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复命之后，王守仁的学习欲望愈发强烈了。按说科举已中，官职已授，旁人要么经营人脉，要么随性放纵，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去重温悬梁刺股的学习之苦。王守仁却不同，白天忙完工作之后，晚间一定燃灯夜读，读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五经和先秦、两汉的书籍，书法也日渐长进。

        父亲王华担心儿子积劳成疾，便不许家人在书房安置灯盏，无奈王守仁求知欲太盛，只要父亲一睡，他又肆无忌惮地燃起灯烛，读书读到半夜才睡，因此种下了呕血的病根。

        王守仁这半生，只要迷上什么，一定会发狠去钻研。以今天的知识来看，这其实是精力旺盛的表现。一个人的自制力、耐受力、勇气与信心等等今天所谓的成功素质，在先天因素上都与精力的强弱有关。精力愈旺盛的人愈容易忽略身体的极限，王守仁仅仅而立之年就已经接二连三地突破极限，加之荒唐修仙，就这样将后半生交付给各种很折磨人的病痛了。

        王守仁这般辛苦地夜读，所读的书目大有深意。在他回京复命之后，又回到文学青年的圈子里，被朋友们整日里写诗作文地鼓噪着。他忽然觉得这不是正途：“我怎能以有限的精神去做无用的虚文呢？”

        儒家一直有实用主义传统，学习为的是“经世致用”，文章为的是“有补于世”，文采的意义仅在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必须为内容服务，不能搞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这与西方源自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恰恰背道而驰，后者追求无用而纯粹的爱智之学。所以到晚清积贫积弱的时候，王国维认为西方追求无用之学，结果无用促成大用，中国太强调有用，所以格局太小，流于下乘，所以他自己的治学之路就是从西方哲学开始的。

        话说回来，王守仁并不曾经历王国维所经历的世变，仍然在儒家传统里坚信着有用的才是值得为之付出的。所以他在每一个夜晚所下的功夫，既非理学，亦非文辞，而是儒家经典里最艰深的五经以及先秦、两汉的书籍。结果既因为呕血病发，也倦于京城里浮华相逐的诗文赓和，王守仁便告病回家了。

        王畿在回忆恩师的时候提到了这段经过，说李梦阳、何景明那些人为失去了一个旗鼓相当的文学同伴而感到惋惜，王守仁却很不以为然，说自己就算诗写到李白、杜甫的程度，也不过是个诗人，文章就算写到韩愈、柳宗元的水平，也不过是个文人，而只有做到孔门高徒颜渊、闵子骞那样，才是第一等的道德事业。（《明儒学案》卷十二）

        据王守仁向朝廷递交的请假申请，他的病症只是体虚和咳嗽，并未提到《行状》里所谓的呕血，也许他只是想暂时修养一段时间，最好能够尽快复职吧。申请里倒是这样讲的，说希望吏部能给自己准假，待自己病愈之后仍回原职效力，以图补报。这时候的王守仁正是踌躇满志，不会真正生出退归林泉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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