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如何践履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难点倒不在于一个人要如何“立志”、如何“知行合一”，而在于就算你有足够的决心与毅力发奋图强，但你怎么分得清哪些是天理、哪些是人欲呢？

        譬如前述与薛侃的对话里，王守仁认为“好好色”“恶恶臭”就是循天理，那么当我们循着“好好色”的天理去追求异性，追求到何种程度才恰当呢？梁山伯和西门庆，甚至王守仁自己，谁才是“好好色”的模范，其实很难说得清楚。

        再如追名逐利是人情世故之当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青史留名的欲望究竟是天理还是人欲呢？这两句鼓舞人心的诗句如果放到阳明心学的框架里，恐怕就会褪去崇高的光彩了。我们可以参照《传习录·上》薛侃与王守仁的又一番对话：

        在成圣成贤的道路上，求名之心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薛侃很自觉地驯服自己的求名之心，渐渐小有成果，但仔细反省之下，发现自己还是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王守仁给出了一个很合逻辑的治病良方：“名与实是一组成对的概念，所以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着零和博弈，务实之心重一分，求名之心便轻一分，所以一个只要以如饥似渴的姿态去务实，自然就对名声无所谓了。”

        但是，求名真的有错吗？如果我们引经据典的话，会发现孔子就很有求名意识。《论语·卫灵公》记有孔子名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意即君子就怕死后没留下好名声。

        孔子很在意名声，尤其是身后之名。王守仁既然要将求名之心当作人欲来铲除，就必须把孔子的形象重新打扮一番，于是训诂技术再次成为利器。他重新解读孔子这句话当中的“称”字，认为它不是“称誉”之“称”，而是“相称”之“称”，孔子怕的不是死后默默无闻，而是怕死后的名声和自己并不相称。孔子的理由也不难推想：如果生前名不副实，自己努力一下还有机会，但死后如果名不副实，就再没有弥补的可能了。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是说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一点名气，也就不值一提了。而在王守仁的重新训诂之下，“无闻”不是指默默无闻，而是指没有闻道。于是，孔子好名的又一个证据就这样被驳倒了。

        其实孔子是一个很有健康心态的人，并不觉得追名逐利有什么不对，只要手段合乎道义就好。孔子的学术与思想也属于朴素的一类，如果不存在语言障碍的话，即便是愚夫愚妇也不难理解，但在后人繁复的哲学包装下就总有一些荒唐的况味。

        今天我们持严肃认真的训诂态度，不会认同王守仁的新解；以现代人的知识水平，也不会否认求名之心就是基因自带的天地自然之道。但明朝人的困惑一定比现代人多，试想薛侃清晨在睡梦中醒来，在“夜气”中感受天理，如果一辈子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闻誉而喜，闻毁而闷”，还会认为这不属于天理而属于人欲吗？

        回顾“四句教”，后两句“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看来无论如何都要捕捉到“无善无恶”的天理才行，知天理才知良知，知良知才知善恶，知善恶才能为善去恶，一切皆取决于天理，但天理偏偏是个注定认不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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