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里，戴高乐将军访美返北非，准备重返巴黎时，带着他16岁的女儿一同去看《白雪公主》，他看到白雪公主因皇子的一吻，突然苏醒时，他回头向他的副官说：“好，我喜欢能觉醒过来的人！”这小小的故事传出来，使人闻到了大革命时代法兰西的传统精神：“不自由，毋宁死。”这精神里曾产生过多少鼓舞着世界上被压迫，剥夺了自由者的希望，就在这精神中也产生过多少法兰西著名的英雄，我们从小就熟悉罗兰夫人的故事，到现在一提起法兰西，面前好像站着一个一手执着火炬、满面慈祥、洁白长袍，赤着脚的自由女神。戴高乐是恢复法国的英雄，该是一个传统精神的象征。

        可是，这又怎能不使我怀疑呢？“好，我喜欢能觉醒过来的人。”这一句话还在人间流传的时候，就在说这句话的口中却又向世界宣告：“法兰西海外殖民地不容改变。”能觉醒过来的人难道只许是白雪皮肤的人才能使戴将军喜欢的吗？本来，不知为什么自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就成了西洋政治标准的一条界线。自由，平等通不过这狭小的运河。我们不希望帝国保护者的丘吉尔会成为自由世界的功臣，可是我们却不能不为以传统法兰西精的象征者自居的戴高乐惋惜，更不能不为自身经过了几年亡国惨痛的，爱好自由、平等的法兰西人民惋惜，他竟会跟着英吉利海峡的暗流，在这解放时代说出了这维持帝国利益的声明。

        殖民地制度在阻碍我们的胜利，又将使这次战争成了一个没有结束人类厄运的一场恶斗。我在1938年的冬天，从西贡登陆，那是我初次访问越南。下船来，有着警察把一船的中国人一起用武装押送到一个法国官吏的大桌前，我们没有犯罪，只是想取道友邦归国。可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武装警察的监视下受到审问。我那时离开法国还不到一个月。凯旋门的雄姿，Notre Dame一带咖啡店里的幽闲，还在我眼前。法国人的热情和亲切，永远是我不能磨灭的印象，可是一过了苏伊士运河，为什么可爱的法国人会用着可憎的面孔对着一个过境的客人呢？

        我本来不必再提这些过去不痛快的琐事，可是我自己觉得为了我从小在罗兰夫人故事中所养成对法兰西自由女神渴慕敬爱的心情，使我不能对这些丑恶的琐事更为深恶痛绝，更叫我惊心的是第二天在西贡海关上，穿着制服的殖民地官吏，竟会伸手向我们索取几十比阿斯脱的贿金。“殖民地对于法兰西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我回国后写给一位法国朋友的信上曾这样说，“这是你们的耻辱。我不想从政治的原则来批评殖民地制度，可是为了法兰西的尊荣，你们不该在东方留下这一个使你们的朋友会痛心的罪薮。”

        去年我从印度回来，我在悲痛的心境中，把同样的话又写了一遍给我英国的朋友。我厌恶殖民地，因为它腐化了我敬爱的朋友。我那时又加上了一句：“你一定明白，你为了这愚妄的制度付下太大的代价了。”

        是的，在这次战争中，不但殖民地的属主在用他们儿女的血来偿赎他们的愚妄，连我们一切为自由而战争的人民，都在付这笔血债。你想：若是广大的印度民族不采取“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的态度，我们后方受难的人也不会像现在一般的困苦，日本怎能这样容易占领同盟国东方的脆弱的一边？现在我们固然有不少理由不能正视这同盟国严重的错误，可是将来的历史家必然会说：这是一个自己解除自己武装，让敌人来屠杀的例子！人不是完全的。错误和愚妄原是我们的本性。但是，使我不能了解的是在任何地方都能令人钦佩的朋友，其不能悔改一个不太难于发现的愚妄。

        我在现在又提起这套话来，因为在这几天里我们同盟国又吃了殖民地制度的一个大亏。当我在报上读到越南法国军队被日军解除武装的消息，我不能不又想起这常使我厌恶的殖民地制度了。若是戴高乐不学丘吉尔而学学罗斯福，越南不成为印度而成了菲律宾，日军怎能在一两天内解除3万法军的武装呢？

        东京的广播本是不可靠的，可是所传越南人民为了独立而狂热的情形，不能完全说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在局外看去很清楚，这是日本的政治攻势。越南的独立是假的，正和当初朝鲜的独立同一性质。可是，谁使日本能采取这一着显然不太失败的政治攻势呢？若是越南人民觉得他们只有在两暴之间择其一，他们是有理由选择一个假冒伪善的暴君。我们应当问自己，为什么同盟国连这一个可以制胜敌人的政治攻势都不能采取呢？相反的，同盟国所许下他们的将来是一个永久不变的奴隶身份呢？

        假如戴高乐真是法兰西传统精神的象征，是一个清算过去错误的新生力量，他应该早就用他看《白雪公主》时的腔调“我喜欢能觉醒过来的人”来向越南广播，他在北非的名言可以拯救3万法国儿女的性命。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能在越南发动几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的合作，像菲律宾一般和盟军协力来驱走压迫他们的日军。反之，他使这些曾经贡献他们血汗于法兰西帝国的越南人民会受口是心非的诺言所欺骗。我实在不能不说是同盟国的一个错误。

        或者不肯做清算帝国的大臣会回答我说，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管不着。我确实很诚恳地告诉他们：我们在这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殖民地太近了。为了我们自己切身的愿望希望同盟国早日胜利，我们是否有权利追问，我们在远东战场是否已动员了一切可以促成胜利的力量？假使有疏忽的话，不但会增加同盟国军民死伤的数目，而且会使将来的和平无法建筑在永久的基础上。我们的盟友，我们有这个善意规劝朋友的责任。

        亡羊补牢，还是有益的。远东的大战刚刚开始，我深切期望戴高乐将军所代表的新兴法兰西民族能有勇气清算他们过去的错误和愚妄。这次流血这样多，痛苦这样深的战事，应当是世界新秩序诞生的母体，在新秩序中自由与平等是不能分割的，更不能以苏伊士运河为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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