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遭受的廷杖很有几分历史意义，因为廷杖制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改革，王守仁成为这场改革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在此之前，挨廷杖的大臣并不需要脱裤子，这多少还算保存了几分颜面，但刘瑾到底意难平，向武宗进谏，现在天寒地冻，大臣们穿着厚厚的棉裤，廷杖起不到惩治效果。武宗对刘瑾言听计从，自此以后，廷杖要脱了裤子再打，士大夫最后的一块遮羞布终于没有保住。

        王守仁到底遭受了多少廷杖，史料有四十杖、五十杖两种说法，无论哪种都是足以致命的。王守仁死而复苏，刘瑾却连养伤的时间也没有给他，旋即将他贬到贵州，去做龙场驿的驿丞。比起王守仁上疏为之求情的那位戴铣，这个结局已经算是不坏了。戴铣挨不过廷杖，伤重而死，到嘉靖年间才获得平反。

        正德二年（1507年）的春天没有春意，只有肃杀的气氛，廷杖和各式私刑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天。三月，刘瑾矫诏将刘健、谢迁等五十三人定为奸党，宣戒群臣，而各镇守太监获得了参与刑名政务的合法权力。到夏天是另一种荒唐景象：先是度僧道四万人，接着恢复了宁王朱宸濠的护卫编制，吹过大明帝国的风里已经嗅得出山雨欲来的气息。

        就在这一年的闰正月里，王守仁带着伤痛启程离京。当初在他科举落第的时候，多少人因着他父亲的缘故登门慰问，而此时此刻，谁还敢和他沾上半点关系呢？能来送别的，必是铮铮铁骨之人。当然，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太多，文献可考者只有湛若水、崔铣、汪俊三人。

        崔铣，字子钟，与湛若水有同科之谊，后来与同僚见刘瑾，只有他一人长揖不拜，所以被排挤到南京去了。汪俊，字抑之，是弘治六年（1493年）的会元，后来也因为不肯依附刘瑾而被谪去南京。当初王守仁观政工部，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以诗文相往还的时候，汪俊也活跃在那个文学小群体里。故雨新知，倒也都齐备了。

        文人送别，照例要有诗歌赠答。这四人的赠答里最值得记述的是湛若水的《九章》与王守仁作答的《八咏》，这两大思想巨子在人生与学术上的体验都已露出端倪。湛若水的《九章》有一篇序言，首句称“九章赠阳明山人王伯安也”，看来至迟在这个时候王守仁已经自号为阳明山人了。序文不录，《九章》亦不尽录，只其中最末三章最见甘泉之学的旨归，兹录如下：

        这样的诗木讷无文，很难被现代读者喜欢，但这恰恰是湛若水最推崇的一种简素风格。他的老师陈献章一生学孔子述而不作，只留下许多诗稿，湛若水认为这些诗稿中的精华是不讲平仄、对仗的古体诗，老师所传授的圣贤之道尽在其中。

        后来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起，湛若水着手编纂《白沙子古诗教解》，为老师的古体诗做注释、阐发，这是后话。所以湛若水的诗专学陈献章的古风，更不介意用古风来做说教，这也注定他不可能和李梦阳、何景明那些追求修辞之美的文学青年走到一起。王守仁在脱离了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圈子之后，诗歌风格很快就向湛若水靠拢，对所谓文采越来越不讲究了。只不过王守仁毕竟以近体诗起家，到最后也没有将古雅写得像湛若水那般彻底。

        湛若水《九章之七》，讲的正是程子“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意思，这是甘泉之学与阳明之学共同的宗旨。王守仁既然从小立志做圣贤，现在就好好想想“圣人常无为”吧，至于怎样才能修炼到圣人的境界，答案是“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做到了这一节，也就获得了平常心，不会为得失荣辱而不安了，眼前无论廷杖也好，贬谪也罢，一切无妄之灾都只是云淡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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