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七四年冬天，高家兄弟就已反目成仇。为了平息日甚一日的闲言碎语，高定邦一赌气，就依了马老大的撺掇，与野田里的一个寡妇匆匆忙忙结了婚。但谣言并未就此歇绝。两年后，高定国与梅芳离了婚。知青小付调到朱方中心小学任副校长，夫妻二人在朱方镇上找了个房子住了下来，从此很少在村里露面。村子里有人议论说，如果高定国早一点离婚，或者说，高定邦晚一点和寡妇结婚的话，梅芳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大伯子的怀抱。当初，高定邦单身的时候，村里人编出瞎话说，兄弟俩合娶了一个老婆。如今呢，梅芳一个人落了单，与哥嫂同在一个屋檐下，村里人又说，高定邦等于是娶了两个老婆——前半夜和寡妇睡，后半夜与梅芳睡，“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翻过来，覆过去，闲话一样有的说。

        一天晚上，高定邦去野田里岳丈家喝酒。在回家的路上，他醉醺醺地走到便通庵附近，往金鞭湾里撒了一泡尿，心中忽然就生出一个念头来：金鞭湾的水直通长江，如果在便通庵建一个排灌站，把长江水调入新田，再在新田里开挖一条河渠，取之不竭的长江水将会沿着水渠注入全大队的每一寸良田。他让弟媳梅芳帮忙，连夜给公社起草了一份报告。新上任的公社书记陈公泰正在四处抓典型、树标兵，也很想闹出点动静来，当即就拍了板。他亲自出面，和野田里所属的东升公社协商，不到一年，就在便通庵旁修了一个排灌站。剩下的事情就变得极其简单了——高定邦只需在村庄与便通庵之间，开挖一条两三米宽的人工渠就可以了。他对陈公泰夸下海口说，半年之内，就请陈书记来村里为新修的水渠剪彩。

        可是这一次，高定邦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他在祠堂里召集了社员大会，到场的人寥寥无几。定邦又让银娣和新珍去各家动员，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满口答应，可到了开工的那一天，除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十几位干部之外，只来了三个人：老鸭子、春琴和王曼卿。

        那时，年老色衰的王曼卿傍上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位相好赵柏生，两人搭伙在菱塘养鸭子。王曼卿只干了半天活，下午就溜了号，去菱塘边照料她的鸭子去了。

        这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开渠的人驱赶到了便通庵中。高定邦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望着屋檐的雨帘发愣。小武松潘乾贵走到他身边，挨着他蹲了下来，递给他一支烟。小武松说：

        “时代不同了。如今田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所谓的大集体早已名存实亡。除了我们这几个老杆子，你说说你还能指挥得动谁？你要修这条日屄的水渠，目的无非是为了防旱排涝，多打粮食，这是好心。大家都看在眼里，不用说。可你想一想，就算是年年风调雨顺，村子里也没人愿意种地了。种地不赚钱，弄不好还他娘的赔钱，邪门啊！我们大队的地，差不多有一半都撂了荒。每个人做梦都想办个厂子，做点生意，一夜发家。就连王曼卿那等货色，也都知道从鸭屁眼里往外抠钱。我劝你不如趁早收手，别再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了。我的话先说到这里，你琢磨琢磨。”

        那时，高定邦正憋了一肚子火没处发呢，小武松的一番话，句句都戳到了他的痛处。定邦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对小武松道：“如果你不想跟我再打一架的话，就请你滚远点吧！”小武松也不愿示弱，他把头抵到定邦的胸前，挑衅似的笑道：“老哥，别那么不识相。如果我们再打一架，你掂量掂量，谁会赢？”说完，没等雨停，就一把拽过他老婆银娣，回家去了。小武松夫妇这一走，干部们很快也溜走了一大半。第二天来新田的工地上干活的，就只剩下了四个人：高定邦、梅芳、春琴和新珍。

        没过两天，新珍从公社的卫生院弄来了一张“腰椎间盘突出”的证明，向定邦告了假。春琴本来就和梅芳不对付，新珍在的时候，她还有个人可以说说话，新珍这一走，春琴总觉得哪儿有些别扭。她在村中遇见了回娘家探亲的赵金花。金花说：“人家大伯子和弟媳妇正打得热火朝天，你一个寡妇人家，硬要搅在里边，碍手碍脚，有意思吗？”经她这一顿抢白，春琴一生气，也就不去了。

        当高定邦与梅芳在新田里挖沟的时候，村里的几个二流子就聚在更生家的山墙边，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看他们的笑话。这个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个说，“累了有什么要紧？亲个嘴，加点油，接着干，浑身是劲。”这些话传到梅芳的耳中，她就哭着离开了。

        新田的工地上终于只剩下了定邦一人。

        春琴的家就在新田的边上。她从窗户里看见高定邦挥锄开渠的身影，心里就有点着急。她知道定邦是在跟自己斗气，知道他跟当年的丈夫赵德正一样，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掉在自己挖好的坑里出不来了。她把儿子龙冬叫到跟前，央求他“好歹给定邦叔叔去做个伴，搭把手”。龙冬倒是很听话，他二话没说，扛起一把铁锹就出了门。可他还没走到新田，就被龙英的儿子小满截住，几个人去祠堂打牌去了。

        高定邦没撑多久。他在吐了几口鲜血之后，终于晕倒，被人送到了公社的卫生院。当天晚上，高定邦在病床上醒来，发现除了哭哭啼啼的老婆和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儿子之外，病房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等到眼前那影影绰绰、重重叠叠的影子终于在瞳孔中聚上了焦，定邦才认出来，那人正是我的堂哥赵礼平。礼平告诉他，他已经垫付了全部的医药费，并从镇江的江滨医院请来了一位专治胃出血的内科主任，“你安心养病。至于新田的那条河渠，你也不用操心，我来替你挖！”

        高定邦一听礼平要替他修渠，不由得笑了，“你来挖？你会变戏法？”

        礼平道：“这你就不用管了。蟹有蟹路，虾有虾路，我自有办法。”

        定邦瞥了一眼堆满床头柜的水果和补品（还有一束鲜花），在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之后，再次笑了起来：

        “赵董事长，这么大的人情，我高某人可还不起啊！”

        “高书记客气了。”礼平不紧不慢地笑道，“要说人情呢，高书记求我的时候少，我求高书记的时候多。过去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你好好养病。我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说完，礼平站起身来，朝定邦拱了拱手，弓着身子，倒退着离开了病房。

        大约半个月之后，大病初愈的高定邦在老婆的搀扶下，沿着刚刚竣工的河渠堤岸漫步的时候，不由得百感交集。他听人说，赵礼平出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百个安徽民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水渠修得又宽又直。高定邦望着河渠两岸新栽的整齐的塔松，禁不住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小武松说得没错，时代在变，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也在变。在亲眼看到金钱的神奇魔力之后，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所谓的时代是一本大书的话，自己的那一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人翻过去了。

        老婆看见定邦哭，也跟着他哭。两人哭了半天，老婆道：    “老高啊，自打我跟你成了家，还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过呢。”

        高定邦吃惊地回过头，望着老婆瘦小的身躯，心中悲悯难忍，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最后，他噙着热泪，对老婆笑了笑，道：“高兴。高兴。”

        这年秋天，高定邦辞去了大队书记一职。他的职务由我原先的小舅子斜眼暂时代理。

        但事情还没完。

        一年初春，来自福建的一位蒋姓老板，酒足饭饱之后，由赵礼平陪着，在村里村外转悠了一整天。据说，蒋老板对我们村一带的风水赞不绝口。他站在便通庵的那处破庙前，手在空中胡乱地划了一个大圈，要把这一带的土地“全都吃下来”。礼平问他怎么个吃法。蒋老板说：“这好办，我们各出一半的钱，把这块地方盘下来。至于将来做什么，再说。只要有地，我不怕它长不出花花绿绿的票子来。我在朱方镇找地方建造安置房，项目报批和全部的拆迁，你来负责。”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等到了第二年夏末，朱方镇的安置房已悄然封顶，可礼平这边的拆迁仍然一筹莫展。他咬咬牙，将原先许诺给村民的拆迁补偿费提高了一倍，村民们照样不理不睬。礼平一着急，就把刚刚在刑警大队升任大队长的高定国叫到了跟前，责令他找来些虎狼枭獍，动用“非常手段”，给那些冥顽不化的村民们一点颜色瞧瞧，“出了事，我担着。”

        高定国哭丧着脸道：“人好办，你要多少，我给你叫多少。可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下不去手啊！”

        最后，新上任的村长小斜眼想出了一个主意。他的斜眼紧盯着高定国，实际上却是在跟赵礼平说话：“当年高定邦不是在新田修了一条水渠吗？他娘的，一次也没用过，如今正好派用场。干脆，我们来他个水淹七军！”

        赵礼平一动不动地望着小斜眼，虽说两个人的眼神怎么也对不上，但他还是笑了。

        那时的金鞭湾早已被附近的化工厂污染，浓稠的黑水顺着高定邦下令开挖的水渠倒灌进来，很快就将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水退之后，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柏油似的胶状物，叫毒太阳一晒，村子里到处臭气熏天。燕塘的水面上漂着满满一层死鱼。青蛙和蛇类也都自暴自弃，翻起了白肚皮，在树林里静静地腐烂。就连井里的水，喝上去也有一股刺鼻的火油味。

        没有任何人责令村民们搬家，可不到一个月，村庄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吃了暗亏的村民，并不怎么憎恨赵礼平。他们在大街上看见赵礼平那辆插着国旗的宝马车远远驶来，仍像往常那样纷纷让道闪避；当赵礼平的形象出现在当地的电视新闻中，他们仍然念念不忘，用“一个劁猪郎如何变成亿万富豪”的励志故事，来教育他们昏昏噩噩的子女。他们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高定邦的头上——定邦当年提议开挖水渠，仿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拆迁的僵局中给予村民最后一击。他们一刻不停地咒骂高定邦，咒骂他痰中带血、尿中带血，咒骂他全家死光光。

        高定邦育有一子，取名高国柱。孩子长到十六七岁时，老婆苦口婆心地劝定邦“放下臭架子”去求求赵礼平，好歹给孩子在朱方集团谋个职位。高定邦用“除非我死了”这样的狠话让老婆闭嘴。至于说孩子的前途，定邦早已经为他谋划好了。一旦他年满十八岁，就让他去部队当兵，因为据他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

        高国柱连续两年参加了新兵入伍的体检，两次都因身体单薄（外加哮喘）被刷了下来。最后，定邦就把自己在部队时练就的一手做菜的本领传授给了儿子。父子二人挑着锅碗瓢盆，在朱方镇走东家，串西家，靠给人烧菜做饭，勉强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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