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不妨让时间倒流，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暴风雨之夜。

        那天晚上，我和雪兰、永胜、同彬还有礼平兄妹在村里躲猫猫。快到半夜时，一阵闷雷滚过，大风骤起，天气陡然变得清凉。雪兰说，要下雨了，不如散伙回家，她第二天一早还要跟奶奶去皮村卖韭菜呢。可礼平不同意。他说，时候还早。虽说永胜被他爹拽走了，还有他和金花。如果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内找不到我们，就输给我们一人一根赤豆冰棍。雪兰让他发誓，礼平就发了毒誓。我、雪兰和同彬躲到一边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去村西赵孟舒先生吃砒霜的那个蕉雨山房里去藏身。雪兰和同彬躲在楼上，我一个人坐在楼下的台阶前。

        很快就下起雨来。

        我听见雪兰的奶奶在村中焦急地呼喊她孙女的名字，可雪兰没法应答。据说，同彬那时候正死死地捂住她的嘴。因为，几乎在同一时刻，一道闪电过后，他们俩被眼前出现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在蕉雨山房西南角的那个凉亭里，突然多出了两个人影。

        同彬和雪兰蹑手蹑脚，弓着腰，从楼上下来，一左一右地蹲在我边上。两个人都确信看见了赵孟舒的鬼魂。我心里也有点害怕，可还是没忘了问他们：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个是赵孟舒的鬼魂，那另一个又是谁呢？

        正这样想着，电闪雷鸣中，我们总算看清了。他妈的！在凉亭里面坐着的，根本不是什么赵孟舒的鬼魂，而是朱虎平和梅芳！

        另一个问题接着又来了：在这漆黑一团的暴风雨之夜，时间早已过了午夜十二点，这两人神不知，鬼不觉，跑到蕉雨山房的凉亭里来做什么？

        “一定是在搞腐化！”同彬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们说，“千万不能让他们发觉我们躲在这里。否则，他们的奸情一旦败露，狗急跳墙，是要杀人灭口的。”

        雪兰小声嘀咕说：“照我看，他们倒也不像是在搞腐化。两人隔得八丈远，好像谁也不愿搭理谁。”

        同彬鄙夷地看了雪兰一眼，道：“着什么急啊？我敢打赌，用不了五六分钟，他们俩人就会抱在一起，亲嘴，摸奶，脱裤子。”

        我们几个趴在一丛芭蕉的后面，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连大气都不敢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期待中激动人心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虎平和梅芳两个人，隔着凉亭里的石桌，东西对坐。石桌上除了一只白铁手电筒之外，别无他物。朱虎平两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正在滔滔不绝地跟梅芳说着什么。当梅芳跟他说话时，虎平的身体会微微前倾。有时，他偶尔也会抬头看一看天色。梅芳呢？她正在把披在肩头的长发重新盘在脑后，并不时腾出手来，拍打着腿上的蚊子。看得出，她不怎么在意虎平跟她说什么，可她一直在笑。

        蟋蟀和青蛙早已停止了鸣叫，满院的萤火虫此刻也已经看不见了。雨点打在荆棘丛中，打在芭蕉宽宽的叶面上，打在屋顶的碎瓦上，打在庭院的石阶上，满耳都是沙沙的雨声。当闪电从厚厚的云层中钻出来，在天空绽放火树般的裂纹时，我们才能看见梅芳的那张脸，看见她那光裸的手臂。

        雪兰忽然说：“要是能够听见他们在说什么话就好了。”

        她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同彬。他二话没说，就把身上的白背心脱了下来，一猫腰，翻过长廊，钻进了东边院墙下的树丛里。他光裸着脊背，在荆棘丛中一点一点地向凉亭靠近。大风中被刮得东倒西歪的树木，给他提供了很好的保护。

        闪电让梅芳的脸在黑暗中闪闪烁烁。每一张被定格的脸，都在笑。没过多久，雨就渐渐小了。朱虎平和梅芳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

        “走？”虎平问了一句。

        “走。”梅芳答道。

        朱虎平抓过桌上的手电筒，一个人走在了前面，梅芳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当他们翻过蕉雨山房院墙的豁口时，虎平伸手扶了梅芳一把。仅此而已。

        两人在院墙外道了别，一个往西，一个往南，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之外。

        虎平和梅芳刚离开，雪兰就仰着脸问同彬，刚才朱虎平跟梅芳都说了些什么。同彬从她手里接过汗背心，把满身的树叶和草茎胡乱地捋了捋，低低地骂了句“晦气”，没有接话，眼神略微有些落寞。

        我们三个人走到同彬家附近的弄堂口，正想各自回家睡觉，雪兰再次拦住同彬，问他刚才虎平到底说了什么话，让梅芳笑得差一点昏死过去？

        同彬笑道：“虎平跟梅芳说了一个故事。”

        雪兰道：“什么故事？说来听听！”

        同彬道：“你真想听？我可告诉你，挺下流的。”

        雪兰道：“下流就下流，怕什么？”

        于是，同彬想了想，就靠在弄堂口的墙上，和我们讲起了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村庄。

        一户人家。

        一对夫妻。

        有一天傍晚，老婆嘱咐丈夫去邻村的代销店买东西。买什么东西呢？一斤火油，一刀草纸。丈夫出了门，但并没有走远，他躲在门前的一棵枣树下，查看动静。很快，他看见住在隔壁的村长从门里探出脑袋，四下里望了望，偷偷地溜进了他们家。丈夫不声不响地绕到了西窗下，踮着脚，听壁根。他听见自己的老婆和村长在床上翻云覆雨，还听见老婆断断续续地问村长：

        “怎么样？惬意不惬意？”

        村长说：“惬意的。惬意的。”

        老婆又问：“什么感觉？”

        村长道：“什么感觉我倒有点说不上来。反正是一惊一惊的。”

        村长问老婆：“你呢？惬意不惬意？”

        老婆道：“惬意的。惬意的。”

        村长又问：“你什么感觉？”

        老婆道：“什么感觉我倒也说不上来，反正是一张一张的……”

        接下来的内容，因实在难以启齿，这里只能略过不提。不过，在我们家乡一带，这个故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成年男性都会倒背如流。虽说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和变体，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雪兰是女孩，没听过这个故事并不奇怪。同彬刚开了个头，我就感到腻烦透了。应当说，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淫秽，但并不好笑。因此，当同彬刚刚讲完，雪兰发出一连串夸张的纵声大笑时，我和同彬面面相觑，彼此都有些疑心，这个故事，雪兰或许根本就没听懂。

        雪兰心满意足地离开后，同彬看了我一眼，道：“你说雪兰这丫头，在那方面，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

        雪兰在心里偷偷地喜欢朱虎平，据说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朱虎平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庞学勤。在我们的少年时代，要说起心中第一号的美男子，当然非王心刚莫属。可奇怪的是，雪兰横竖都看不上王心刚。她说王心刚的牙齿太大且不整齐（不如庞学勤那般细腻雪白），王心刚的脸盘太肉（不像庞学勤那般精致、坚毅，简直像刀刻似的），说话的嗓门水叽叽的（不像庞学勤那般瓷实、爽利、干净，就像被砂纸打磨过的）。听她这么一比较，你还别说，朱虎平与庞学勤两个人，不论是外貌还是嗓音，真还有点像。在雪兰看来，区别仅仅在于：“虎平的腿比庞学勤还要长一些，笑起来的时候，比庞学勤还要好看一些。”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红头聋子朱金顺就一直在忙着给儿子朱虎平介绍对象，仿佛全世界的漂亮姑娘都排着队，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村，任由虎平挑选。看来看去，朱虎平没有一个稍稍中意的。起先，媒婆要是领过来一个姑娘，虎平还耐着性子与人家周旋一番，到了后来，他从外面收工回家，一见家中来了陌生女子，连照面都不打，扭头就往外躲。眼看三十出头，还没有说上个媳妇，红头聋子急火攻心，三天两头往隔壁的老福家跑，央求她赶紧给想个法子。

        老福倒是给朱金顺出了个主意：让姑娘预先脱得一丝不挂，钻到虎平的被子里等着，虎平一进屋，“你就把房门从外面锁住。到不了天亮，我保险你生米做成熟米饭。”

        红头道：“好倒是好，只是不晓得人家女方肯不肯依。”

        老福想了想，说，她娘家村倒是有一个现成的姑娘，人品、面相和脾气都好，就是胖一点。“这事包在我身上，不由得她不依。你就等着抱孙子吧。”

        那天晚上，虎平从邻村看戏回来，红头聋子见他哼着戏文进了屋，就依照老福的嘱咐，把房门从外面给反锁上了。不一会儿，红头聋子就听见儿子发了疯似的哇哇乱叫起来，还没等朱金顺打开房门，虎平穿着一条三角短裤，早已从窗户里跳了出去，蹿到了隔壁的老福家，逼着老福奶奶给他做个见证，在他床上躺着的那个姑娘，他连碰都没碰。

        老福笑着问他，那姑娘人怎么样，虎平道，就见床上汪着一堆白肉，别的没看清。老福问他愿不愿意与这个姑娘成亲，虎平道，成亲不行，拿她来熬油还差不多。老福笑了半天，只得摇头叹气。

        “那你晚上在哪里睡啊？”老福问他。

        “跟你睡啊。天气这么冷，我正好给你老人家焐焐脚。”虎平笑道。

        老福只得依了他。

        虎平刚上床，老福奶奶就用脚去踹他：

        “孩子啊，你要是一直追着自己的影子跑，下辈子也追不上。你要想在这世上找一个和梅芳一模一样的人，下辈子也找不见。这女人好不好，过起日子来才知道，围着锅灶转起来才知道。好孩子，听我一句劝，赶紧回家，搂着你自个儿的老婆去睡吧。”

        虎平在被窝里偷偷地挠老人的脚板底，呵呵地傻笑，就是不说话。

        我曾听老福说过，朱虎平的娘还活着的时候，与窑头赵的梅家就结了娃娃亲。每年春节，梅芳都会跟着母亲到虎平家来走亲戚。到了春夏之交的农忙时节，虎平也时常被他娘赶去窑头赵村，帮着梅家耕田、插秧、收麦子。自打虎平的母亲去世后，两家的来往就慢慢地疏淡了。后来，梅芳因为当了干部，与高定邦兄弟的来往多了起来，一来二去，就与高定国成了亲。

        朱虎平是个痴心孩子，他因心里惦记着梅芳，倒也没觉得单身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只是苦了他爹朱金顺。

        当然，为朱虎平的单身而成天忧心如焚的，还不光是朱金顺。梅芳也渐渐感到了一丝难言的苦涩。每当她看见红头聋子满含怨恨地从身边走过，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两人平常在村子里见面，也总有些不自在。她有心要好好劝劝朱虎平，想来想去，就在灯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最高指示，恳求虎平忘掉自己，开始崭新的人生。

        虎平给梅芳回了信。不过，第一个拆阅此信的人并不是梅芳，却是会计高定国。高定国在对朱虎平恨得咬牙切齿的同时，也对妻子写给虎平的那封信，产生了很不健康的遐想。想象乃至虚构信件的内容，成了他夜不能寐、妒火中烧时的唯一消遣。一九七〇年夏天，高定国突然带人抄了虎平的家。他没能找到妻子写给虎平的那封信，却意外地起获了两床古琴和一张金丝楠木的琴案。他一时恼羞成怒，不顾朱金顺的拼命阻拦，不顾闻讯赶来的赵锡光如丧考妣的苦苦哀求，将那些“封资修”浇上柴油，付之一炬。

        一天深夜，雪兰从灶间的竹床上一觉醒来，听见母亲银娣正用很小的声音与父亲在隔壁说话。银娣说：

        “要说虎平这辈子，可算是被梅芳那货害惨了。那么俊朗的一个小伙子，这么熬下去，真要打上一辈子光棍，就太可惜了。”

        父亲笑着说：“你要看他可怜，不如自己送上门去让他解解馋。我度量大。”

        银娣怒道：“放你娘的屁！姓潘的，好好说话行不行？”

        父亲道：“要我说呢，这屎盆子也不能扣到梅芳一人头上。红头聋子不知从哪里弄来那么些个丫头，歪瓜裂枣的，一个比一个长得丑。虎平如何能看得上眼？这小子，心气高，凡事就爱掐个尖。若是遇上个把像我们家雪兰这个模样的，保管一箭就穿心！”

        从父母的这番喁喁低语中，雪兰不难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即便在母亲的眼中，朱虎平也称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美男子；第二，在父亲看来，也许只有自己的美貌，才能配得上虎平的俊朗英秀。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着，不知不觉中天就亮了。在她脑子里，萦绕不去的，始终是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自己变成了那些求亲者中的任何一位，情况究竟会有多大不同？虎平会不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雪兰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被自己的骄傲和虚荣折磨得像打摆子一样。

        当然，雪兰内心十分清楚，鉴于两人的辈分和年龄，她对虎平的渴慕只能烂在肚子里。因此，在她虚构的与虎平生死相恋的种种情节中，天下大乱和世界的突然毁灭就成了必要的前提。换句话说，假如地球上的人全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年龄和辈分自然就不是什么问题。

        而在更多的时候，故事总是以虎平对她粗暴的蹂躏作为结局。

        一天中午，雪兰正在磨笄山上寻羊草，远远看见朱虎平头戴一顶发黑的破草帽，肩上扛着一把铁锨，高挽着裤腿，懒洋洋地出了村，径直往西去了。那是六月的一个大热天，田野的秧苗刚刚返青，烈日烤得人昏昏欲睡，四下里静谧无声，望不到一个人影。伴随着心房的狂跳，雪兰甚至能听见流水在干涸的稻田里流过时发出的“滋滋”的响声。雪兰后来告诉我，不是她存心要在后面跟着，而是心里有一个“鬼”，在不断地催促她迈开双腿，懵懵懂懂地撵上他。

        朱虎平的身影，在翠绿的秧田里转悠。他一会儿挖开田埂，让沟里的清水流进稻田；一会儿又在水沟里拦起一道水坝，让不断升高的水流漫过田陇。雪兰其实并不想靠近他。在割羊草的间歇，她偶尔抬起头来朝他望一眼，知道那个人还在，她心里就会涌出一阵阵秘密的喜悦：

        在这个阒寂的午后，田野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地球虽然还没有毁灭，可是在这片空旷悠远的苍穹之下，只有他们两个人！

        可是，当朱虎平走到十八亩的一个树林边，人影一晃，忽然就不见了。惟有光溜溜的一截地平线，还有在天上堆得厚厚的白云。

        雪兰绕着那片树林，来来回回地走了两遍，也没瞅见虎平的人影，心里就有点惘然若失。她正准备往家走的时候，却在溪沟边的一棵大榆树下再次看见了他。

        噢，原来，他正躺在溪沟的草坡上睡觉呢！

        雪兰丢下草篮和镰刀，下到沟里，慢慢走到虎平的身边，一屁股坐在他身边的树荫下，伸手就去推了推他的胳膊。虎平还在梦中。他睡眼惺忪地睁开眼，扫了雪兰一眼，皱了皱眉，又接着睡，很快就打起鼾来。雪兰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实在无聊，又去捏他的鼻子。这一次，虎平倒是醒了，鼻子里吭了一声，一骨碌翻身坐起：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鬼丫头，搅我一梦。”

        雪兰道：“朱虎平，你睡觉还张着嘴，就不怕树上的杨瘌子掉你嘴里啊？”

        虎平笑道：“你这丫头，没大没小的。‘朱虎平’这三个字是你该叫的吗？”

        雪兰道：“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叔叔可以叫，舅舅也可以叫。哎，我说你不好好去寻草，一路悄没留声地跟着我干什么？”

        雪兰听他这么说，心里就吓了一跳。原来自己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虎平嘴上不说，心里全知道。

        雪兰咬着嘴唇，想了想，又道：“朱虎平，你狗日的也别神气！我手里拿着你一个天大的把柄，你知道吗？”

        朱虎平略微愣了一下，扭过头来看了看她，似笑非笑地说道：“什么把柄？说说看。”

        雪兰道：“那天夜里你和梅芳躲在蕉雨山房的凉亭里，鬼鬼祟祟，捣什么鬼？我要是把这事捅给高定国，保管你吃不了兜着走。”

        她这一嚷，虎平反倒笑了，露出一口庞学勤般雪白的牙齿：

        “先别说这事，我倒要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和梅芳在凉亭里躲雨的？”

        雪兰把虎平的那顶破草帽抢了过来，看了看，按到了自己的头上，道：“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虎平道：“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祠堂里开会。散会后，我和梅芳一路回家。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忽然就下起大暴雨来。瞅见那处院子里有个凉亭，就在那躲了一阵雨。噢，对了，那晚开会，你爹也参加了，你回去问问他就清楚了。”

        “说得倒轻巧！”雪兰冷笑道，“既然是去避雨，那你干吗跟她讲什么下流故事？”

        “下流故事？”虎平吃了一惊，像是被蒙在鼓里似的，完全摸不着头脑，“等等，什么下流故事？”

        “怎么样，害怕了吧？你难道还要我把这故事跟你再说一遍吗？”

        “你，说说看。”虎平的喉结猛地一伸缩，咽下了一大口唾沫。

        雪兰见他死不认账，一赌气，就“一个村庄，一户人家”地讲了起来。

        故事讲到一半，当那些令人难堪而羞耻的词语像水流一样从她嘴里汩汩而出，雪兰生平第一次准确地领悟到了那些语汇的真正含义。她的语速明显放慢，语调变得犹疑，支支吾吾，脸上一阵阵发烫。她低头弄着衬衣的衣角，根本不敢看虎平的脸。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再讲下去的时候，她清晰地听到虎平在她耳边用一种她从未听过的温柔的语调对她喃喃低语：

        “说下去。”

        与此同时，她忽然感到自己半个肩膀变得麻酥酥的，因为虎平的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搭在了她的肩上，然后顺着她的胳膊一直往下滑。她知道虎平的指尖不经意间轻轻地触碰到了她衬衣下的乳头（她浑身像过电似的打了个激灵），但她拿不准虎平是不是知道。她能听见虎平变得越来越急促的鼻息声。她在心里默念，惟愿时间停止在这一刻。淫荡、甜蜜、羞耻、忧伤和恐惧，彼此紧紧纠缠在一起。

        雪兰的故事还在持续。

        虎平还在喃喃地怂恿她：“说下去。”

        雪兰一字不落地把这个故事讲完，偷偷地抬起头来，打量了对方一眼。这一看，雪兰不由得吓了一跳。

        那是一张彻底变了形的扭曲的脸。

        雪兰说，她还从未见过这么一张恐怖的脸。那不是朱虎平的脸。那不是她平常所熟悉的庞学勤的脸。仿佛是正在经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楚，豆大的汗珠密密麻麻地堆在他的额头上，汇成了一道水流，从两鬓滑落。他的眉毛全都拧到了一块，喉结一伸一缩，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她。这张脸，贪婪，丑陋，甚至有几分猥琐，看那架势，就像要一口把人吞到肚子里似的。

        看着这张脸，雪兰忽然感到有些害怕。这时，她听见虎平在叫她。

        “雪兰。”

        “嗯。”

        “雪兰。”

        “嗯。”

        “雪兰”

        “嗯。”

        虎平叫一声，雪兰就应一声。同时，她在心里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只要他豁得出去，我是无所谓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虎平忽然怪笑了一下，朝她脸上喷出一口热气，松开了她的胳膊。他像是跟谁赌气似的，阴沉着脸，从斜坡上爬起来，弯腰捡起那顶破草帽，按在头上，扛起铁锨，一句话没说，走了。当他走到溪沟的坡顶上，忽然站住了，又回过头来望了雪兰一眼，随后，就加快了步子。

        雪兰一个人在榆树下呆坐了半天。清澈的溪水漫过倒伏的水草，淙淙有声。在不远处的一个水潭里，一只刚刚长出新羽毛的野鸭子不时扎着猛子，游得飞快，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波纹。弯弯曲曲的溪沟逶迤远去，草色旷远芊绵，流水凝碧。

        虎平的身影，在河道的另一端，已经走得远了。

        在回家的路上，雪兰再次遇见了朱虎平。当时，他正在一块秧田里查找漏水的暗洞。他假装没有看见雪兰。雪兰走过他身边，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对他道：“朱虎平，你放心。我什么都不会跟旁人说的。”

        那时的朱虎平，早已恢复了原先的理智、宽厚和温柔。他的那张脸，也重新变得磊落而俊美。他朝雪兰凄然一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低声道：

        “别那么没大没小，以后见面记得要叫我叔叔。”

        朱虎平和蒋维贞育有一子一女。无论是他们的爱情传奇，还是后来的婚姻生活，在我们那个民风放逸的山村里，一时间都堪称纯洁的堡垒。不过，若照同彬的话来说，所谓堡垒，本来就是被用来攻破的。到了一九九二年前后，自从三十七岁的蒋维贞被我堂哥赵礼平带到深圳和珠海去“开拓业务”之后，夫妻俩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朱虎平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酒鬼。

        我在二〇〇六年的夏末遇见他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为朱方集团旗下的一个成衣公司看守厂门。酒精中毒所导致的手颤，已让他拿不稳一根香烟了。凌乱的白发在头上飘动，眼神空洞而茫然。只有当马路上的消防车发出刺耳的鸣叫呼啸而过时，他那木讷浑浊的眼球才会突然放出一丝亮光。

        我不知道在那一刻，朱虎平会不会想起自己家那台早已被废弃的水龙，想起自己身为救火会会长的那段光辉灿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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