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无能力表达无论任何什么东西：一种感情，一种态度，一种心理状态”，斯特拉文斯基在《我的生活纪事》（1935年）中说，这种断言（肯定是过分夸张，因为怎么能否认音乐可以激起感情？）在后面几行里说得更为准确和细致：音乐的存在理由，斯特拉文斯基说，不在于它表达感情的能力。有趣的是，看一下这种态度引起什么样的恼怒。
确信音乐的存在理由在于情感的表达。这种想法，与斯特拉文斯基相反，大概是一直就有的，但是在十八世纪，它君临一切，变为主导，普遍可接受的，自然而然的事物；让—雅克·卢梭用了一种唐突的简单方式把它结为公式：音乐，和所有艺术一样，摹仿真实的世界，但是以特别的方式：它“不直接代表事情，但它在人的心灵中激起运动，以至人们在看见它们的时候感受到它”。这就要求音乐作品具有某种结构；卢梭说：“全部音乐只能由这三样东西组成：旋律或歌，和声或伴奏，速度或节拍。”我要强调：和声或伴奏，这就是说一切都从属于旋律；最为主要的是它，和声是一个简单的伴奏，“它对于人类心灵只有些微能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说在两个世纪之后，控制了俄罗斯音乐近半个世纪之久。这一学说不肯定任何别的东西。人们谴责所谓形式主义的作曲家忽略了旋律［意识形态头目日丹诺夫（JDANOV）十分愤恼，因为他们的音乐不能在走出音乐会的时候用口哨吹出来］；人们劝音乐家表达出“一整套人类情感”［现代音乐，从德彪西（DE-BUSSY）开始，受到抨击，被认为无能力这样做］；在表达现实在人身上激起的感情的能力上，人们那时所看见的是（完全和卢梭一样，音乐的“现实主义”）：下半时的原则被改造成教条，用以抵挡现代主义。
对斯特拉文斯基最严厉和最深刻的批评无疑是阿多尔诺（thEODORADORNO）的名著《新音乐的哲学》（1949年）。阿多尔诺描写音乐的形势，好像是一个政治战场：勋伯格，正面主角，进步的代表（哪怕那个进步可以说是悲惨的，那个时代是人们已经不能够再进步），斯特拉文斯基，反面主角，代表复辟。斯特拉文斯基拒绝在主观忏悔中看到音乐存在的理由，便成了阿多尔诺批判的主要靶子之一；这个“反心理学的愤怒”在阿多尔诺看来，是“无视世界”的一种形式；斯特拉文斯基要把音乐客观化的意愿是对压迫人类主观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默认：因为“斯特拉文斯基的著名音乐所要取消的是个人”，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安塞迈特（ERA），出色的音乐家、指挥，也是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一流演奏家（“我的最著名和最忠诚的朋友之一”，斯特拉文斯基在《我的生活纪事》中说），后来却成了他的无情的批评者。他的反对是彻底的，而且他所针对的是“音乐的存在理由”。按照安塞迈特的观点，“潜在人心之中的情感活动……始终是音乐的源泉”；在“这一情感活动”的表现中存在着音乐的“伦理的本质”，斯特拉文斯基“拒绝把个人放入音乐表现的行为中”，在他看来，音乐就会“停止作为人类伦理的美学表现”；所以例如“他的弥撒曲不是表现，而是弥撒的画像，这个弥撒其实也完全可以由一位非宗教信仰的音乐家来写成”，因而它只带来“一种服装上的宗教感情”；斯特拉文斯基这样魔术般地抹去了音乐存在的真正的理由（代之以由多幅肖像画表现的忏悔），丝毫没有错失任何东西，除去他的伦理义务。
为什么这样激烈？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浪漫主义，上一世纪的遗产，在反抗对它最为彻底、最为全面的否定吗？斯特拉文斯
安塞迈特从对音乐的批评转向对其作曲者的批评：如果说，斯特拉文斯基“不曾，也没有试图把他的音乐变成表现他自己的一个行为，这并不是出于一个自由的选择，而是由于他的天性的某种局限，由于缺乏对他自己的情感活动的自主（最好不说是由于他的心灵的贫乏，心灵只有当它有什么可以去爱的时候，才不会贫乏）”。
见鬼！安塞迈特，最忠实的朋友，他知道什么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心灵的贫乏？这位最热忱的朋友，他知道什么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爱的能力？他从哪里拿来这种断言：心灵在伦理上高于大脑？那些卑下之举，有和没有心灵的参与，不是也一样做得出来吗？狂热分子们，手上沾满鲜血，他们不会吹嘘伟大的“情感行为”吗？我们能不能终有一天结束这个愚蠢的情感调查？这个心灵的恐怖？
什么是表面，什么是深刻？
崇尚心灵的战士向斯特拉文斯基进攻，或者，为了拯救他的音乐，竭力将其与作曲者的“错误”观念分别开来。“拯救”可能没有足够的心灵的作曲家的音乐，这番好意，经常表现在对待上半时的音乐家的态度上，包括对巴赫：“二十世纪的后辈害怕音乐语言的进化（这里所针对的是斯特拉文斯基拒绝追随十二音体系派——米兰·昆德拉注），并以为通过他们所谓‘重回巴赫’就可以拯救他们的贫乏，在后者的音乐上他们犯了很深的错误；他们竟厚着脸皮把这一音乐说成是‘客观’的、绝对的音乐、除了纯粹音乐的意义以外没有其他的意义……只有机械的演奏可以在某个怯懦的纯粹主义时代让人相信巴赫的器乐曲不是主观的和表现性的。”我自己在这里特别引用了这些词句，表明安东瓦纳·哥雷阿（ANAtOINEGOL′EA）1963年那篇文章的满腔热情的特点。
出于偶然，我发现了另一位音乐学者的一篇小评论文；他涉及到拉伯雷的伟大的同代人杰诺坎（CL′EMENtJANEQUIN），和他的所谓“描述性”作品，例如《鸟之歌》（LECDESOISEAUX），或《女人的啼叨》（LECA-QUEtDESFEMMES）；“拯救”的意图是同样的（我自己来强调那些关键词）：“这些作品，然而，却流之于肤浅。可是，杰诺坎却是一个比人们所说的要全面得多的艺术家，因为除了他的不容否认的美好的天赋，在他那里，人们所遇到的还有温柔的诗意，在情感表达中的直入心胸的热忱，……这是个细腻的、对自然美敏感的诗人，也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女人的歌颂者，他善于在表达时找到温柔的、赞赏的、尊敬的语气，……”
让我们记住这些词：好与坏的极端用形容词肤浅和它的反面，言下之意，深刻来确定。但是杰诺坎的“描述性”的作品真的是肤浅的吗？在他的若干部作品中，杰诺坎改编了一些非音乐的声音（鸟的歌唱，女人们的闲聊，街巷里的嘈杂声，一次狩猎或一个战役的声响，等等），借助于音乐手段（通过合唱）这个“描写”由复调音乐来工作，一边是“自然主义”摹仿（它给杰诺坎带来新的令人赞叹的音质），一边是造诣甚深的复调音乐，两个几乎不相容的极端之结合令人神往：这就是艺术，细腻、游戏、快活和充满幽默。
然而，正是“细腻”、“游戏”、“快活”、“幽默”这些词被情感报告置于深刻的对立面。那么什么是深刻，什么是肤浅？对于杰诺坎的批评者说来，肤浅的是“美好的天赋”、“描写”，深刻的是“情感表达中的直入心胸的热忱”，和对女人的“温柔的、赞赏的、尊敬的语气”。因而，凡触及情感的便是深刻。但是，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给刻下定义：凡触及本质的都可谓深刻。杰诺坎在其作品中所触及的问题是音乐的本体论的根本性问题：声响与乐音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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