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直峰走后没几天，就是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当时还没有电视，大家只能从无线电广播中收听那庄严盛大热烈欢快的场面。接着各大报纸上纷纷刊登各种各类名人表示拥护的讲话、各级地方政府政策性的表态文章，都提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或“妥善安置，新中国绝不允许饿死一个人”这些话，特别是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讲话中，再三强调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百万知识分子，新中国全都包下来”这句话。池步洲觉得自己大小也算是个知识分子，自应列入“包下来”的范围之内，就动了要到军管会人事处“挂个号”的心思。

        十月上旬的一天，池步洲为了安排工作的事情，从郊区来到市中心，想到军管会人事处去问问，意外地在外滩碰见了许久未来往的留日同乡同学何孝纯。两人立谈片刻，据他说，军管会人事处处长姚耐，也是当年东京的福州籍留学生，与他关系比较好，所以上海一解放，通过姚耐的帮助，他已经安置了工作。他让池步洲也去找姚耐解决工作问题。不过这个人办事比较小心，他只让池步洲自己去找，尽管当时他们就离军管会不远，他也不说一句“我带你去”这样的话。

        何孝纯是福建名士何公敢的侄儿，当年在日本，为人性格爽直，略有傲气，在同乡同学中比较随和，人缘儿不错，思想上同情革命，却没有具体的行动。他跟姚耐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上海一解放，就通过这个关系安置了工作。不过像他这样“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命运并不比池步洲好，后来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竟遭了三十几年的冤狱，直到一九八二年方才得到平反。

        姚耐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池步洲正在留学生监督处负责新生入学事宜。当时姚耐因为证件不全，发生了麻烦，是池步洲帮他解决后方才“顺利入学”的，从此与池步洲经常来往，但他不能算是东中野“闽租界”中的一分子。他既不在东中野居住，也不参加“沙龙”的活动，跟别人也很少来往。甚至连基督教青年会礼堂的各种集会都不参加，当时大家都说他孤僻，实际上可能是负有特殊的使命。“七·七”事变后他何时离开日本，没跟任何人商量，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哪儿，也没人知道。

        池步洲听说姚耐就在军管会当人事处处长，想起当年在东京的时候，两人关系也还可以，就听从了何孝纯的劝告，到传达室以“老友”的身份填了一张会客单，指名要见姚耐。

        门卫用电话联系以后，就把池步洲带进了人事处，只见姚耐穿一身布军装，满面胡须，瘦高个子，目光炯炯，精神很好，当年留学时期的音容笑貌，依稀犹在。但如果不是登门造访，而是在马路上相遇，单凭相貌，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来的了。

        这一次意外的相遇，姚耐并没有忘记昔日的情谊。一见池步洲，就站起来紧紧握手，用福州话说：“多年不见，你变多了，几乎认不出你来了。”池步洲说起自己的经历，特别提起已经被银行系统作为“高级职员”遣散，目前寄人篱下，衣食无着的处境。姚耐说：现官不如现管，合作金库既然已经合并到人民银行，这事儿还是要通过人民银行的军代表才能解决。当即就给人民银行军代表罗俊写了一封信，要池步洲直接去联系，如果还有问题，再回来找他解决。池步洲见他很忙，不便多所打搅，就告辞出来。姚耐送他到大门口，握手道别。当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即将下班，尽管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在附近，池步洲一者觉得天色太晚了，不便再去打搅人家，二者想到自己已经被遣散，再要重新录用，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估计希望很小，虽然有姚耐写的介绍信，也不过姑妄一试，而且一定颇费口舌。考虑再三，只好暂且回家。

        第二天上午，池步洲拿着姚耐的介绍信，到人民银行去找军代表罗俊。

        到了银行，通过传达室把姚耐的介绍信送了进去，不久就传出话来：请到办公室说话。罗俊一见池步洲，立刻就站起来，热烈握手，请坐交谈，十分热情。池步洲一生最不善于“见官”，在大官面前说话就拘谨。罗俊既然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军代表，其为“大官”，当不用怀疑，因此罗俊问一句他答一句，多一个字也不说。罗俊见他如此，满面堆笑地说：“池先生，难道你忘记了？咱们是老朋友哇！”

        这话又使池步洲如堕五里雾中，心想：我哪里有当解放军的老朋友哇？姚耐也没说罗俊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呀？正迟疑间，罗俊又提醒说：“一九四零年，陈固亭带我到你观音岩下的‘蔼庐’住所拜访，还叨扰过你一顿丰盛的午餐呢，难道你都忘记了？”

        经罗俊这样一点明，池步洲方才想了起来：世界可真小，这个罗俊，果然是池步洲的老相识。

        一九三九年三月，池步洲单枪匹马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电码以后，名噪一时，也曾经写信给在西安的陈固亭报捷，比较详细地谈了破译经过。他也回信热烈祝贺。一九四零春季，陈固亭因公从西安到重庆，在一个星期天，带了一个叫罗俊的朋友到池步洲家里来，据说是重庆农民银行副经理。池步洲虽然与他素不相识，因是陈固亭带来的人，也就备了酒席，热情招待。席间欢声笑语，无话不谈。罗俊似乎对池步洲破译日文密电码一事很感兴趣，频频发问，池步洲既然视他们两个为“自己人”，也就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连破译的关键所在也不保留。后来罗俊自己找上门来，还在池步洲家住过几天。看样子，当时陈固亭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们两个，都在客观上起了提供情报和掩护的作用。

        人的大脑，结构十分奇特。有的人记忆力强得出奇，古代能把四书五经全文背下来的人，数量众多；有的人记忆力只在某一方面显示特强，而在另一方面却特弱。池步洲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在记忆公式、数字方面能力特强，一般人很难记住的数字，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对于记人的面孔、姓名，却属于“特弱”者一类。许多原本很熟悉的人，几年不见，不是把人家的姓名忘了，就是连面孔也忘了。罗俊与他不过一面之交，况又事隔九年，连姓名带面孔全都忘得干干净净，对他来说，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罗俊笑眯眯地继续说：“我是来接管中央银行的，后来原合作金库系统也划归人民银行管辖，我从遣散人员名单上看见了你的名字，就想过要把你找回来。我对你的历史不说了如指掌，也基本了解，知道你是个纯技术人员，从不参加政治活动，抗战中为国家立过大功，胜利以后反对内战，退出了军政系统，回家务农，后来在金融界工作。你没有跟蒋介石到台湾去，就证明你是个爱国人士，属于统战的对象。根据中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共产党一定会用你的。不过你已经被遣散，要回到本系统工作，必须经过党委讨论以后才能决定。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的，即便因为遣散政策的关系本系统不便于安插，我也会把你介绍到别的系统去妥善安置。你尽管放下顾虑和一切不必要的思想包袱，耐心等待我的通知。”

        一席话，说得池步洲心花怒放，频频点头，连连道谢。

        池步洲回到家里，因为忘了抄来姚耐的电话，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详细汇报与罗俊谈话的经过，并且告知与罗俊在重庆的那一段交往。

        一等等了两个多星期，罗俊那边还没有任何消息。池步洲不便于去催，又写了一封信给姚耐，请姚耐从侧面再催一下。

        没过几天，人民银行人事部门的通知终于到了，通知池步洲于十一月一日到人民银行储蓄部报到上班。

        得到这一消息，阖家欢乐，不可名状。

        池步洲被遣散又被召还，出于三“巧”：一巧在外滩与何孝纯相遇，二巧在军管会与姚耐相遇，三巧在人民银行与罗俊相遇。多年不见的老友，相继出现，巧上加巧，这就是池步洲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的第二次体现。

        事后姚耐告诉池步洲说：军管会遣散一大批银行界的高级职员，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大都走了，业务上不免捉襟见肘，难以开展，不得已，领导班子中有人提出不妨选择一批比较忠诚可靠的遣散人员回来工作，但还在酝酿阶段，并未形成决议。恰巧这时候池步洲找上门去，姚、罗二人就把池步洲作为第一个召还人员往上报。上级党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意见不一，经姚、罗二人力争，方才通过。所以池步洲是最早获准召还的遣散人员。后来虽然还有人陆续被召还，但大都先经过一年半载的学习，才分配工作的。

        如此说来，三巧之上，还应该再加一巧！

        工资有继，用不着节衣缩食了。白须宾给池步洲定了一磅牛奶，用来补养身子。她总念念不忘内江那个看相先生说的话：四十四岁有大难。如今国泰民安，生活有着，还会有什么大难？最多不过是生场大病罢了。如果身体补养好了，到了明年，就可以什么病也不生，这场大难，不就可以脱过去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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