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从薛工的宿舍搬到了邗桥新村的新工房里。我的那个单元在一楼，靠西，只有一间半，不过一个人住也足够了。我是那种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轻松自在的人。只要有扇门，我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除了冬天的风雪和夏日的蚊虫，平常很少有谁光顾我的小屋。直到五六年之后，我的住处才终于迎来了两位访客。

        当我的婶子带着堂妹金花找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应当说，不论是对我的婶子，还是堂妹金花，多年来我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说实话，离家多年后，我第一眼看见婶子，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甚至有些激动。可我的好心情没能持续多久。我正打算问问婶子，大老远来找我有什么事，婶子像是看穿我心思似的，抿嘴一笑：

        “我来看看你在城里过的是什么好日子！”

        她进了屋，东看看，西瞅瞅，很快又感叹了一句：

        “我还当你在城里过上了什么好日子！”

        初一听，这两句话差不多，仔细一琢磨，意思完全不同。

        不久前，我曾收到过一封龙冬寄来的信。他告诉我，我们家的那处空房子被堂哥占了。赵礼平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加盖了几间房，在那里办了一家五金配件厂。高定邦出面阻止，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婶子指着鼻子好一通大骂，最后，定邦也只得由他们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龙冬在信中感慨说，“不要说高定邦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连乡长陈公泰都在走他们家的门路，抢着给赵礼平拎包呢！”

        我判断，婶子和金花大老远从乡下找到邗桥来，多半与房子的事有关。果然，当我们三个人围着过道里的小方桌坐定之后，金花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房屋转让合同，让我在上面签字。婶子说：

        “这处房子，原本就是老赵家的祖产。当初分家时，你爷爷如果不偏心的话，应该一碗水端平，两兄弟一人一半。可怜你那瘸腿的叔叔，人老实，又拙智，净身离了门户，连根针都没带出来，招到我们家做女婿，这些事，一场一节，你都是晓得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提了。现如今，你在南京立住了脚跟，吃上了公家饭，乡下那个房子你也住不上，难道一直空关着养蛇不成？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房子不让给至亲的骨肉，难道还要让与外人？老刀笔不在了，这个文书我是请他儿子长生做的。八百块钱的转让费，一分一厘不会短少。你今天签了字，我明天回家后就把钱给你汇过来。”

        婶子的一席话，说得我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为了压住心头那不时蹿动的火苗，不至于立刻与婶子翻脸，我只得赌气似的在合同上签了字，希望此事尽快了结。签字之后，心里忽然又觉得隐隐作痛。我知道，一旦房屋出手，我跟家乡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络也被切断了，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可这些话，我一句也没跟她们说，说了她们也不会懂。我接连抽了两根烟来平复心情，然后，猛吸了一口气，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请她们去邗桥镇上找馆子吃饭。我原打算吃完饭后，顺便将她们安顿在工厂的招待所里，可婶子执意不肯。她说不如在家随便弄点吃的，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们就走人，“你们家，总不至于连挂面都没有吧？”

        婶子在厨房里忙着下面，我和金花就坐在过道的桌边聊天。

        金花那时已嫁给了宜兴的一个老板，说起话来带着一点无锡腔。金花说，早些年，生产队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村子里几乎没什么人种地了。这也难怪，一年忙下来，累个半死，一亩地只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谁愿意干？大家都忙着办厂，政府也鼓励村民办乡镇企业，“除了我哥之外，宝明放下好好的木匠不做，办了一个模具厂。宝亮也从学校辞了职，办了家五金电配厂，生产灯头底座和电烙铁的手柄。小武松潘乾贵和银娣两个人，张罗了一个酱菜厂，酱萝卜、酱黄瓜、酱大头菜、酱生姜芋，说起来，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就连王曼卿也懒得种地。她和柏生合伙，在菱塘养了几百只鸭子。老菩萨呢，成天拎个录音机，叽哩哇啦地去各个学校门口转悠，专门帮人家补习英语，钱也没少挣。夫妻俩去年还买了一辆摩托车。你还说，王曼卿开起摩托来，也是一把好手。成天神气活现的，到哪里都是突突突，一阵烟。”

        我明明记得，武松和银娣两个人都已跟着雪兰去了上海，怎么会又在老家开起了酱菜厂呢？

        金花说：“上海倒是去过。后来小武松失手将亲家翁打成了重伤，夫妻两个又回来了，靠着儿子小斜眼，一块过日子。”

        我问武松因何与亲家发生争执，堂妹只是笑，不肯说。正在这时，婶子把满满一盆西红柿鸡蛋面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揩了揩手，接话道：

        “你别瞎说，不是这么回事。听银娣说，小武松根本没动手，他只是在亲家的耳边吼了一声，那老头的耳朵就聋了。”

        吃过饭，婶子和金花就挤在我那张小床上睡了。我仍旧回图书馆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在厂门口的路边店里，买了包子、油条和茶鸡蛋，准备回家招呼婶子她们吃早饭，没想到，她们一大早就已离开了。从那以后，直到婶子去世之前，我与她再也没见过面，转让房产的那八百块钱，也终于没有寄来。我听说，堂哥的生意做大之后，在深圳和珠海都买了房子。婶子有半年住在宜兴的女儿家，另外半年就呆在深圳，像候鸟一样在两地飞来飞去。

        二〇〇三年末，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出了车祸，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我不得不另谋出路。半年后，几经周折，我终于在青龙山采石场的传达室找到了一份新差事。

        一天中午，我接到了叔叔从镇江康复医院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没说有什么事，只是让我尽快去一趟。此前，我已经听说，婶子病得很重，已经从深圳回到了朱方镇。

        我赶到康复医院的住院部，叔叔在病房门口等我。他说婶子刚吃了药，正在昏睡之中，让我等会再进去看她。他把我带到了隔壁的一个宽敞的休息室里。金花也在那里。她的身旁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正在低头玩手机游戏。金花让他叫我舅舅，那小伙子白了我一眼，没吭气，金花也没再坚持。房间里还坐着三四个陌生人，他们眉头紧皱，都在抽烟，不说话。大约二十来分钟后，护士夹着一个病历本，推门走了进来。她刚问了一句“谁是呆子”，我立刻就站了起来，把护士也逗乐了。

        我跟着护士，来到了婶子的床前，坐在了窗边的一张红色的塑料椅子上。婶子微微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还没说话，两行浊泪就从深陷的眼眶里溢出，顺着脸颊无声地滚落。婶子把叔叔支到门外，以便“让我们娘儿两个，安安静静说说话”。

        一听见婶子说“我们娘儿两个”，我心头一热，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婶子抬起她那只插着吊针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床沿，大概是希望我坐得离她更近一些。随后，她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喃喃道：

        “呆子。呆子。我叫了你一辈子呆子。叫惯了，你的真名叫个什么，我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你是有名字的，你的大名叫个什么？”

        我说，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赵伯渝，“你要习惯叫我呆子，就呆子吧，没事。”

        “没错。是叫赵白鱼。你娘生你的那天，有一条白鱼从燕塘的水码头跳上岸来，你爸爸去河边挑水，捡着了。他是个算命的，大概是觉得吉利吧，就给你取名叫白鱼。白鱼啊，你说婶子怎么就这么倒霉？我吃的都是有机菜，喝的都是矿泉水，不抽烟不喝酒，早晚散步两次。怎么偏偏叫我得这个病？白鱼啊白鱼，婶子得了这个病，也不奇怪。婶子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这病就是报应。对不起，白鱼。对不起。真是天打雷劈。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那苦命的妈妈……”

        我一边替她老人家擦去眼角的泪，一边在心里想，婶婶说的这件事，指的会不会是她没给汇来的八百元钱？可听到她说天打雷劈，又觉得不太像。第一次听见婶子一迭声地说对不起，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哗哗直流。

        “要说对不起，我第一个对不起你娘。”婶子说，“你娘去了南京之后，没有哪一年不给你寄东西来。糖果啦，饼干啦，本子啦，铅笔啦，小人书啦，什么都有。有时一年寄一趟，有时一年寄两回。要把你娘寄给你的这些东西，堆在一块，准能堆出个小山来。有一回，她还寄过一块手表。是上海产的宝石花。我第一次收到你娘寄来的东西，一时财迷心窍，就没让你爹知道。有了头一回，就有了第二回。糖果和饼干，都被礼平和金花吃到了肚子里，剩下的东西，全都送到皮村的供销社，让魏广国那狗日的代卖。卖来的钱，我和他平分。我既然做了这件缺德事，就该受这场报应。我这个人，就是死了也不值个价。

        “白鱼啊，婶婶今天叫你来，不光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自打你娘离开朱方镇，她一天都没忘记过你。她的肠子一天都没有直过。她的心没有一天不是揪着的。看着她寄来的那些东西，我就知道，她的心一直在你身上。我担心，要是哪天夜里一蹬腿，这世上恐怕再也没第二个人知道你娘对你的好，知道你娘对你的心。我把骨头里的一点力气都给攒下来了，挺着，硬挺着，等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话。”

        叔叔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圆圆的脑袋探进来觑了一眼，又将门关上了。我陪着婶子哭了好一阵，实在拿不准，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安慰她，就问她，这件事，从头到尾，叔叔是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哪里是什么好人？”婶子舔了舔皲裂的嘴唇，勉强笑了笑，对我道，“你妈妈寄来的那块宝石花手表，现如今还戴在他的手腕上。”

        婶婶的遗体火化后，骨殖仍由叔叔带回朱方镇的集体公墓安葬。那时，儒里赵村已完成拆迁，差不多有一半的村民，被安置在朱方镇一个名叫“平昌花园”的小区里。春琴的家也在那里。

        落葬那天，堂哥礼平和堂妹金花都没有露面。我在青龙山的采石场央人选了一块上好的大青石，叫了一辆金杯车，把石头运回去，给婶子做墓碑。叔叔站在他们家的单元楼下，正在招呼几个前来诵经放焰口的和尚。他见我和司机把石碑从车上卸下来，就一瘸一拐地赶过来，抢着给司机付钱。

        门口还站着一堆人。他们都远远地望着我，都冲着我笑。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走到我跟前，问我还认不认得她是谁。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新珍，可仔细一看，又觉得不像。我猜她是老鸭子，可话一出口，自己都觉得有点离谱。那老太太一拍大腿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稀疏的黄牙齿：

        “我看你也快掘墓了。老鸭子，你怎么不说我是马老大！告诉你，老鸭子早八辈子就死了。她是和老福同一天死的，赶了个前后脚。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真的认不出我来了？我是龙英啊。”

        噢，原来是龙英。

        龙英望着我笑，我望着她笑，两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龙英催着身边的孩子，叫我爷爷。叔叔悄悄地塞给我一张五十元的钞票，让我给孩子当见面礼。龙英刚走开，我就小声地问叔叔，龙英的男人老牛皋是什么时候死的。叔叔被我的话吓了一跳。他吃惊地望着我，同时放下脸来，对我道：

        “谁跟你说老牛皋死了？快别瞎说！人家活得好好的。昨天上午，我上街买菜，还看见他在公园里舞剑呢。莫慌，定邦来了。我去迎迎他。”

        顺着叔叔行走的方向，我看见小区的南门口急急地闪进两个人来，被一名保安喝住了。高定邦佝偻着背，挑着一担厨房做饭的炊具，走在前面。在他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儿子高国柱。国柱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也挑着一担竹篓，里面装着盆碗杯碟。大概是因为瘦弱的身体稳不住担子的重量，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一进门就耸着肩膀，翻着白眼，站在保安的岗亭边，原地直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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