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废太子之事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强烈反应。

        第一个做出强烈反应的是朝中大臣。

        张良、周昌、叔孙通等朝中大臣都坚决反对废长立幼。

        其中，叔孙通于汉十二年劝阻刘邦废立太子时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

        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此时的官位是太子太傅，即太子的老师。叔孙通为什么认为太子是“天下本”？因为，太子是储君，是后备君主。一旦开了废长立幼的先例，对整个君主继承制度是一个巨大的破坏。

        叔孙通为代表的朝臣们看重的正是制度治国，他们认为：一旦制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张良、周昌等大臣们的反对皆缘于此。

        废长立幼历来是国之大忌：皇帝多子，皇权巨大，皇子争夺皇权是必然的。历代皇帝在这一问题上都非常犯难，弟弑兄，子弑父，勾结大臣，交通宦官，制造假相，可以说皇子争当皇帝是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历代帝王、大臣也对此绞尽脑汁，采取对策。在种种对策之中，嫡长子继承制最终胜出。为什么呢？

        一是保证国有长君；

        二是杜绝皇位之争。

        古人常云，“国赖长君”。“长君”，是年长之君。“长君”一般阅历丰富，能够处理比较复杂的国事。人非天才，必须要有实践，有阅历，“长君”的优势正在于他有阅历。

        一个王朝如果能够靠规则、制度行事，而不是靠某个国君的个人好恶行事；这个王朝就会稳定得多。因为，靠规则、制度行事，实际上是按法制办事；仅靠某个国君的个人好恶行事，更多地带有人治色彩。对一个王朝来说，法治显然比人治要更稳定。

        当然，嫡长子继承制虽然是祖宗成法，带有一定程度的法制色彩，但是，嫡长子继承制有时也会遭遇尴尬——嫡长子年幼与嫡长子无能。

        关于嫡长子年幼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讲。刘邦遭遇的尴尬是嫡长子无能。

        嫡长子继位是硬规则，但是，嫡长子无能却不能更换，这就是刘邦遭遇的尴尬。这种尴尬，其实是封建帝制规定的父死子继制的死穴！在封建政体下，这一死穴根本无法破解。要么承认一个不适合做帝王的嫡长子继位，要么废掉不适合做帝王的嫡长子而另选一个合适的人选——废昏立明、废弱立强。但是，这种废掉嫡长子另选继承人的问题又违背了嫡长子继承的规则。

        封建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的不合理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相对而言，嫡长子继承制的优越胜过缺陷。因此，嫡长子继位这一规则在历代王朝中最受重视。因为，这一规则的可操作性最强，人为干扰的因素最弱。

        历史上废长立幼带来国乱的不乏其例。晋惠公听信骊姬之惑，杀太子申生，导致国家混乱三世。三国时刘表废长子刘琦，而立幼子刘琮，导致兄弟反目。袁绍废长立幼，导致兄弟相争。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间的艰难抉择导致兄弟相残。到了清代，甚至不敢在老皇帝生前公布太子，只好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预储遗诏。

        另一个作出强烈反应的是此事的最大受害者吕后。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史记·留侯世家》）

        从“吕后恐，不知所为”七个字可知，吕后最初得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震惊，不知道如何处置。

        吕后“恐”在何处？

        一是非常担心儿子的皇帝之位；

        二是非常担心自己的皇后之位。

        前者是夺嫡，后者是夺夫。因此，戚夫人既是情敌，又是政敌。

        无论是夺嫡，或者是夺夫，都超过了吕后能够容忍的底线。因此，吕后绝对不会坐而等死。后妃之争势在必行。

        戚夫人的专宠已经使自己失去了丈夫，但还保留一个皇后之位；刘如意如果立为太子就意味着儿子失去了皇帝之位，自己也将失去皇后之位。

        因此，易位太子是帝位与后位的双重竞争。

        但是，此时的吕后经过多年艰苦生活的历练，已经不是尚未出阁时的温顺听话的乖女儿，她已经成熟了。

        吕后在短暂的惊恐之后，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应对，维护自己的利益。她有针对性地做了两点：

        一是密切关注。

        所谓“密切关注”就是关注事态的发展。《史记·张丞相列传附周昌传》记载了有关吕后“跪谢周昌”的故事。周昌是刘邦任泗水亭长时的老部下，跟随刘邦一块儿起兵。他的哥哥周苛还是一位烈士，为守卫荥阳被项羽所杀。周昌坚决反对刘邦废长立幼。

        刘邦问周昌废立太子一事，周昌口吃，说话结结巴巴，但是，他一听刘邦要废长立幼，非常恼火，他说：我的嘴不会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做，陛下即使想废太子，我也绝对不接受这个诏书。由于周昌口吃加上盛怒，所以，才有“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二语。这里的“期期”正是周昌结结巴巴说话的真实状态（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周昌的激烈反对丝毫没有引起刘邦的不满，更没有大怒，而是看着周昌结结巴巴的样子感到非常可笑。

        几乎所有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讲的语言特色时都要把周昌这句话作为用口语人文的一个代表性例证。《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晋文王司马昭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邓艾，邓艾这个人说话也口吃，一说话就是“艾艾”，所以，晋文王故意逗他，你整天说“艾艾”，到底是几个“艾”（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

        西晋初年的邓艾说话就“艾艾”，西汉的周昌一说话就是“期期”，后人把邓艾的“艾艾”和周昌的“期期”，合起来称为“期期艾艾”，形容一个人的口吃。

        本来，周昌之争是在朝堂之上，吕后如果不高度关注废长立幼之事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吕后却在朝堂“东厢”窃听，竟然听见了后世广为流传的这段谏词。因为废立太子一事关系到她和儿子的身家性命，所以，刘邦在殿中议论废立之事时她就躲在一边偷听。听见周昌激烈地反对，吕后非常受感动，所以，周昌下殿的时候，吕后看见周昌，跪谢周昌（既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周昌，为跪谢），并感激地说：今天假如没有您，太子的地位差一点完了（微君，太子几废——《史记·张丞相列传附周昌传》）。

        “跪谢”周昌不仅对吕后来说是唯一的一次，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皇后如此答谢大臣也仅此一见。

        可见，吕后对废立太子一事多么重视！

        二是求计张良。

        此时，有人为吕后设谋，让他找张良。吕后就让他的哥哥吕泽劫持张良，逼着张良献计。因为，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张良一直以身体有病为由，长期病休。所以，很难见到张良，而张良的足智多谋又被吕后所深知。

        吕泽一劫持张良，张良就知道吕后要干什么。但是，张良并不愿卷入太子继承这种极度敏感的问题之中，可是张良又是反对刘邦废长立幼的功臣之一。但是，张良肯定不会像周昌一样直言进谏，所以，他对吕泽说：皇上在战争困难的时候确实能够听我的意见，但是，现在是因为爱而要废长立幼，这已经不是靠说能了结的事。但是，皇上非常看重的“商山四皓”（隐居在商山的四位年长的高士；皓，白，指发白）却始终请不来，因为他们认为皇上对臣下态度一贯傲慢。如果你们想个办法把“商山四皓”请出来辅佐太子，让他们天天陪着太子，特别上朝之时陪伴太子，皇上一定会看见。皇上知道“商山四皓”辅佐太子，也许会有一用。

        张良这一招非常高明。这一招三十六计里都没有，这是什么阴招呢？这叫制造假象。

        吕后得到张良这一阴招之后，立即付诸实施。吕后派吕泽让人带了太子的亲笔信，还带了一份厚礼，请“商山四皓”出山，这四位高士竟然全来了（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史记·留侯世家》）。

        《万首唐人绝句》载有一首无名氏的《戚夫人》诗：

        自别汉宫休楚舞，不施妆粉恨君王。

        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

        这首诗是模仿戚夫人的口吻写的。“强（jiàng，降）”，质直刚强，这里指为人鲠直的周昌。司马迁《史记·张丞相列传》太史公曰：“周昌，木强人也。”

        首句说，自从离开汉宫之后就再也没有跳过楚舞了，妆也不画了，心中一直怨恨君王刘邦。吕后要是不用重金，怎么请得动商山四皓？至于皇上派鲠直的周昌佐我的儿子，就以为可以保全赵王刘如意的性命，吕后什么时候怕过周昌？

        此诗值得玩味的是“无金岂得迎商叟”一句。“商山四皓”是以节操著名的隐士，但是，“卑辞厚礼”使“四皓”立即来到了太子刘盈的门下。吕后的“厚礼”使“商山四皓”改变了初衷，告别隐居，走向市井。

        这就叫：人格不抵厚礼，名节败于金钱。“商山四皓”不过是待价而沽的“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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