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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通庵

        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有一天,父亲和我起了个大早,踏着满地的寒霜,来到了朱方镇,去公社的澡堂子洗澡。他先给我洗了头,然后帮我把浑身上下都擦洗干净,嘱咐我到隔壁的木椅上等他。他自己则趴在浴池宽宽的边沿上,让一个搓澡工替他搓背。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赤身裸体的样子。当他回到热气蒸腾的换衣间,在潮湿的地上寻找木拖时,我有些难为情,别过脸去不敢看他。父亲在身上盖了一条浴巾,唤来了修脚工替他剪了指甲,这才侧过身来问我:“过了年,你就十二岁了。假如爸爸要出去几天,你一个人在家能应付吗?”

        我说我能应付。

        “可你的个子刚够到灶台,怎么做饭呢?”

        我说我可以站在小木凳上。

        “你知道做饭时该放多少米,该放多少水?”

        我说,我可以将一把铜勺沉到饭锅里。如果水与铜勺的边沿齐平,就说明水是合适的。他又问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回答说,看看灶膛里的明火有没有熄灭,特别要紧的,是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余烬掉在柴草上。最后,他问我,要是遇到什么自己应付不了的急事,那该怎么办?我说,大事找德正,小事找老福。父亲点点头,将随身带来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新做的卡其布裤子,一件藏青色的哔叽上装,让我换上。他说待会儿要带我去镇上的照相馆拍一张小照。

        拍小照的大胡子,有点不太好打交道。从头到尾没给我们好脸色。就连父亲把手搭在我背上这样的小事他也要管。他阴沉着脸提醒父亲说,照相时最好不要勾肩搭背。我父亲虽说也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可这回立刻就火了。他索性把我抱起来,坐在了他的大腿上让他照。大胡子最终让了步。

        我们从红星照相馆出来,就拐进了附近的一家包子铺。父亲买了四个包子,他吃了一个,另外三个都留给我。在吃包子的时候,我问他这次出去要多久才回来,父亲想了想,眼睛看着别处说,他也拿不准。

        我说:“三天?”

        父亲没吭气。

        “四天?”

        父亲还是没吭气。

        我说:“那么,五天?”

        父亲咬着嘴唇,把脸转向墙壁。过了好一会,他才转过身来,笑道:“差不多吧。不过,我出去这件事,你跟任何人都不要说。”

        父亲是当天后半夜离开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天落着雪。我看见父亲在大港的渡口,上了一条下水船。他要去南通找一个叫徐新民的人。奇怪的是,在我的梦中,徐新民的长相竟然与照相馆的那个大胡子一模一样。我当时虽然年纪还小,凡事尽往好处想,但对于父亲当时的危险处境,并非全无察觉。可一想到“徐新民”这三个字,心里就像是获得了某种安慰似的,总觉得这三个字可以帮助父亲渡过难关。

        两天后的一个中午,高定国挑着一担柴禾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将担子歇在了院门外。他朝院子里望了望,问我:“这两天没见你父亲的人影?他去哪啦?”我说,“哪也没去。他得了重伤风,鼻子不通,在家躺着呢。”高定国“噢”了一声,再次踮起脚来朝院内看了一眼,随后挑起担子,一脸疑惑地走了。

        又过了一天,我在码头上碰见了老福奶奶。还没等她问我,我就抢先对她说,我爸爸出门了,去青龙山开矿去了,要过五天才会回来。老福看了看天上镶了金边的乌云,愣了一下,狐疑道:“青龙山那个铁矿,去年秋天不是就完工了吗?他去开什么矿?等你爸回来,叫他赶紧来我们家一趟,我有话要问他。”

        终于到了第五天。

        那天婶子家杀了一口过年猪,叫金花送来了一碗杂碎汤。我估摸着父亲就要回来了,就特地做了一锅米饭,想让父亲回来夸一夸我做饭的手艺。不管我怎样小心,米饭还是烧焦了。

        油灯的油快要燃尽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来。我没去阁楼上睡觉,而是倒在父亲的床上过了一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叫门声惊醒时,天光已经大亮。

        我打开院门,发现外面站着几个公安局的人,其中有一个腰上还别着枪。

        在他们身后,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他们挤挤挨挨地站在燕塘边,就连老福奶奶的家门口也都挤满了一堆一堆的人。我看见同彬和永胜两个,骑在池塘边的一棵楝树上,正伸长着脖子朝这边踅探。小斜眼拉着他姐姐雪兰的手,张着嘴,站在树下。小武松、更生和小木匠赵宝明也在哪儿。他们都不说话。

        我知道出了大事。

        大约半个月后,高桥那个拾荒的哑巴,在便通庵的破庙里发现了父亲的遗体——他把蓝布包裹撕成了碎布条,吊死在缀满蜘蛛网的大梁上。

        我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法,但从老福奶奶的嘴里“叫他们抓住了,没准也是个死”这样的话来判断,父亲的罪过想必十分严重吧。但父亲为何会选择在便通庵悬梁自尽,村里人的说法各不相同。这个疑问整整纠缠了我的一生。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算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

        按照叔叔和婶子的意见,不如就在便通庵随便找个地方,替父亲挖个坑,“用草席一卷,埋了便罢。”可赵德正坚决不同意,他执意要将父亲运回到村子里安葬。婶婶骂他多管闲事,逼问他棺材从哪里来?德正二话没说,就吩咐小木匠赵宝明去拆自己家的门板。后来,高定邦拿了个主意。他让老牛皋把那个现成的棺材先让出来,等到往后村里的林木成了材,再做个棺材还他。他和小武松亲自上门去跟牛皋商量,可老牛皋死活不肯。最后,高定邦也急了,他把眼睛一瞪,从口袋里掏出一段麻绳来,不由分说就要绑他。龙英一看对方要动粗,只得出面打圆场。她开导丈夫说:“你傻啊?有人替你死了,你就可以不死了。说不定,这棺材你根本用不上。”

        老牛皋这才松了口。

        父亲的遗体运回村来的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全村的人都站在磨笄山的山顶,看着那口白木棺材,由十八个人抬着,顺着便通庵前的陡峭斜坡,一点点矮下去,矮下去,到了沟底,就看不见了。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在父亲的棺木暂时消失的这个瞬间,我心里才会稍微松快一些:我眼前除了漫天的风雪,什么都没有。可我知道,此刻,那口棺材正从对面的山坡上一点点、一点点地升上来。正因为我暂时看不见它,当它一点点升到沟壑的顶端,突然出现在磨笄山的山顶时,才会显得更加惊心刺目。

        棺材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最先上来的是小武松和朱虎平。德正和定邦互相搭着胳膊,喊着上山号子,走在了最后。

        在场的人,大人孩子无不落泪。梅芳站在我身后,用手紧紧地箍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泪水掉落在我的额头上,顺着我的鼻梁往下淌。我能感觉到,她怀有身孕的大肚子紧紧贴着我的脊背。

        在那一刻,在雪花纷纷下坠的山岗上,在灰蒙蒙空旷的苍穹之下,在失去父亲的巨大悲伤和恐惧中,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天地的清、周正和庄严。

        父亲被安葬在村东的桑树林里。当天晚上,老福奶奶将我送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春琴已经在灶堂里生火做饭了。她假装不看我,只顾自己一个人流泪。灶膛的火照亮了她那张悲伤又带着怒气的脸。晚上,她照料我吃完饭后,没有回家,睡在了父亲的那张床上。我记得那天她跟我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那时,我已经在阁楼的床上躺下了。春琴爬到楼上,在黑暗中一直腰,额头就被楼顶撞出了一个包。她揉着额头,在我床边坐了一小会儿。半晌,她囔着鼻子对我说:

        “德正让我转告你,要是你婶婶提出来和你并家过日子,你可千万不要答应。你父亲刚死,他们已经在惦记你们家的这幢房子了。”

        第二天,春琴的妈妈得到消息,特地从半塘赶了过来。她对我说:“这些天我眼皮老是跳,心里慌慌的,就知道要出事。谁知应在他身上。你妈不在跟前,也没个人到他坟前哭一哭,送一程,不好。”

        于是,她就趁着天黑,独自一人来到桑树地里,跪在父亲的坟包前,撕心裂肺地哭。从傍晚时分,一直哭到半夜。最后,王曼卿被她哭得实在睡不着觉,就起身去灶下烧了一碗红糖水,给她端了过去,费了半天的劲,才把她劝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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