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的小说有一段深谙世俗智慧的议论：“在社会的许多怪现象中，你们可曾注意到没有标准的批评和荒唐苛刻的要求吗？有些人可以无所不为，再胡闹也不要紧，他们样样合乎体统，老是有人争先恐后替他们的行为辩护。社会对另一些人却严格得不能相信：他们做事都要合乎规矩，永远不能有错误，犯过失，闹一点笑话都不行；人家把他们当作雕像欣赏，冬天冻坏一根手指或者断了鼻梁，立即从位子上拿下；他们不能有人性，永远要像神道一般十全十美。”

        会出现这样极端且荒谬的两极现象，取决于当事人将自己摆在怎样的位置。在王阳明的有生之年，他常常以后者的姿态饱受世道人心的挑剔与责难。我们不难想象一位处于舆情焦点的政府官员，他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无论做与不做都是错的。他似乎缺乏足够的明哲保身的智慧，于是接下一只又一只烫手的山芋，最后，如果他还没有倒下的话，他就会练成一身死猪一般不怕烫的过硬本领，尽管身上早已经伤痕累累。

        这样的本领当然不容易练成，谁让我们生而就是群居生物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违众速尤，迕风先蹶”，我们天然就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的眼光从来都是我们最大的天敌。独居动物就不会有这种苦恼，譬如猫，“逸翮独翔，孤风绝侣”，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从来都不合群，也不在意自己是否合群，任何同类只可能在抢食的时候或交配的季节伤害到它的身体，却很难伤害到它的心灵。我们会看到，在宠物的世界里，狗常常因为缺乏主人的关爱而患上可怕的抑郁症，猫却从来特立独行，对主人的关心和同伴的冷淡一概无动于衷，在小小的心灵世界里自得其乐、自给自足。

        我们可以说，人类心灵修炼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向猫科动物看齐，这并没有任何自我贬抑的意思。让我们来看《传习录·下》的一段内容：

        当时王阳明已经平定了宁王之乱，赢得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战绩，正应当是“道冠鹰扬，声高凤举”的时候，居然赢来的谤议远远多于赞誉。几位心地淳良的阳明弟子很难理解这样一个险恶的事实，于是试图分析出症结所在。大家提出了各种解释，找出了各种客观理由，无非是“物忌坚芳、人讳明洁”一类，王阳明本人却以自省的态度提出了一种主观性的回答：“以前我或多或少还有一些‘乡愿’的样子，如今才真正相信我所提出的良知理论是绝对的真理，于是信手行事，不假半分掩饰。我已经是‘狂者’的胸襟了，即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无所谓了。”弟子薛尚谦慨然总结道：“有这样的自信，才是圣人的真血脉啊！”

        这段内容涉及一点儒学背景。《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向弟子万章讲解孔子的人际交往观念，说孔子最想结交的是“中道之士”，也就是达到了儒家最高人格标准“中庸”的人，如果实在寻不到这样的人，那么退而求其次，“狂者”和“狷者”也是好的，前者锐意进取，后者有所不为，孔子最讨厌的人是“乡愿”，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贼害道德的人。

        “乡愿”是这样一种人：想指责他却也挑不出他多大的错误，想斥骂他却也骂不出个所以然来，大家都觉得他是忠厚老实的好人，他自己也以正直、廉洁自居，只有当你真正拿尧舜之道来衡量他的时候，才会发现他是何等令人厌恶。

        这样的人，其实正是最宜于群居生活的人。他并没有内心坚守的道德准则，只是与世浮沉而已，总能够零障碍地融入任何社会评价体系。我们至多只会嫌他“乾乾终日，翼翼小心，驭朽索以同危，履薄冰而为惧”，所以除了尊敬和喜爱，我们很难对他摆出别种态度。

        当然，在今天的社群主义者看来，“乡愿”简直没有半点不妥，而任何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是“乡愿”。所谓“素丝无恒，玄黄代起；鲍鱼芳兰，入而自变”，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在自幼所生活的社会环境里潜移默化地塑造成形，成为我们待人接物的第二本能。贾谊《鵩鸟赋》所描绘的“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岂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样子吗？即便有一点特立独行的念头，总可以很好地掩饰起来，一切言谈只“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然后美其名曰“换位思考”。

        但是，“努力顺应环境，使自己变成一个受到更多人喜爱的人”，这难道会是一种十恶不赦的人生追求吗？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不过儒家是不会这样看问题的，他们是原则至上的价值一元论者，坚信真理并非来自风俗，而是来自上天。孟子就是一个榜样人物，对其他任何价值观皆持斩尽杀绝的态度，而对于自己虔心信奉的真理“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惜成为全民公敌，不惜与全世界背道而驰。

        我们既可以在马丁·路德、布鲁诺这些人身上看到这样的精神，也可以在甘为人体炸弹的恐怖分子身上看到同样的精神。在王阳明的后学当中，狂人李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很乐于成为这样的“狂者”，即便全世界都对他们的价值观喊打喊杀，他们也会继续锐意进取下去，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妥协，也会使自己流于令人不齿的乡愿一党。

        据孟子说，“行不顾言”是乡愿对狂者的讥嘲，觉得狂者志大而言夸，嘴上永远都在标榜古人，行为却不能与言语相合。（《孟子·尽心下》）其实这也难怪，毕竟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即便在今天，倘若某个尚未发迹的年轻人竟然表达出对名车、豪宅的轻蔑，有几个人会称道他的耿介拔俗之标和潇洒出尘之想呢？通常会有的反馈总是这样的：“等你哪天有了名车、豪宅，再来说这样的话吧。”心怀善意的长辈也许会这样来教导他处世哲学：“你讲的道理并没有错，但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讲这样的话，只会引起听者的恶感。”

        这真是十足的小市民嘴脸啊，只在意言说者的资格和言说效果的利弊，却不甚在意所言说内容的是非。其实这样的心态，贤者也在所难免。王阳明的高徒王畿有一段话，说以前有人论学，认为应当取法于天，这时有过路人不以为然地说：“诸位不必高谈阔论，只要取法于正人君子就是了。像你们这样以市井之心妄想取法于天，简直就像凡夫俗子自称国王一样，几近于无耻。还是先好好学做正人君子，做到了再说下一步吧。”（《明儒学案》卷十二）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不但是王阳明极器重的门人，更与钱德洪并列为传播阳明心学最有力的两大干将，倘若行辈和年岁可以颠倒一下，让成年的王畿看到少年王阳明立志做圣人的一幕，不知道会说些什么。

        狂者不是这样的，他只在意真理本身，仅此而已。只要他坚信对名车、豪宅的轻蔑是一种合乎真理的态度，那么无论他是一贫如洗还是富可敌国，都不介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任何人表达出这份轻蔑。所以也难怪人们不喜欢狂者，倘若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的事件中不幸惨败，时人对心学的非难一定会变本加厉，王阳明或许也不会还敢说“狂者胸次”那番话的；倘若王阳明生活在今天，一定也会被我们这些或多或少沾染了乡愿气息的人讥讽和诋毁，至少“行不顾言”的帽子肯定是要扣给他的。

        王阳明的高徒王畿回忆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居夷之前，称道我的人十之有九；进鸿胪寺以前，人们对我毁誉各半；进鸿胪寺以后，非议我的人十之有九。”这是王阳明人生的三个阶段，社会评价竟然会发生如此颠覆性的转变，原因究竟何在呢？王畿的解释是，学养愈真切，世人愈无法接受，以前之所以称誉者多、非议者寡，只是因为老师把心里话藏起来不说的缘故。（《龙溪先生全集》卷三）

        这恰恰道出了思想史上的一般规律：真知灼见总是很难被同时代的人接受，要等上一两代人的时间甚至更久，才终于成为庸常之人的普遍共识。而那些活生生的有着真知灼见的人很轻易地就会了解到以一己之力对抗世俗是何其之难，并且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那么，是一往无前还是明哲保身，这就变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人毕竟是群居动物，脆弱心灵很容易受到他人言语和态度的伤害，所以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去迎合社会的期待。在一个游牧社会里，人们总希望成为骑射精良的勇士；在一个拜金社会里，人们总希望成为富人。一言以蔽之，社会评价是扭转个人成长方向的最大动力，顽固地将人推向乡愿一途，即便是王阳明，也一度未能免俗。只是当他的心灵修炼更上了一个台阶之后，才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了，从此以狂者自居，依循心中正道放手而行，一切毁誉再也不能动摇他分毫。今天我们评价阳明心学在当时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狂者胸次”在王学后人当中备受推崇，孙逢奇甚至有一句名言说“千古圣人俱是狂狷做成的”。人生至此，似乎真如王阳明《泛海》诗中境界：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这首诗刚好可以看作王阳明那句著名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形象表达：人的心灵原本就像太空一样，太空之中虽然有日月星辰雷电，有阴晴风雨晦明，万物皆备，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牵绊、挂碍或阻滞。

        仅以心态而论，其实这样的境界也并不是很难达到，今天的各种传销组织和邪教甚至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被传销思想深深洗脑的人，头顶仿佛出现了圣徒的光环，整个人都在发光，言谈举止大有“狂者胸次”，做起事来百折不饶，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只不过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里，阳明心学是好的，传销和邪教是恶的，所以我们才会推崇前者而贬损后者，倘若只就内心的充盈状态而言，两者其实并无二致。

        自信真理在握当然是一种很幸福的内心状态，可以使人们更轻松地在艰难时世中披荆斩棘。用王阳明的话说，“此心安处即是乐也”。但是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人既可以是可敬的，也可以是可怕的。讲述的清官害人的事情便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例子。一位怀着十足的自信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清官究竟会严酷到何种程度，稍有社会经验的人并不难于想见。再如将出轨女性或浸猪笼或背石沉江的那些义正词严的宗族长老，在今天看来难道不也是些令人生畏的角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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