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的第二天晚上，与我同时下岗的一位工友请我去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喝酒。说起将来的前途，他极力怂恿我和他一起干出租。这人姓佘，荣炳人，早年跑过运输。他说，出租这个行业来钱快，自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你去走钢丝，“如果你也打算在这一行里安身，我负责在三天之内教会你开车。”

        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经他指点，我从黑市上买了一张驾照，与邗桥当地一家出租车公司签了约。

        两年后的一个下雪天的清晨，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为了避让一辆从河边松树林里突然蹿出的电动车，出租车瞬间失去了控制。在撞向大桥的水泥桥栏的一刹那，我本能地向左打轮。汽车在雪地里平移了十几米之后，撞开大桥中间的隔离栏杆，迎面撞上了一辆白色的皇冠。

        透过被震碎的前挡风，我看见对面那辆车的顶盖向上高高翘起，露出了扭曲变形的发动机构件。接下来，就是一段漫长的寂静，惟有风从车顶上呼呼刮过。在神智尚未陷入混沌之时，我还来得及认真地比较了一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

        与现在的这个结果相比，如果我刚才听任汽车撞断桥栏，从右侧翻入河中，就此了结我这丢人现眼的一生，哪一个结果更好？

        一辆满载大白菜的机电船，劈波斩浪，正从桥下穿过。而在左前方的路基上，一个遛狗的中年妇女已决定回头，向出事地点急速跑来。

        三个月后，事故双方的当事人、单位和保险公司，终于在法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见了面。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由我承担的十一万赔偿费还是有点吓人。见我脸色惨白地坐在桌边一个劲地喝水，主持调解的一位女法官悄悄地把我叫到了门外的走廊里。她往我跟前凑了凑，妩媚的大眼睛朝我眨了眨，带着薄荷香味的清新口气吹在我脸上。她说：

        “我们已经发现，你的驾照是伪造的。但我们会假装没有发现。大家都不容易。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马上说：“我懂的，我懂的。”

        等到女法官扭着王曼卿似的大屁股回到了会议室之后，她那温柔的眼神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我被她盯得很不自在，就决定顺从她的意愿，在协议上签字。我看见她朝我点点头，向我投来赞许的微笑，我就知道自己是做对了。皇冠的车主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威严的老头。签完字，老头笑嘻嘻地朝我走过来。尽管他骨折的右手还吊在胸前，但他还是坚持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跟我握别。最后，老头慷慨地向我表示，给个十万就行了，那一万的零头就算了，“大家都不容易嘛！”

        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凑齐这十万元的赔偿款，但心里既然已经抱定了“就算已经死过一次，不妨再多活几天看看”这样的想法，也并不怎样慌张。当我得知，只要将邗桥新村的那处公寓挂牌出售，所得款项在偿付所有的赔偿款之后还略有剩余时，心里顿时一阵松快。

        当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饭馆喝酒。我狠了狠心，决定好好犒劳自己一番。我点了平常最爱吃的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外加一盘炒猪肝，津津有味地喝了半瓶酒。就算眼泪止不住地落在酒盅里，二锅头还是他娘的二锅头，喝上去还是那么的带劲，我那山穷水尽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

        赔偿的事有了眉目，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趁着房屋尚未最终交割，我准备去麻烦一下我的老朋友赵同彬，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公司里找点事做。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为同彬看过相。他让我把同彬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交往，言下之意，到了危急时刻，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我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他的手机都在关机状态，心里就有点犯嘀咕。

        我决定直接去一趟南京。

        在玄武区“同泰花园”的一个双拼别墅前，我见到了同彬的父亲长生。他正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打瞌睡。长生七十多岁了，有点轻微的老年痴呆，但气色却很好。他说装修这一行在南京是越来越难了，早在一年前，同彬已把主要的业务都移到了山西。他们夫妇俩，现在有一多半时间都待在那边。可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他说新珍去菜场了，一会就回来。她对儿子的情况比较熟悉。老人挣扎着起身，要拉我进屋去泡茶。我按住了他。我说，我来南京办事，顺道过来看看，没什么事情。既然同彬不在，下次再来会他。

        我在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看到新珍拎着一兜土豆和番茄，戴着一块乡下人的旧方巾，正从菜场的大铁门里出来。我一时没想好跟她见了面该说些什么，就闪到了门房边一个垃圾桶的背后，没再与她搭话。

        同彬后来到邗桥来找过我一次。那时，邗桥新村的公寓已经易主，我去了距离邗桥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名叫龙潭的地方，在一家建筑工地打零工。中午回到宿舍，看见床上的手机上有八九个未接电话，都是同彬打来的。我没给他回电。

        我在龙潭只呆了七个月。我倒也不是嫌钱少（老板所许诺的工资，事实上只能领到一半），而是夏日将近，天气渐热，十几个人挤在简易的石棉瓦板房里，那股腥臊味实在让人受不了。经人介绍，我去了上会，帮人照看鱼场。有一个安徽人在那里包了一块湖面养鱼。那年初冬，附近的化工厂向湖里偷排污水。我早上一觉醒来，就看见湖面上白花花一片。层层叠叠的死鱼与吐着白穗子的芦苇荡连接在一起，初一看，还以为湖上下了一夜的大雪呢。我随后就离开了那里，辗转来到了新丰镇，在那里的中心小学做勤杂工。

        慢慢地，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带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会离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只不过是在频繁地变更工作，漂泊无着，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我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乡之路。

        我最后的落脚点是青龙山的采石场。如果你的记性足够好，应该还能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父亲曾来这里开矿炼铁。我在采石场的传达室当了一名看门人。这个地方，离我的老家朱方镇，只有十八华里。

        我婶子的骨灰落葬那天，我曾回过一次朱方镇，给她老人家运去了一块大青石做墓碑。办完这件事后，我按照龙英告诉我的地址，去探望春琴。那时，她已经搬到了平昌花园小区的一个单元楼里。

        夏桂秋为我开了门。她没再喊我舅舅。她只是愣了一下，随后笑道：“噢，我当是谁呢！”她正和另外三个人在客厅里打麻将。两个女的，一个老头，我都不认识。随后，夏桂秋望了我一眼，补了一句：“她在北屋看电视。”

        我进了春琴的屋，看见床头的电视机上罩着一个红色的灯芯绒布套，屋里空无一人。夏桂秋一边打牌，一边转过身来对我说：“兴许是她嫌我们吵了，下楼兜圈子去了。”我问她龙冬去了哪里，夏桂秋正忙着吃碰，没再搭理我。我在客厅里勉强呆了半小时，在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中如坐针毡，出了一身汗。起身告辞时，正赶上一副牌结束。夏桂秋歪过身子，看了看下家老头的牌，笑道：

        “看你神气活现、咋咋呼呼的样子，我还当你摸了一手好牌呢，原来是个相公！以后少在我面前装蒜！”

        由于她在说这番话时，忽然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我不免有些多心。下楼的时候，我把她的那句话仔细地琢磨了一下，有些疑心她是在指桑骂槐，心里挺不是滋味。

        回到采石场，我就给龙冬打了个电话。电话倒是通了，只是无人接听，第二次拨过去，随即就传来了“嘟嘟”的忙音。

        当天晚上，我躺在传达室的床上，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想着春琴的处境，翻来覆去总也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为春琴担忧，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实在好不到哪里去。过了年，我虚岁就满五十了。都说人到了五十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可回顾我的一生，既然从来没有上过坡，也就说不上什么下坡路了。不过，如果把人的一生看成是一场演出的话，每个人都有下场的时候。不论你是犬羊之形，还是虎豹之身，不管你是蒲柳之姿，还是松柏之质，都有零落凋谢、草草收场的一天。到了这把年纪，我也该准备下场啦！正像梅芳当年说过的一样，到了该放下的时候，就是放不下，也得撒手。故乡就在十八华里之外，我已经回不去了，青龙山这个地方，眼看着就将成为我人生的最后一站。其实也挺好。虽说是荒山野岭，人迹罕逢，但我一想到我那死去多年的父亲曾经在这里开过矿，心里总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亲切有味，能在这样一个地方终老，也还算凑合吧。这样想着，天快亮时，我总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年盛夏的一天，我记得是中午十二点钟刚过的光景，我正在传达室里看午间新闻，一个身材短小、皮肤黝黑的姑娘来到了传达室的门前。我正要上前问她找谁，那姑娘一把摘下头上的草帽，笑着对我说：“伯伯你忘性大。你又不认识我了？我是芦花呀。”

        原来是芦花，永胜的二女儿，在朱方集团旗下的造纸厂当清洁工。在我婶子骨灰下葬的那天，我们曾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芦花是来送信的。她说春琴不行了。她还说，永胜的腰椎病犯了，走不动路，让她来采石场报个信，“春琴不行了。你现在赶回去，没准还能见上一面。再晚，就来不及了。”

        芦花还要赶回厂里去上班，连水都没喝一口，就急着要走。我送她出门时，芦花一个人在前面走得飞快。我只得远远地问她，春琴得的什么病？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不行就不行了？芦花又往前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朝我喊了一句：

        “他们家的事，不好说。”

        随后，她冲我挥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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