉，多吃点。”小莉大声招呼，她却是连菜叶也不敢夹了。最终我们帮她夹了一大堆。
她精神紧张，生怕漏掉任何的问话。可无论我们问的是十几个字几十个字一句话还是几句话，她都只嗯一下，就像海绵，用近乎冷漠的忐忑吞吸你任何的好意。我开始变得不愿说话，也不愿看电视。每当我走到客厅，她都站起来，将遥控器轻放于茶几，走回房。偶尔她来不及站，便缩着身躯，使自己坐得更小。当我走掉，她也不会换掉我刚看过的频道，就是我一小时不回来，她也不换。我像是住在宾馆。举止端庄，气氛刻板，不可能再半裸着自由走动，或将腿架在茶几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睡觉。地上连一颗茶叶末也没有，春天将这里反复打扫。盥洗池擦拭得像光亮的银器。
“我还是应该交点伙食费。”一次，她这样说。
“你也太见外了吧。”小莉说。
“你看我总是吃。”
“你跟我生分什么？”
小莉有时去她房间，和她聊会儿天。“她偶尔抽烟，有时写点日记。”小莉说。她们已失去原来在校园的感觉，那用粗野义气建立起的关系如今变得冰冷而客套。在台灯下，放着鞋面龟裂但被擦拭干净的松糕鞋。春天说这可能是她唯一的家产。
有一天，这个勤快的人在拼命拖一块沾了油渍的地面时，不小心碰及酒杯。这是小莉精挑细选买回的几只玻璃酒杯之一。我将它放在茶几上，准备回过邮件就去喝。现在它一把栽向地面。春天扔掉拖把，反身跪下，试图接住。她动作如此迅捷，却还是没挡住它摔碎。
“你没事吧？”我说。
“对不起。”
“我是问你人有没有事。”我望着她膝盖之下的玻璃碎渣。
“没事，对不起。”
她站起来，眼神里有东西汩汩而出，但她还是低头压制住这情感。她感激于这只有亲人才有的宽宏大量，但她很快劝自己相信这只是奢望，这不过是男主人遥远的同情或者男人们本该有的大气。有几天她更加不敢看我。现在想来这可能又是她新一轮爱情的开端，因为过了些时日她便蠢蠢欲动，过来测试这种关系是否存在。比如开始化点妆，今日涂抹口红，明日吊颗耳环，后日又改换发型。另外，在沉闷而惯穿的商场制服之内，会不时穿一件艳丽的衬衣，或者低胸t恤。有时则蹬红高跟鞋。每天都会有一样代表着春心荡漾的东西在她身上显现出来，就像一个同性恋男子，只要走在街上，便能让人们从他再正常不过的衣着和举止里发现出某点端倪来。而这端倪正是他想暗示给心上人的。
她生了场病。
她以为会招来同情，却不知这只会增加我的厌烦。嗯唵、嗯唵、嗯唵。她谨慎地呻吟着，节奏缓慢，像是在召唤我。我不为所动。小莉回来后，她为了证明这不是表演，愈加疯狂地哼唧起来。到最后我都怀疑她是不是真得了重病。
“你怎么了？”我们问。
“我快要死了，”她悲啼着，眼泪朝外滚，“你看，都没什么血色。”
“喝点热水吧，我这就去倒。”我说。
“嗯唵，我快死了。”
“那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小莉说。
她摇摇头，自顾流泪去了。我们离开时她重新哼叫起来。她可能在歌唱自己无尽的孤独，我想。房间里像是有条永恒的溪流，流过橱柜、电视、纸盒子以及一切凹凸不平的物质，塞满整个空间，使我们烦躁到几乎要自杀或者杀人。这像农民一样含糊不清虚张声势技艺粗鄙的声音迫使我和小莉先后离开自己家。
她过生日那天，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笔钱，买了威士忌、五粮液、北京烤鸭以及许多奢华到只有上流社会才吃的食物。我请了你们而不总是作为虫子寄生于此，她脸上闪耀着尊严的光芒。她邀请我们浪饮。我们本不善饮，一会儿便醉态百出，第一次表现得像是一家三口。她屈膝挪过来，骑坐于我的大腿。小莉只是愣了一下，也爬过来，跟着一起用食指托起我的下颚。
“我应该叫你什么好呢？”春天说。
“姐夫。”小莉说。
“那好，姐夫，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和小莉一起做你老婆好吗？小莉你同意吗？”
“同意，一万个同意。”小莉说。
“你看小莉都同意了，姐夫你说句话。”
她骑着双腿往我身上靠，我挣扎个不停。她饮了一大口爬下来。她都走开了，忽然转过身来。她顿了一会儿，指指我硬起的裆部，像螺旋桨一样加速狂笑。然后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件旧事。小莉想必听过，却还是撺掇她讲。她花了很大力气才算克制住自己，说：“他说，他很久没做了，希望我能原谅；我说，我原谅；他说，你原谅就好；我开始脱衣服；他想制止；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你已经原谅我了，我确实是很久没做了；我说，没事；我脱完让他脱；他悲哀地指着自己下面，那里湿湿一团，已经射过了。”一说完，她就撕心裂肺地笑起来。小莉不小心将嘴中的酒喷出来，点燃了我们新一轮的狂笑。我们身上就像绑满炸药，只要谁伸手一指，说“我请求你原谅我”，我们便此起彼伏地笑起来。到这时我才知道笑是恐怖的事，我们的影子在墙上晃荡，每个器官都在震颤，我们挣脱不开笑的苦刑，就快要死在这笑里了。然后我率先戛然而止，小莉跟着停下，只有春天还在作出努力。我感到厌恶。这压根就没什么好笑的。她尴尬的笑声最后像几颗爆竹还在原野孤单地炸响。
两天后，小莉回去看生病的娘，春天在暮色降临之时醉醺醺地归来。这时的她和以前比判若两人，她踩着高跟鞋，穿着低胸t恤、红色超短裙，像是风暴中的树摇曳着摇回家。在乳和的灯光照射下，她涂着浓烈口红的嘴唇微微张开，喷着动物一样的气息。当我从卫生间走出来，她伸出手捞向我两腿之间。我停下来。她将手贴在我的大腿内侧，慢慢往上移动。我的阳具硬得像一根钢棍。我双腿发抖，心里发虚，在她的舌尖就要舔到我耳根时，推开她。
“不要这样。”我说。
她不太相信，继续恬不知耻地过来抓。我捉住那手，说：“够了，我说够了。”她又羞又怒。为了让她明白我不会告诉小莉，我说：“没事，这没什么，这很正常，喝多了都这样。”
我走回自己房间，听到她说：“好吧。”
她拖动皮箱，自楼梯上来。她没坐电梯。滑轮触碰台阶，发出难听的摩擦声。在到达家门前时她停下脚步，我不确定是不是这里。门后贴着我的创作计划，已完成的用红笔抹掉，正在进行的用蓝笔标注进度。小莉在它周围贴上各种画着表情的纸条，我爱庆庆、庆庆加油之类。我大小莉十五岁。春天站在门前，开始拨打小莉的电话。
“我想接我同学过来住段时间。”
上周，小莉这样说。我感到不快，小莉搂着我不停地撒娇。现在客人来了。小莉打开门，爆发出鸟叫那样的欢呼。但此人毋宁说已不是她的同学，或者说已被时光折磨得让小莉认不出来了。她灰头土脸，表情悲戚，摆着看起来是讨好的僵笑。她朝我鞠躬，不听劝阻，脱鞋走进我们家。她不确定自己会被允许待多久。在躬身时，她的两只乳房像是朝下跳了一下。作为男主人，我走到门边，将她的行李提进来。
护城河缓慢地流淌。也许是我觉得水在流，便会有哗哗的响动。其实一片静寂，风吹出水面的波纹。白天，它是土黄色的，泛着白沫，漂荡着沿途居民拋弃的剩饭剩菜、死猫死狗。现在是夜晚，河面漆黑，但总有一处波纹闪耀着路灯的反光。白沫还是能看见。明早或者明天凌晨就要下一场大雨。
这里只剩我和她。
我们面对着深井一般的远处，一言不发。我一次次举起酒瓶，她有样学样，跟着喝。我的一生毁于那个完全没必要的电话。我只拨打一次，当时她在忙别的事儿，旁边还站着一位吃醋的男人。但后来她对我说：“这世上只有你还会来过问我，你在电话里说，对，就这事，专门问问。”
“我没法通过和别人在一起来摆脱对你的爱你知道吗？”她强调道。我因为深陷于这可怕的事实而全身麻木，在电话里说着一些无济于事的话。“没用的，我根本没办法摆脱对你的爱。”她说。我说：“早点睡吧，时间不早了。”也许她一觉醒来便冷静了。
第二天她从电话亭打来上百个电话。“够了，我说你他妈的够了。”我甩动手臂，就像那里真的粘着什么动物。我差点踩扁手机，但还是捡起来，重新装好。我既害怕听到它的声音，又不得不依靠这频繁响起的声音告诉自己：至少她现在还活着。“你到底要干吗？”我说。她没完没了地哭。我挂掉电话后她会重新拨过来。她疯了。后来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停反拨，她一接通我便挂掉，直到她不再接了。我想她有可能去死。“好吧。”我对自己说。
一小时后，她换了一间电话亭打来，说：“我只是好怀念你对我的好。”
“我不想对你好。”
“我知道，我没资格让你这样。”
“对不起。”
她沉默很久才说：“没事。”就像小偷顺着脆弱的绳子从楼上慢慢溜下来，我快安全着陆了。我说：“答应我，好好生活。”她让我听了一会儿心如死灰的呼吸，说：“我会好好的，谢谢你。”
电话挂上后，我被汹涌而至的愧疚淹没。这可能是世上最珍贵最不容亵渎的感情了，这感情泛着原谅、宽容甚至是同病相怜的光芒。但不久她又打过来，说：“我还是想见你。”
“我们已经分干净了。”
“只见这一次，最后一次。”
“你有完没完？”
“只见一次还不行吗？分手后连见次面也不行吗？”
“不行。”
“我求你了。”
“我也求你。”
我挂断电话。我们重复了上一番气急败坏的游戏。最终我说：“好，七点护城河见。”她既不欢欣鼓舞，也不垂头丧气，只是冷漠地说好。她只是一定要达成此事。我给小莉留下纸条：我打牌去了，勿念。我爱你。我在途中买了一打百威啤酒和一瓶敌敌畏。我这就将我的尸体带去送给你。我走得飞快。
她早到了。她试图站起来，看到我气冲冲的嘴脸还是坐回去了。她头发凌乱，神情苦涩，脸上布满泪痕，试图摸我的手，被我掸开。我说：“这是啤酒懂吗？敌敌畏，懂吗？”她惊惧地点头。我说：“你不是叫我来吗？我来了，找我什么事？”她低下头。“什么事？”我吼道。她伸出双手，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抱抱我。”她说。我嫌憎地转过身去。她翻出一个纸团，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瞟了一眼。“这是你的精液。”她说。它们如今一定又硬又黄。
“拿到公安局去告我强奸吧。”我说。
“不是这个意思。”
“那拿给小莉看吧。”
“也不是。”
“那你要干吗？”
“我们合二为一过。”
“你这样的伎俩让人恶心，”我站起来，“还有别的事么？”
“我想来想去，我还是爱你。”
我就知道会这样。我摇晃着敌敌畏，说：“我这就去死。”她拼命摇头，我不是要你这样，我只是要你爱我。“我死给你看。”我说。她跌跌撞撞爬过来，抱住我双腿，我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她的眼泪糊了我一裤子。我想这时天上有人，一定能慈悲地看到我孤苦上视的目光，一定能看见我被箍死在大地的双腿。“你别喝。”她啼哭着说。我拖着她走到椅边，将敌敌畏放下去，拿起一瓶啤酒，咬开瓶盖。
“你的酒量是几瓶？”我阴阳怪气地问。
“五瓶。”
“好，”总共十二瓶，我将多余的两瓶抛到河里，“你五瓶，我五瓶。”
“好。”
“一醉解千愁。”
“好。”
“那你坐下来，我们喝。”
各自喝到第四瓶时，我将剩余两瓶的瓶盖也咬开。“这是最后一瓶。”我将它们各倒了一半，又倒进去敌敌畏。那恶心的味道飘到我鼻孔。我酸楚起来，说：“只有这法子了。”
“什么法子？”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她只是惊愕了一会儿。
“我没办法和你在一起，只能下去，”我晃荡着眼泪和鼻涕，“我没办法，春天，你知道吗？”
她强颜欢笑。或许是耻笑自己，或许是苦笑这命运，亦有可能要装着为有这样一个多少还算说得过去的结果而开心。她抓起第四瓶酒狂饮。“死就是那样，就是一下子，”我喝得稳重多了，“可能有点痛苦，但也就三四秒的事情。”
“就像被打了一拳，我们晕过去，晕过去就不再醒来。”我接着说。
“对不起。”我继续说。
“对不起什么？”她总算回答了。
“我不能在阳间照顾到你。”
“我不怪你。”
“到下边去，我对你好一点。”
“嗯。我会对你十倍的好。”
“我厌恶这世界。”
“我也是。”
“可以我一个人去。”
“我一个人去吧。”她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我们一起，”我说，“你过来，让我抱抱你。”
我张开双手，她摸索过来，跨坐在我身上。我们紧紧抱着。她的身体一直抽搐。我不时抓起酒瓶喝一口，她也这样。我泪流满面，说：“我并不爱你，但对你怀有亲情。我下去再好好照顾你，好不好？”她哭出声来。我说：“别哭。”
“嗯。”她庄重地说。
“喝完这瓶，我们就走。”
“嗯。”
“你先来。”
“嗯。”
“你先走。”
“嗯。”
“我随后就来。”
她可是将我抱了又抱，吻了又吻。我摇头晃脑，看起来悲不自胜，对社会充满了恨。她喝光第四瓶，抓起第五瓶。这啤酒瓶子和敌敌畏的颜色是一样的琥珀色。她喝了一小口便弯下身子呕吐，但她还是再喝了两大口，确定再喝进去一些。我也举起第五瓶。她看看我，抱着头，跌跌撞撞走开，几次要跌倒。不一会儿便口吐白沫，眼也像失明了，伸出双手摸索。我放下酒瓶。她晃到河边，颤巍巍地站在防洪墙护沿上。她曾转头看着一棵树，也许她觉得那是我。最终她哀鸣一声，栽进冰冷的河里。
我望着道路、斜坡和远处的小区，我家灯火已明。她沉到水底了。我还以为需要将她推下去，但她自己跳进去了。我将属于我的第五瓶以及我喝过的所有空瓶子都找出来，一一丢进水里，然后背脊发凉地坐在长椅上。她沉到水底了。河面漆黑，远方如深井，世界寂静，就像个口袋。她沉到水底了。后来我听见一阵微小的拍打声，就像从遥远处传来一阵上木梯的脚步声。我跳了起来，跑过去，看见春天的双手够到防洪墙的水泥护沿，不停颤抖。她身上挂满水草和污物，往下滴着水，她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呼吸粗重地喷出来。因为疼痛，她交换使用着双手。我准备一脚踩向那猛烈颤抖的手，最终停在半空。何必多此一举。不久，她果然支撑不住，又掉进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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