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正去职之后，燕还旧窠，仍回祠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从春琴口中“定邦这个人还算有良心”这句话来判断，她对德正最后的安排也是满意的。毕竟，他用不着跟社员们一块下地，工分按甲等劳动力计算，倒也乐得自在。德正原本就是从祠堂里走出来的，如今辗转几十年，又回到了儿时熟悉的环境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好比做了一个梦”。

        夏天时，德正常常手执钓竿，在燕塘的树荫下钓鱼。到了冬天，他就坐在池塘门口晒太阳，顺便帮邻居照看一下晒在那里的稻麦和黄豆。那个时常躲在他背后的红衣精灵，终于不在他的梦中出现。

        “我看他的病，是被吓好的。”春琴说，“被人押着，一丝不挂地在村里丢人现眼，老赵家祖宗八代的脸都叫他丢尽了。倒也好，吃这一吓，那块心病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在德正抱怨自己“骨头闲得发了霉”的同时，他衰老的速度也十分惊人。刚刚五十出头，两鬓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脸颊上核桃般的沟壑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老人斑”。德正比春琴大了整整二十六岁。成亲之后，也许是不好意思直呼其名，春琴一直叫他“喂”；有了龙冬之后，春琴跟着儿子叫他“爸爸”；到了后来，干脆就称他为“老爷爷”了。

        定邦上任后的第二天，就把唐文宽从学校里赶了出去。村里有人议论说，定邦将老菩萨清理出教师队伍，是在替赵德正的蒙冤报仇，这其实是个误会。在村子里的男人与王曼卿的复杂关系中，高定邦开始得有点晚，但却是坚持得最久的一位。在赵德正被抓的第二天晚上，高定邦高烧还没退，就独自一人急急忙忙地到了王曼卿家“调查情况”。平时流里流气的小斜眼，这回倒说出一句精妙的话来，在村子里流传了很久：

        “高定邦不仅继承了赵德正的官职，也把王曼卿顺便继承下来了。”

        定邦决定立刻开除唐文宽，其实另有原因。他接到了县公安局发来的一份有关唐文宽历史问题的正式公函。据亲眼看到过这份公函的赵宝亮回忆说，其实，唐文宽原本不叫唐文宽，而叫卢家昆，祖籍盐城。他父亲卢祖棠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绸布商人，一直寄寓上海。赵宝亮说：

        “他好像早年在北平上过大学。不知怎么的，大学上得好好的，又去投了军。先是去了缅甸。他的胳膊就是在那里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掉的。后来，他的部队长年驻扎在怀化。湖南的怀化。再后来，又忽然想起要去上海找寻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哥哥也是行伍中人，居什么官，我也弄不清。他化装成了一个桐油商人，来到了镇江。不过，这鬼东西与我们村非亲非故，怎么会想得出到这里来藏身？”

        唐文宽的身世和经历，赵宝亮说得颠三倒四、漫不经心。不过，对唐文宽与知青小付办理交接手续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宝亮却说得十分详尽。

        那天下午，唐文宽将办公室的抽屉清理干净，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交给了扎着羊角辫的小付。本来，办完交接，他就该走了。可是，唐文宽却靠在桌边，直勾勾地盯着小付看，直到她捏弄着衣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随后，唐文宽冲着小付奇怪地笑了一下，说出了一长串谁也听不懂的怪话。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对着孩子说怪话，一直是唐文宽让他们大笑不止的法宝。可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一听到他说怪话，知青小付的脸顿时白得像一张纸，张开的嘴，就再也合不拢了。等到唐文宽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已经听不见了，小付仍然惊魂未定，若有所思。赵宝亮上前轻轻地在她背上拍了一下，又推了推她的胳膊，笑着问她，唐文宽刚才跟她到底说了什么？“莫非他的怪话，你能听得懂？”

        小付这才转过身来，对宝亮道：“他说的不是什么怪话，而是标准的英文。比教我英文的表舅说得还要流利。如果把那段话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大致是说：一年当中，有三百六十个日日夜夜。这些日子就像一把把刀、一把把剑，又像漫天的霜、漫天的雪，年赶着月，月赶着日，每天都赶着你去死。等到春天结束的那一天，花也败了，人也老了，我们都将归于尘土。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些人曾经存在过。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他的那番话，大概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奇了怪了，你们这个穷山沟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宝亮道：“话倒是实话，就是太颓气了些。”

        唐文宽真实身份暴露之后，村里人倒也不怎么在意他最终的命运——因为据年长的老人们推断说，如果不枪毙的话，二十年的监牢是跑不掉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在唐文宽这个人身上，究竟还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同彬说，根据他从“某位不便透露姓名的重要首长”那儿听来的消息，唐文宽在胳膊没被炸断之前，就算骑在风驰电掣的摩托车上，也能双手打枪。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他身上还有一件大事。我就不说了，说出来，当场吓死你！”

        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同彬所谓“骑在摩托车上双手打枪”的说法，来自雪兰的弟弟斜眼。而斜眼的虚构，则是受到了当时一本名叫《红岩》的小说的启发。斜眼还认为，不出半个月，唐文宽就得被押上刑场挨枪子，啪的一声，老命归西。

        至于同彬说的“另一件大事”，直到十几年后，我们在南京再次相见时，同彬才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这桩事尽人皆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不过，公社对唐文宽最终的处理决定，还是让村里人颇感意外。斜眼所期待的枪决，并未如期到来。甚至，唐文宽连一天牢都没坐过，只是被安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村里接受劳动改造。每当批斗“四类分子”的群众大会召开之际，唐文宽也会被押上台去，走走过场。他之所以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据说是因为有“贵人”暗中相助——他当年在新六军共事的一位姓仝的兄弟，一九四九年投诚之后，长年在民政部门身居要职。

        在病榻上淹留多时的赵锡光，本想多捱些时日，熬到他冤家唐文宽被绑走的一天，终于未能如愿。在唐文宽处理决定被公布的当天晚上，他立刻就死掉了。

        早在半年前，郭济仁的儿子郭昌师最后一次来给赵先生诊病。自知来日无多的赵锡光，向师娘冯金宝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请龙英来服侍他，直至归天。师娘当然不会答应。她怒不可遏地质问丈夫：“你裤裆里的鸡巴都烂成了一堆狗屎了，怎么还动这个歪脑筋？挑三拣四的，莫非一碗水经了龙英的手，就会变甜了？”赵锡光既不解释，也不生气，只是傻笑。每当冯师娘给他端来鸡汤、莲子汤和银耳羹时，都被他笑嘻嘻地摔在了地上。他的理由似乎也不容辩驳：

        “你看噢，龙英自从嫁到我们村来，除了照顾老牛皋，就没干过别的。她最会服侍人了。本乡本土，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她这样的人来。牛皋年年作死，可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最近倒能下地挑粪了。被龙英服侍过的人，想死都死不了啊。”

        冯金宝揉了揉哭得红肿的眼睛，颠着小脚，去找她的儿媳妇新珍诉苦：

        “这个老东西，也不知是怕死呢，还是心怀鬼胎，死活要请龙英来家服侍，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亏他说得出口！”

        新珍的看法倒与婆婆有些不同：“你儿子这个人，你是晓得的，天还没黑，就上床挺尸，一觉到天亮，天塌下来都不管。指望他去照顾老头子，不现实。我这个做儿媳的，成天在公公床前，为他擦身洗澡，倒屎倒尿，怎么说也不太方便。不如就找龙英来，许她几个钱，倒也罢了。爸爸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什么鬼胎不鬼胎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大不了也就是摸摸捏捏，还能怎么样啊？你老人家，心也该放宽些个。”

        一番话，把老婆子说得闭口无言，最后叹了口气，走了。

        新珍连夜赶到龙英家，请她来家帮忙。龙英倒也爽快，满口答应：“左右是帮个忙，什么钱不钱的，嫂子不要放在心上。”

        在赵锡光“眼看就要不好了”的最后两个月中，冯师娘只在赵先生的书房里睡觉。赵先生的房间，她连到也不到，随他们怎样“摸屄抹屌”，只想图个耳根清净。有时候，偶尔经过赵先生的卧房，往里探探脑袋，还是免不了要跺着脚骂上两句：

        “你就行行好吧！早死早升天。这么硬撑着，白白遭罪，能多喘几口气呀？”

        据新珍说，老太太倒也不一定是巴望着赵先生早死，而是舍不得自己被赵先生随手送出去的财物。一天晚上，龙英去婶子家，把叔叔的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借走了。据她判断，赵锡光“挨不了多久了，也就是这三两天的事”。她对婶子说，深更半夜的，她一个人守着那个嘴里嘶嘶往外冒气的“死鬼”，既无聊，又心慌，“听听收音机，兴许还能壮壮胆。”

        赵锡光先生是听着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著名唱段离世的。死后头七未完，冯师娘就去大队部找到高定邦，哭闹了整整一个上午，“钱花得一个子不剩，也就不去说它了。家里但凡值钱的东西，都叫龙英那没廉耻的货搬回家去了。”她还绘声绘色地向定邦揭发说，龙英如何如何在赵先生床前，解开自己的裤子，让老东西过眼瘾。害得定邦频频背过身去，掩口而笑。最后，高定邦硬着头皮去了龙英家，磨了半天嘴皮子，这才让她把冯金宝冬天取暖用的一只“宣德炉”还了回来。

        早上放完牛，我刚回到门前，在园子里拔菜的老福叫住了我。她说王曼卿刚刚到家来过，“不知是什么事。”我回到家中，看见灶台的木桌上放着一堆衣物，是德正出事那天被剥下来的衣裤。王曼卿已经把它洗干净了，烫得整整齐齐，大概是想让我给春琴送过去。在这堆衣物的旁边，还有一只蓝边碗，碗里放着七八颗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枇杷。等我把那碗枇杷吃掉之后，我看见碗底上用铁杵凿出的一个“唐”字。这碗枇杷，应该算是给我跑腿的酬劳吧。

        这天中午，我抱着衣服来到春琴家，她正在灶下的水缸边洗头。春琴说，她和银娣两个在大晒场扬了一上午的麦，满身满头都是麦芒，“浑身上下哪儿都痒。”那会儿早已用上了肥皂，可春琴还是喜欢用枸杞叶搓出泡泡来洗头。她让我搭把手，把水壶里的热水倒在一只铝勺里，掺上凉水，慢慢地往她头上浇。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格子衬衣，脖子上搭着的干毛巾已经被水浸湿了一半。我按照她的吩咐，一边帮她洗头，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头发丛中那些碎碎的枸杞叶一一拣掉。

        洗完头，她就坐在太阳照得见的窗下，用篦子篦着头发，背靠在柱窠上，不时扭动着身子蹭痒。她让我自己去灶上舀粥喝。我告诉她我已经吃过饭了，春琴就把眼一瞪，道：“废话怎么这么多？再喝一碗，能撑死你？”

        我只得按她说的去做。

        等我喝完了那碗豇豆粥，站起身来正打算离开，春琴抬头看了我一眼，道：“干吗急着走？坐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只得坐了下来，可春琴并不急于和我说话。她慢慢地剪完了手指甲，把身上的碎屑拍了拍，这才神秘地朝我扬了一下脖子，笑道：“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我跟着她出了灶房，由一个堆放着山芋的门厅，进了她和德正的卧室。春琴打开了五斗橱最顶层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中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原来是春生。

        这么多年没怎么见他，早年那个病怏怏的孩子，摇身一变，仿佛在一夜之间就长成了一个高大白皙的青年。他身穿军装，扎着武装带，腰上还别着一把手枪（很可能只是一个拍照用的道具手枪），眉宇间透着勃勃的英气。从相片上“红光照相馆”以及“安顺”的字样来看，我知道，春生此刻已身在贵州。春琴说，他是去年秋天入伍的，是空军。因为走得急，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赶上半塘大队组织的行前欢送会。她还说了说春生在贵州那边的情况，言语之间，颇为她的这个弟弟感到骄傲。

        她仍然把照片装入信封，放回到抽屉里。随后，她挨着床沿坐下，身体稍稍后仰，双手撑在被褥上，忽然冲我做了个鬼脸，也不说话，只是望着我，无声地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笑，为什么会用那种诡谲的眼神看我，心里七上八下，脑袋有些发木。我愣愣地望着她，不知怎么就想起同彬和王曼卿的那档子事来，心里早已开始怦怦狂跳。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忽听她低声对我说：“你去把房门关上吧……”

        你可以想见，我当时真的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或者说，是不是听错了她的话。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令人心惊肉跳的疑问句，每个句子都是以“莫非”开头的。

        春琴见我站在那儿没动，只得自己从床上下来，走过去，嘭的一声，把房门给撞上了。那时，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正在播送京剧《智取威虎山》。房门一关，屋外喇叭里的锣鼓声顿时小了很多。

        “成天都是样板戏，吵死人了！”春琴斜睨了我一眼，笑道，“我说你这人今天到底是怎么的啦？一副丢了魂的样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也没做什坏事，怎么像个女孩似的，动不动就脸红！我来问你，你觉得丽华这个人怎么样？昨天下午，我跟她妈在棉花地里拔草，她托我帮她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她今年虚岁二十一了，算起来，跟你差不多大。我心里就琢磨着，干脆把丽华说给你做老婆，好不好？”

        我心里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春琴虽说只比我大五岁，可既然她嫁给了德正，按辈分，我是应当叫她婶子的，可我一次也没这么叫过她。即便是大年初一见到她，我依旧叫她春琴。父亲去世后，她早已习惯了对我的事大包大揽，同时，我对她也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深的依赖——其深邃悠远，只有我本人心里清楚。村里人也早就认可了我与春琴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有事要找德正走后门，就会想到春琴的门路。他们在春琴那里碰了壁，有时也会跑来找我，央求我给德正和春琴传话。王曼卿把要还给德正的衣服直接送到我们家，就是一个例证。

        不过，春琴代替我做出的决定，并不是每次都对。比如说，有一回，县文工团来公社招收演员，她执意要我去朱方镇的群众艺术馆“碰碰运气”。我被她逼得没办法，只好去了。临走前，她让我穿上德正结婚时的一件中山装，又在我两边的脸上都涂了些胭脂，使我那苍白的脸显出一些血色。结果，等到我出场，我那首有点跑调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还没唱完，文工团的一位副团长早就趴在桌子上笑岔了气。甚至，她在打了一个喷嚏之后，仍然接着笑。

        随着年龄渐长，对于春琴那些有道理或蛮不讲理的命令，我从来没有反抗过。我知道，顶撞、违拗的结果，无非是加深了我对她的依附而已。因此，那天中午，当她半仰在床上，让我给她一句痛快话，“要，还是不要”时，我就气急败坏地对她说：“这事你看着办。何必问我？”

        说完，我扭头离开了她的卧房。

        几天之后，我推着独轮车，跟着送粮的队伍，去粮管所交公粮。我和永胜远远地落在车队的后边。我们在路边的一棵大榆树下歇脚。我向永胜透露了一点春琴的想法，永胜说：“丽华如今瘦得像一根葵花杆了，你同她成了亲，一抱一把骨头，有什么意思呢？若是换成了她妹子丽娟就好了。这丫头，一个不留神，倒是长成了一个小美人。除了鬼心眼多，其他方面都好。”

        谁说不是呢！这些年来，丽华就像被寒霜打枯的茄子，越发地显得蔫头巴脑、干瘪委顿，性情也变得有些乖张。她跟谁都不说话。长年穿着一件打满了补丁的灰褂子，蓬头垢面，有点自轻自贱。一次，在秧田里拔秧，她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只是稍稍侧了一下身，就在水田里褪下裤子，“叮叮咚咚”地撒起尿来，吓得我跟斜眼、永胜几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我竟然也高攀不上。

        这件在春琴看来“十拿九稳”的亲事，很快就宣告破产。丽华的母亲听了春琴的一番告白之后，半天没有吭气，“脸上有些难看”。而坐在一旁的小木匠赵宝明，则稳稳地笑了一下，对春琴说：“妹子，你糊涂啊！同姓不相婚配，这是祖宗传下的规矩啊！”一句话，就让春琴羞惭而退。

        在小木匠家碰了一鼻子灰，未能打消春琴为我物色老婆的念头。她的下一个目标是雪兰。可是，这一次，她的失败更加惨痛。春琴这回学乖了，用旁敲侧击、半开玩笑的方式来试探小武松和银娣的口风，可觉察到她意图的小武松还是勃然变色，他厉声质问春琴：“你这些日昏了头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言下之意，不要说让他女儿跟我成亲，就是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都是荒谬的，都构成了对他名誉的侮辱。“我们家雪兰，就是嫁不出去，也不能跟了他去拽牛尾巴。这事趁早休提。”春琴还有些不识相，她竟然列举了我的种种优点（大部分我都不具备），试图让对方回心转意。最后，她的“好姐妹”银娣，脸上仅剩的一点耐心，也都被她磨光了。她明确警告春琴不要再说下去了，否则的话，“我们连姐妹也不要做了！”

        当时的情形，我未亲见，但在春琴告诉我结果之前，就已经听到了一点风声。有一天，我在放牛的路上，遇到雪兰的弟弟斜眼。这小子在路边斫草，一个劲地冲我刮鼻子，呵呵地笑个不停。我问他笑什么，斜眼就放下手里的镰刀，站起来提了提裤子，道：“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听斜眼这么说，我就知道，雪兰的事也泡了汤。

        连续两次提亲未成，对我来说，倒也没有什么影响——反正，不论是雪兰、丽华，还是永胜口中貌若天仙的丽娟，我一概都没有什么兴趣。这事的唯一后果，就是让我彻底看清了自己在村子里的糟糕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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