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谅是吴与弼的入室弟子，两人的关系相当于颜渊之于孔子。

        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国子监司业吴溥之子。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将他列为“崇仁学案”第一人，评论说“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若没有吴与弼的发轫，便没有后来儒学的盛况。

        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十九岁的吴与弼赴南京觐亲，跟随后来官居大学士的杨溥读书，读《伊洛渊源录》，于是慨然有志于道。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编撰的一部理学名著，汇集周敦颐、程颢、程颐及其门人弟子的言行记录。书中最令吴与弼激动的是程颢的一则故事：程颢少年时活泼好动，对打猎最是上瘾，后来折节读书，性格、气质为之一变，自以为不会再有出门打猎的冲动了。老师周敦颐对此颇不以为然，对程颢说：“不要说得那么容易，你这份心只是潜隐未发罢了，不知道哪天就会故态复萌。”许多年后，程颢在一次暮归途中看到乡间行猎的场面，心中忽然蠢蠢欲动，很想跟过去一试身手，这才晓得周敦颐的那番话果然没有说错。

        这段故事为我们贡献了“见猎心喜”这个成语，我们也不会太难理解这份人之常情。但在吴与弼的时代，程颢早已被高高捧上了圣贤的宝座，“见猎心喜”的故事也就变得大有深意了：圣贤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一些不容易克服的缺点，但人家勤于学习，认真磨炼自身的修养，不也从凡夫俗子蜕变为圣贤了吗？这就好比每一只毛虫都有蜕变为蝴蝶的潜质，就看它能否耐得住茧里边寂寞的修行。

        吴与弼于是有了让自己脱胎换骨的打算，于是科举不考了，社交活动不参加了，躲进小楼成一统，只在四书、五经和诸儒语录里度日。他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偏于刚忿，便很有针对性地加以打磨，如是连续两年都没有下过他的小楼。

        这样一种精神修炼，正是宋儒极其重视的所谓“变化气质”。

        理学背景里的“变化气质”，其含义比今天所谓的陶冶性情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张载提出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命题，如果读书人体会不出这一层，那就无法达到“仁”的境界，所以必须在内心破除小我之私，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这个过程就叫作“变化气质”。

        “变化气质”的初级阶段与陶冶性情无异，急性子需要有收敛，慢性子需要有进取，爱迁怒于人的要多一些反躬自问，爱自怨自艾的要多一些勇往直前。吴与弼就这样足不出户、目不窥园地变化着自己的气质，倘若不是父亲命令他还乡成婚的话，不下楼的日子不知道还会延续多久。

        从南京回崇仁，吴与弼选择了长江水路。某日江面刮起了狂风，眼看着就要舟覆人亡，但年纪轻轻的吴与弼只是正襟危坐，丝毫不为所动。事后旁人问起他当时的心情，他的回答是：“守正以俟耳。”这句话省略了宾语，所俟的对象其实就是命运。

        这正是传统儒家所标榜的君子操守：坚守心中的正道，生死祸福一任命运的安排。今天被心灵鸡汤化的儒学会用那句最常被引述的人生指南来解释吴与弼的做法：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不妨改变你的内心。这样貌似解释得通，其实两者大异其趣。

        首先出发点就不一样，前者是以道德原则为旨归的，后者是以功利原则为旨归的。

        依照后者的逻辑，倘若我们生活在一个众暴寡、强凌弱的社会，就该欣然接受这种价值观，以求自己心情舒畅。前者则不然，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所当坚守的价值观只有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吴与弼所做的，只不过是找到并坚守了这个价值观而已，用他留下来的语录里一句颇有诗意的形容，正是“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所以孔子最恨乡愿，“恶紫之夺朱”，实在是真知灼见。

        吴与弼在江心遇险的时候，心中一定想到了程颐。程颐被贬到涪州的途中，也在长江上遇到了同样的险情，舟中人号哭不止，却见程颐正襟危坐，神态如常。脱险上岸之后，同舟的一位老者问程颐道：“刚刚在危急关头，您却毫无惧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程颐的回答很简洁：“我只是心存诚敬罢了。”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高潮还在下文。老者掉了一句机锋：“心存诚敬当然是好的，却不如无心。”程颐还想拉住老者仔细聊聊，老者却自顾自地离开了。（《伊川学案·下》）

        心存诚敬，是以诚敬抑制恐惧，恐惧心不曾消灭，只是潜隐，也许哪天还会萌生出来，就像“见猎心喜”的故事昭示的那样。那位老者应当是参过禅的，完全一副耍机锋、斗公案的做派，但道理倒也没错。

        卧轮禅师有一个偈语：“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慧能听到之后，说这样不好，这就把禅参死了，于是他也念了一个偈语：“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程颐在江心遇险，正是以“对境心不起”的修养来应对，那位老者自然应该是“对境心数起”了，一个浪头打来时也随着众人一起号哭，毕竟怕嘛，而与众人不同的是，他在号过之后，哭过之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该做什么还继续做什么去。

        事实上，理学家也追求这种“无心”的境界，二程将会反复阐述，阳明心学将会再次强调，只不过这种境界过于超凡脱俗，既很难起效，也很难在逻辑上自圆其说，以至于无论禅师也好，儒者也罢，凡是认真的修炼几乎都走的是“心存诚敬”与“对境心不起”一途，其中佼佼者可以达到“无心”之境。

        事情的另一面是，究竟走上哪一条路也与自身的性情有极大的关系。程颐和吴与弼都不是能走轻灵路线的人，故而通往“无心”之路尤较常人难。幸而天道酬勤，这两位笃实做派的儒者最后都走到了“无心”这一步。这样的旅程，也是王守仁将要重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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