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试想一下：我们对世界经济的所知所感完全来自一组组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是由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渠道计算出来的，从政府机构到国际组织再到各大公司，大家的统计来源和依据均有所不同。我们依靠其他人统计的数据形成自己的结论，而不是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来进行判断，这样的结果怎么可能准确呢？比如我们会问：全世界每天的石油消耗量是多少？一般人们可以接受的数字是8700万～8800万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或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某些研究人员计算出来的，当然也可能是某些大石油公司统计的结果。我们肯定不会一桶一桶地去数，只能按照他们统计的这个数字去进行研究和安排生产。一些知名机构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应用复杂的统计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尽可能精准的数据。人们会运用这些数据去制定价格、计算供给和需求，以及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石油消耗量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平日所遇到的所有数据都与之相似。

        有些数据属于基础数据，比如石油消耗量和钢铁产量都属于这一种。这些数据往往是加总计算得来的，统计学家对数据还进行了一些人为的调整。还以石油消耗量为例，8800万桶并不是简单加总计算的结果，而是由统计部门对各大炼油厂、国有和私营石油公司以及政府机构提供的数据进行汇总，并经过处理之后得出的结果。由于起初的数据来源并不一致，统计的时间也不相同，所以最终的结果往往也不是非常精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就连石油消耗量这样最基础的经济数据都不一定十分准确，由它衍生出的其他数据则更加值得商榷。

        有些经济数据比较抽象，这使得统计工作变得非常复杂。我们以通货膨胀率为例。首先要给通货膨胀率一个明确的概念，然后再创造一种测量通货膨胀率的方法。现在负责统计美国通货膨胀率的部门是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通货膨胀率用CPI的增长率来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率。劳工统计局的统计学家们每个月都会对很多种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查，然后将统计结果与上个月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变化率。统计学家对调查商品的选择不是“加权”的，这些商品通常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商品”，并且它们的重要性不因每月消费数量的多少而改变。这些“重要商品”在消费价格指数中所占的权重会周期性地调整，但是不会每个月都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某个月的汽油价格过高，那么肯定会导致人们下个月开车时间的减少，从而降低对汽油的消费。但是，即使汽油消费量减少了，汽油作为“重要商品”在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权重也不会下降。

        除了消费价格指数中所包含的商品之外，劳工统计局还尽量地将居民在房屋方面的花费考虑进来。除非房屋发生了真实的买卖关系，否则它的升值与贬值不会直接计入通货膨胀率的统计数据之中。为了将房屋的价格变动也归入消费价格指数之列，统计学家们发明了“业主等价租金”这一概念，试图通过对房屋租金数额的评估来判断房屋的价值。“业主等价租金”现在已经占到每月消费价格指数的近30%。

        消费价格指数的创立是为了把复杂的现实情况用一种相对简单的、合成的数据表示出来。其他很多数据，如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储蓄率等，使用这种计算方法的目的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数据的统计结果都离不开调查、数量计算和人工调整这三个步骤。而最终结果也会受到不断丰富的数据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进行修改。有的时候，由于新的问题出现或是原来的限定条件发生了变化，统计方法也必然面临调整。一旦方法改变了，对当前与原先数据进行对比就变得非常困难。如今计算通货膨胀率的方法肯定不再是20年前使用的方法，这就意味着2009年的消费价格指数与1989年的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对比失去了意义。这就好像对福特汽车公司2009年与1989年生产的两款汽车进行比较一样，虽然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汽车，但是由于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款车之间已经没有了比较的价值。

        那些数据是我们用来评估经济运行状态的工具，随着形势的发展，“经济”一词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每个国家、贸易集团、区域性经济组织都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或进步，或倒退。这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已经初见端倪，我们从各种统计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可以总结出当前经济体系的一些特征，并努力使大多数人受益于这一经济体系。但是，一旦该经济体系遭到削弱或出现倒退，那么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将受到影响，同时，全球大多数企业、行业和地区也将受到威胁。

        不仅仅在世界上如此，在很多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尤其是一些大国，如美国、中国，还有欧盟的一些成员国。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无法与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相提并论，英格兰的利兹与曼彻斯特也不可同日而语。还有中国的长沙与北京、法国的马赛与巴黎、意大利的巴勒莫与罗马，虽然同属一个国家，但发展水平也不均衡。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匹兹堡走向衰落，而与此同时，硅谷正因其巨大的资本投资、高新科技和电子通信企业的涌入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很多数据都是由政府计算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衡量政府的管理水平。美国早在1919年就创立了消费价格指数，其他的很多经济测量指标也是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前几十年创立的。比如我们常见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为衡量国家经济健康水平而创立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和应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是为了检验罗斯福政府实行的“新政”对国家经济所起到的提振作用而设立的。在实行“新政”之前，美国股票市场已经损失了近90%的市值，近25%的劳动者失去了工作，数千家银行破产，商品销售大幅下降，商品生产大幅缩减，经济一片萧条。

        我们通常用来评估经济健康水平的经济指标对于国家政治和官僚体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于全世界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20世纪，很多国家相继独立，它们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体制和社会制度，建立政府机构，同时也将一些经济指标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比如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企业、投资者、政客和普通民众都可以依据这些数据来制订计划、评估未来资产、决定一切经济活动。从国家预算到企业员工计划再到家庭的旅游支出，这些经济活动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一些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从国家经济指标中获得投资启示。同时，这些经济数据也给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和个人、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投资者的日常经济活动或跨国投资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很多经济指标都是伴随着国家的工农业发展而被创立和应用的。在这些经济指标诞生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形态是生产导向型而非服务导向型的，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人们的劳动方式和劳动效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在某个公司工作的职员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计算机和互联网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完全体现出这些变化。原因很简单：虽然计算机运用到工作当中，但统计方法并没有改变，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统计时，无法区分哪些工作是人们坐在计算机前完成的，哪些是在工厂的车间里完成的。我们拿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举个例子。自动取款机帮助银行用更少的员工完成了更多的交易，从而提高了银行业的行业效率。当然，银行劳动效率的提高是以减少劳动力为代价的。但是，这一事实在美国国家和官方的劳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是看不到的。所以，20世纪90年代金融服务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统计数据中并未体现出来。

        这不只是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过了政府里的统计学家的水平那么简单，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数据的统计基础已经过时了，其实不只是统计基础，就连它们所依赖的经济理论也已经不合时宜了。

        我们所了解的每一条经济学原理，更准确地说，每一条宏观经济学原理，都是建立在“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基本的经济单元”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它伴随着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些经济学的先驱，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造和发展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但是直到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才逐渐发展成熟。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当中，经济学不断发展，在吸纳更多信息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多的理论，尤其更多关于人类行为和经济系统的假设。通过验证或推翻这些假设，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不断被强化。科学方法的核心在于：可重复的实践是证明理论正确与否的有效途径。你可以运用相同的变量不断地重复进行一种实验，比如，一种化学物质是如何与另一种化学物质发生反应的呢？要想知道答案，可以用化学物质A与化学物质B来进行实验。每一次实验中，A的量都相等，而B的量是变化的，然后记录下它们的反应结果。其实，经济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不过，经济学测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无法将整个社会全部圈定在测量范围之内，也无法使用不同的变量进行研究判断并观察结果。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大萧条是由于美国政府执政不利导致的吗？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可笑，如果你能不断地让1931年往后的历史重演，并且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的话，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研究结果。当然，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不过，经济学家倒是可以对涉及人类个体行为的经济学理论进行验证，比如，人追求自身利益时是否具有理性？这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无数次实验。他们把参加实验的人分成若干个小组，然后不断地改变变量、研究人们的行为，最后归纳出结论。但是，对人类个体和小众群体的研究结果还是不能成为一般的社会性结论。

        经济是一门有规律的科学，这一信念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家对世界的理解。这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学的学术领域，也会对华尔街产生影响，同时引导政府关注某些经济现象，并对异常情况进行解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美关系在稳步发展，但传统观念还存留于很多人的心中，比如，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体系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作为经济单元获得了普遍认同。在经济学形成的过程中，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独立经济体。一个国家的政府需要重新划定并保卫自己国家的边界，在国内发行单一的流通货币，建立中央银行以管理政府账务并监管国内金融体系，为进口的外国商品和出口的国内商品制定限制条件，决定国外的企业和个人如何在境内从事商业活动。

        伴随着20世纪的发展步伐，国家在其内部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在积极寻求应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以避免经济危机引发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动荡。历史上的经济大萧条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各国的经济野心导致了海外殖民活动的猖獗，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如今西欧和美国的工作机会向海外转移和实行生产外包，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和罢工；通货膨胀和必需品供给不足成为导致20世纪上半叶的墨西哥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国内局势混乱的根源。

        由于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行为并限定在某一国的边界范围之内，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宏观经济学时，往往以国家为基本单元。传统经济学不仅视国家为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还强调在这个经济系统内部要实现均衡发展。均衡意味着进口与出口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价格水平与生产能力的平衡。虽然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不断成熟，但均衡发展的理论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

        均衡发展在国家的对外贸易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家为了维持贸易的均衡发展，出口总额不能超过进口总额，进口总额也不能超过出口总额。一旦一方超过另一方，国家的贸易则被视为处于不平衡状态。对国家的经常账户来说也是一样，支出和收入应当维持平衡，现金和外汇也应该维持平衡。如果有海外欠款，则说明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如果把钱贷给外国企业和机构，则说明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无论盈余还是赤字，对于国家经济系统来说都是不均衡的。如果国家的进口大于出口，那么只有使本国货币贬值才能相对提高国外商品价值，从而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如果经常账户赤字扩大，则表明欠款增加，那么可以加速通货膨胀，以此来使还款变得容易。同时，减少海外贷款数额，直到经常账户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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