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为王阳明所熟读的儒家经典，记有这样一段史事：卖主求荣的子伯季子与旧主的家臣许公为狭路相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紧张时刻，许公为气定神闲，请对方先向自己射箭。这里需要交代的背景是，春秋时代是标准意义上的贵族时代，虽然沦落到礼崩乐坏的边缘，但骑士精神仍然是社会的主旋律。当武士交战，须以箭术决胜负的时候，默认的规则是一人一箭交替射击，直到有一方被射中为止。所以先射的人总是占便宜的。许公为之所以主动请对方先射，甚至请对方连射自己三箭，理由非常掷地有声：“与不仁人争明，无不胜。”他坚信世界上存在着正义必胜的法则，那么，子伯季子既然站在正义的对立面，就算让他先射三箭，他又怎么可能射中自己呢？

        我们不得不佩服许公为对正义天理的绝对信心，而事情的结果也完美地证明了他的正确：子伯季子连射三箭，连许公为的衣角都没有擦到，轮到许公为发箭的时候，只一箭便结果了子伯季子的性命。（《左传·哀公十六年》）

        当然不乏从中读出信心和正义的力量的人，即便是头脑最简单的读者，恐怕也不敢断言许公为对正义的这份信心会保证他在将来的战斗中还能够继续克敌制胜。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假如真的发生了连战连捷、百战百胜的情况，会不会动摇我们的想法呢？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并不罕见。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电话营销的骚扰，有一类营销手法是这样的：不断向你预测股市涨跌，在赢得你的信任之后，再向你推销某种理财计划。如果电话另一端的这位营销者每次都能够准确预言股市的涨跌，譬如一连十次，那么定力再好的人也难免不为之心动。合理的推测是，这家营销公司要么掌握着绝对高级的股市分析技术，要么在多家上市公司里都有绝对可靠的内线，总不可能只凭运气做出百发百中的预测吧？

        然而事实上，这真的只是运气，或者说是一种并不复杂的概率游戏。

        这样的操作手法被称为“倒金字塔骗局”：骗子组建起一个电话交易公司，给每一个“顾客”打电话，为他们预测股市走向。譬如骗子会从电话簿上随机选取一千个营销对象，向其中五百人预测股市会涨，向另外五百人预测股市会跌，那么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说对一半。接下来他们再打电话给接到正确预测的那五百人，故技重施。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之中，随着目标人数每一次减半，剩下的那些“幸运儿”自然会对骗子的预测能力笃信不疑了。

        德国作家罗尔夫·多贝里设计过一个与上述骗局相当类似的思维实验：“我们假设有一百万只猴子在股市上投机，它们疯狂地、自然也是纯随机地买卖股票，会发生什么事？一年后，约一半猴子的投资都赚钱了，另一半亏钱了。第二年，这帮猴子又是一半赚钱，另一半亏钱。长此以往，十年后大约只剩下一千只猴子，它们的每次投资都是正确的。二十年后就只剩下一只猴子每次投资总是正确的——它成了亿万富翁。我们就叫它‘成功猴’吧。媒体会怎么反应呢？他们会冲向这只动物，去阐述它的‘成功原理’。他们会找到某种原理：也许这只‘成功猴’吃的香蕉比其他猴子多，也许它坐在笼子的另一个角落里，也许它是头朝下吊挂在树枝上的，或者也许它捉虱子时思考的时间很长。它一定拥有某种成功秘诀，不是吗？否则它怎么会有这么出色的表现呢？一只二十年来总是做出正确投资决定的猴子，怎么可能只是一只无知的猴子呢？不可能！”

        这个思维实验其实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事实上，倘若猴子操作的是香蕉市场的股票，换言之，倘若它们能够从股市的盈利中获得相应数量的香蕉，那么，哪怕它们只是猴子，也不可能做到纯粹随机地买卖股票。恰恰相反，它们真的会探索出某些“成功模式”，并且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尽管身在幕后的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所谓的“成功模式”与香蕉市场的盈亏其实没有半点关系。

        这个貌似荒唐的事实是前辈心理学家斯金纳在他的名篇《鸽子的迷信行为》里揭示的。斯金纳设计了一项与猴子炒股极其近似的实验（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被试对象是八只处于饥饿状态、被安置在一只特制箱子里的鸽子。箱子里的食物分发器每隔十五秒钟自动落下一份食丸，有趣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斯金纳的实验报告如此记录道：“其中有一只鸽子形成了逆时针转圈的条件反射，另一只反复将头撞向箱子上方的一个角落，第三只鸽子不断重复着抬头和低头的动作，还有两只鸽子呈现出钟摆似的动作：它们头部前伸，从右向左做出大幅度的摇摆，接着再慢慢地转回来，身子也在顺势移动……”这些此前全然未曾出现的古怪行为当然与获得食物毫无关系，却表现得仿佛是行为导致了食物出现。鸽子也会像人类一样依据时间次序搭建因果关系，它们相信自己在食丸落下之前的某个举动是导致食丸落下的直接原因，于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它们会不断重复那些动作。换言之，鸽子变得“迷信”了。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并不比鸽子高明很多，而我们所追求的事物显然又要比鸽子的食丸丰富得多。譬如所谓的成功，其实是由极少数我们所能认知的因素以及无数远远超出我们认知能力的因素合力完成的，仅仅是因为人心向简以及过度的自信，才会使我们每每怀着笃定的心，为个人成就梳理出某些一目了然的因果关系。即便金子总会发光，我们的肉体凡胎也不可能真的像金子那样挨过被发掘与被锤炼之前的那亿万年的暗淡岁月。而历史，无论史官还是当事人的记载，都是由记录人的主观认识框架，即自觉或不自觉的因果视角、完形视角、取舍偏好、价值偏好等等一一过滤后传播给我们的。

        这样的看法难免会有一点虚无主义的嫌疑，但我还是愿意援引我在《隐公元年》里表达过的一番态度：“我更倾向于认为历史是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片断模糊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任何有意无意地在不同事件之间搭建因果关系的努力都必须审慎地把所有的可能性考虑在内，而后者在史学的范畴内往往只是不可能的任务，遑论那些对历史人物求之唯恐不深的心理分析。这些努力虽然会为人们提供很多所谓人生感悟与历史借鉴，却常在获得文学色彩和实践价值的同时丢失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严肃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因果关系与感悟、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叙述者及阅读者本人的思维模式，最终成型为一座座风采各异的沙上之塔。而时间久了，历史便成了一部观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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