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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倌

        我父亲死后,叔叔见我孤贫无依,早早就动了心思,有意栽培我当一名猪倌,赶着大猪郎,走村串户,去给母猪配种。他说,等我再大一点,再把他那一手劁猪的绝活传授给我。他的腿脚有毛病,每到阴雨天,大腿的膝盖犹如“针刺锥凿”般痛不可忍。婶婶劝他“不能忍,也得忍”,好歹再坚持几年,“眼睛一眨,孩子就大了。大的要娶亲,小的要嫁人,你把这门好手艺交给人家,钱从哪里来?”

        那会儿,堂哥礼平已经认了赵宝明做师傅,跟他学木匠。金花是个女孩,总不能让她去干配种劁猪一类的龌龊事吧。因此,见叔叔铁了心地要提携我,婶子后来也就不说什么了。叔叔赶着猪郎去外村配种,总要特地让我跟着去“熟悉业务”。说实话,虽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但毕竟还跟着赵先生读过几年书,知道给猪配种算不得什么特别光彩的营生。说句不好听的,我总觉得给母猪配种,与妓院里拉皮条的老鸨、淫媒一类的勾当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整整一个夏天,我心里郁郁不欢。每天看着那头大猪郎,晃动着两个硕大无比的卵子,刚从一头母猪的身上下来,呼哧呼哧,又跳上另一头母猪的臀背,好一阵胡捣乱捅,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和悲凉:假如让我一辈子都干这种事,还不如趁早死了好。

        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心中那个惨然,不说也罢。不知怎么,我忽然就想到了父亲——他那么冷静地在便通庵悬梁自尽,也一定是遇到了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吧。

        有一天,我在燕塘边遇见了正在码头上淘米的春琴。她见我一个人在河边发傻,就伸手勾了一下我的鼻子,笑道:“你还真要跟你叔叔学配种啊?要是干上了这一行,长大了连老婆都娶不到。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听她这么一说,我当时真的恨不得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完事。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礼平在宝明家当学徒不到一年,就闹出了一桩让人难以启齿的丑事来。

        我曾亲耳听见宝明对叔叔这样说(他在大队部门前拦下我们,满脸怒气):“要不是看在你老哥已经瘸掉一条腿的分上,我非得把那杂种的一条腿打折了不可!”他既然如此说,表明这件事的严重性显然非同小可。可到了同彬的口中,这事就变成了:“礼平那小子,把丽华按在灶堂里,霸王硬上弓。丽华人事不省,被人送到医院,缝了十七针。”

        真不知道“缝了十七针”这种言之凿凿的说法从何而来。我所了解的事实是:趁着家里没人,礼平强行搂着宝明家的大闺女丽华亲嘴,把人家的嘴唇给咬破了。后来,伤口结了痂,留下一条细细的疤痕(猛一看,还真看不出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可靠性。礼平的木匠生涯戛然而止,被人家轰了出来,只得兔回旧窝。婶子当即决定,干脆让他取代我的位置,子承父业,独当一面。

        至于说我的前途,婶子以“车到山前必有路”一语加以宽慰。她殷切地勉励我说:“你就好自为之吧。社会主义饿不死人。我劝你横下一条心,到革命的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那些日子,春琴每次见到我,都要说上一箩筐婶子的坏话。什么无情无义啦,什么自私自利啦,什么小人之心啦,唠叨个没完。我被婶子遗弃这一事实,促使春琴坚定了将我纳入她羽翼之下加以保护的决心。她说服小武松潘乾贵,将生产队的一头耕牛,交给我来饲养,每年额外给我计上八百个工分,来报复婶子对我的刻薄寡恩。春琴所不知道的是,我对婶子默默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她的一个小小决定,就立刻使我从无边的苦海中超拔出来,重获名誉和自由,我当然求之不得。至于说她性格中的那一点冷漠、吝啬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就好比说,一个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君王,一纸圣谕,就慷慨地免除了你的凌迟之罪,他的眼睛有点斜,鼻子有点歪,又关我什么事呢?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这个世界上果然存在着所谓的幸福,那它一定就存在于某个看不见婶子的地方。换句话说,婶子和幸福不能同时待在一块儿。所以,在一个下着濛濛细雨的早晨,当我睡眼惺忪地赶到叔叔家,打算跟他去野田里配种,却被突然告知“以后你就别去了”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时,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如释重负的狂喜。

        峰回路转,天地一片空阔。

        我记得,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在雨中走了很久,来慢慢消化心里秘密的喜悦。当我看到肥硕的杏子和梅子在雨中悄然发了黄,看到斜雨在河塘里腾起一片濛濛轻烟,看到远处田野里雪白的麦花向天边伸展,似乎觉得压抑了我两个多月的羞耻和烦恼,被呼呼刮过的春风荡涤一空。

        出了这桩丑闻,堂哥倒也没觉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相反,他走到哪里都梗着脖子。他看人的眼神,变得更加阴沉、乖戾,就像一头凶狠的小兽,仿佛在咬牙切齿地警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你们都给我等着吧!”村里的女孩子一看到他赶着猪郎出现在视线之中,立刻就会远远地躲开。同彬和我也很少与他来往。就连叔叔见到他,也绕着道走,有点怕他。

        据说,出了那件事后,叔叔照例拿着一根棒槌,将礼平关在猪圈里暴打。开头几下子,礼平一声不吭地忍了下来,后来,他见父亲当真要往死里整他,就突然“哼哼”怪笑了一声,对父亲道:“我念你是个瘸子,不和你计较,让你打几下算了。可你这老狗,这么不识相,居然得寸进尺!你他妈再不收手,就不要怪老子不客气了。”叔叔被他一吓,呆呆地在墙上靠了半天,气得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事后,他仍然没忘了逢人就为儿子的丑事辩解,说他“本质上是个要求上进的好青年,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只要他痛改前非,浪子回头金不换”。

        说到同彬与礼平的疏远,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丽华那件事。同彬曾多次提醒我,“你那狗日的堂哥为人险恨,又一肚子坏水。对他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规矩’二字。我们惹不起他,倒还躲得起!”他对礼平的看法与父亲生前的预料如出一辙。

        有一次,我和礼平、永胜、同彬四个人在一起打升级。我与同彬合家,永胜与礼平一伙。礼平摸了一手无分牌,说了句“造反”,就将牌往桌上一摊。同彬是个细心人,怀疑有诈,就一张一张地查验,最后发现了一张藏着的“梅花五”。同彬跳起来,骂他耍赖。礼平倒也不急,只是淡淡地道:

        “这老规矩也该改一改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嘛!五分也可以造反!”

        随后他又威胁说,如果不让他造反,他立刻起身回家睡觉。同彬眼见好不容易聚起的牌局要散,只得咽下这口恶气,同意礼平修改规则。可是,没过多久,同彬也摸到了一手五分牌,便摔牌造反。礼平要比同彬大气得多,他根本不屑于去查牌,只是冷冷地说:“你又不是造反派,他妈的造什么反!你们家本来就是漏网地主,根本没资格造反。赶紧把牌拿回去,我们接着打。否则的话,我们即刻散伙回家。”

        贪玩的同彬权衡了一下利弊,再次决定忍气吞声。那天晚上,由于心里别扭,怎么也压不住屈辱的邪火,我和同彬输得一塌糊涂。我输掉了两张珍贵的“中华”牌烟壳,同彬那顶别着五角星的草绿色军帽,最后也戴到了礼平头上。

        还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加上雪兰和堂妹金花,在一起躲猫猫。

        礼平、金花和永胜先躲。他们藏在红头聋子家和老福家夹墙的甬道里,我们三个人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找了出来。轮到我们躲了,正撞上更生从唐文宽家下棋回家。他远远地朝永胜喊了两声,永胜正与礼平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事,没顾上理他。更生就叉开大步走了过去,也不说话,照着儿子的肚子就是一脚。随后,不由分说,揪住永胜的耳朵,将他提溜回去了。

        天空忽忽地打了两道闪,滚过一阵响雷。一阵风过,地上的树叶随着尘土打起了旋子,闷热的天气陡然间变得凉风习习。雪兰看了看天色,说:“好像要落雨了,不如散了。我明天一大早还要跟奶奶去皮村卖花生呢。”

        可礼平不让,“两个小时之内,如果我找不到你们,等明天卖棒冰的人来了,我输你们每人一根赤豆棒冰。”

        听他这一说,同彬就来劲了。他督促礼平和金花冲墙站着,高举双手,以标准的行刑枪决的姿态紧贴在墙面上,十分钟之内不准回头。为了防止他们偷看,我们故意先向东边的桑树林里跑,中途又悄悄地返回,沿着燕塘对岸的河堤,重新潜回到村中。最后,我们翻过蕉雨山房的一段倾颓的围墙,来到了死鬼赵孟舒杂草丛生的院中。

        我们先在院中堆满太湖石的凉亭里躲了一会儿,后来,同彬又建议我们干脆躲到楼上去(谁都知道,那里是赵先生服毒自杀的琴房)。因为这样一来,即便兄妹俩找到了蕉雨山房,“借给他一万两千八百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到楼上来。”虽说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见雪兰没说什么,我也不好意思反对。由于担心踩到毒蛇,我和雪兰跟着同彬,用树枝开路,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二楼琴房的窗下。

        透过破碎的窗纸,我看见琴房里漆黑一片。有几只萤火虫,绕着梁柱间的蜘蛛网,飞来飞去。当闪电的龙爪颤抖着扑向我们的瞬间,我无意中看见,琴房的墙上挂着一幅赵孟舒先生的画像(我还是第一次对赵孟舒的长相有了清晰的概念):他身穿中式棉袄,略胖,表情威严。赵先生的面容虽说一闪而过,却在日后的许多个夜晚一直映在我的脑子里。不知为什么,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总是用他的样子来想象鬼魂一类的形象。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幅画像作参考,那原本是无形的鬼魂,立刻有了具体可感的样貌。

        我执意要下楼。

        雪兰哆哆嗦嗦,原本也是打算跟我下楼去的,但同彬一把拽住了她。

        我一个人来到楼下,背靠着一根圆木廊柱,坐在门厅前长满苔藓的台阶上。伴随着不安的心跳,我竭力想把赵孟舒的影子从脑海里赶出去。可我急于想忘掉他,只能使他的样子在我的脑子里镌刻得更为清晰。不久之后,在凉爽的夜风中,我终于感到困倦了(在不断袭来的甜蜜的睡意中,我感到那张让人害怕的脸终于变得模糊不清,心中略感安慰),就靠在柱子上打起盹来。

        在迷迷糊糊的睡意中,我能感觉到下了一场疾雨(密密的雨点打在芭蕉叶子上的飒飒声也让我感到安宁),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我又听到雪兰的奶奶在很远的地方喊她回去睡觉。因无人应答,老太太原本充满慈爱的叫喊声,终于转变为愤怒的咒骂和威胁(“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我要让你的屁股烂得能种菜!”)。不过,不管她怎么叫唤,雪兰似乎铁了心,躲在楼上一声不响。

        我被雪兰奶奶的叫喊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心头不由得一紧,下意识地趴在一丛鸡冠花的背后。

        我马上意识到,雪兰在楼上对她奶奶的呼喊充耳不闻,是有原因的。

        我们是第二天凌晨离开那个院宅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我们经过那处爬满茑萝青藤的凉亭时,我看见圆桌边的四张石凳上,有两张铺着旧报纸。东边的天空朝霞欲燃,一条宝石般的曙光河流,浮现在树木的顶端。我不安地想到,这个清风拂面的黎明,究竟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二天我和同彬在磨笄山下遇到了金花。

        当同彬得意地向她炫耀昨天的壮举时(“猜猜我们躲在哪儿?你和礼平昨晚一定找得很苦吧?”),金花提着满满一篮子番茄,也不搭理他,只顾笑着往前走。同彬追上她,问她有什么好笑的。金花终于决定告诉他真相:

        “你们三个人都是傻瓜。不折不扣的傻瓜。傻得没法说。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四个。告诉你们,昨晚你们刚走,我哥哥就拉着我,立刻回家去睡大觉去了,一分钟、一秒钟都没耽搁。昨晚你们躲在桑树地里,一定被暴雨淋成落汤鸡了吧?”

        同彬就是从那时决定与礼平绝交的。

        很多年后的一个初秋,同彬来南京出差,我俩在邗桥镇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喝酒。说起礼平的近况,同彬仍为那晚的事感到愤愤不平,“礼平是属于那种既能把游戏变成阴谋,也能把阴谋变成游戏的人。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

        在往后的岁月中,仿佛就像梦中注定了似的,我和雪兰将会再次回忆起这个七月的夜晚,搜寻黑暗中的吉光片羽,咀嚼着飞速向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隔世之感。如果说,那个传说中闹鬼的蕉雨山房,院中的假山、凉亭和一草一木,在回忆中已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和意义,也许仅仅是因为,在那个雷电交加的夏夜,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礼平当上猪倌后不到半年,他的事业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赵锡光一改过去对堂哥的厌恶与不屑,逢人就夸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好青年。礼平劁猪的名声,不仅让他的父亲自叹不如(用赵锡光先生文绉绉的话来说,叫做“有出蓝之概”),甚至完全盖过了公社兽医站大名鼎鼎的徐海靖。由于他刀法精纯,动作迅捷,劁猪取卵犹如探囊取物一般。绝大部分公猪在毫无痛苦、全无知觉的情况下,就被他割走了睾丸,模糊了性别。那些日子,礼平有一句口头禅,常常挂在嘴边。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是说,他如此好的刀法,只能施于畜生之身,简直是人才的浪费。

        是啊,在一个没有了太监的年代,堂哥多少有点生不逢时。

        若说起礼平在给母猪配种方面的一系列发明,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他跟赵宝明做过一年的木匠,虽没有满师,却也略知鲁班之法。在他赶着公猪前往邻村配种的路上,手里总是挽着一个自制的折叠木架。在公猪扑向母猪的瞬间,这个木架即被迅速地放置在母猪的脊背与公猪的前蹄之间。这虽不能说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发明,但却极大地缓解了母猪在交配过程中所承受的巨大冲击力。如此一来,母猪们通常在一种安静、貌似愉悦的状况下,一动不动地完成交配。过去那种因交配导致母猪后腿骨折的事不再发生。后来,堂哥大概是觉得赶着公猪走村串巷,有点太过费事,就开始研究人工授精法。

        我婶子虽然对儿子的“聪明绝顶”很有信心,但她认为所谓的人工授精,纯属异想天开,“你想啊,这新郎官和新娘子都不拢边,不到一张床上睡觉,怎么能怀上小宝宝呢?”礼平对母亲的担忧和劝告完全不予理会。他用废木料做成了一只假猪,盖上一张完整的母猪皮来冒充真猪。公猪倒也管不了许多,照样呼哧呼哧,卖力地交配——它的精液通过特殊的装置,被采集到一个玻璃瓶子里。这项发明的成功,不仅减少了工时、大大提高了致孕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堂哥的个人形象:他身背帆布挎包(里边装着盛有精液的瓶子、一段带有气囊的橡皮管),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手腕上戴着闪闪发亮的“钟山”牌手表,骑着全村第一辆自行车,在清脆的铃声中,风驰电掣地出入村庄。他看上去已经不再是一个牵着公猪到处给人配种的猪倌,更像是一名形象清新的农业技术员。用婶子的话说,儿子所经之处,“连风都是香的”。

        人工授精法的成功,被作为一项重大的发明,由高定邦及时地上报给了公社的郝乡长。堂哥当年就被评为公社的先进生产者,郝乡长亲自给他佩戴了一朵大红花。第二年春天,公社在我们村举办了一次人工授精现场交流会。县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书记、公社书记郝建文、兽医站站长徐海靖悉数到场。邻近大队的书记和主任们,也都慕名而来。就连平时不爱凑热闹的赵德正,那天也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笑嘻嘻地站在龙英家的猪圈门口,亲自出面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

        由于人来得太多,我和同彬、永胜他们几个不得不爬到龙英她们家猪圈的围墙上,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新生事物。可惜,大概是因为人多而受了惊吓,龙英家的母猪不怎么愿意配合,似乎有意要给礼平难堪。手执玻璃瓶和橡皮管的礼平,刚跨入猪栏,老母猪朝他又拱又顶,在木栅围栏里到处乱撞乱跑,四蹄溅起的猪粪,弄了礼平一脸。

        那天也多亏了德正在场。他瞅见可怜的礼平在猪圈里跟着母猪绕圈子,就是近不了身,担心给全村丢脸,就果断命令小武松、朱虎平两人前去帮忙。小武松身手敏捷地跳入猪栏,一下就把母猪掀翻在地。虎平也赶紧过去帮忙,两个人将母猪死死按住,惊魂未定的礼平,这才顺利地完成了配种。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王曼卿,对眼前的情景大失所望。她不失时机地评论说:“这哪是什么人工授精,分明就是强奸嘛!”

        她这一说,一脸严肃的县革委会副书记,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噗噗”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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