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生有二子，我们不难想象这两个无辜的孩子是在何等贫困的状况下长大的。

        我们钦佩各种被褐怀玉的隐士，但他们的妻儿老小会如何想，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庄子是历史上最逍遥的隐士，但明人陈一球撰有一部戏剧，不惮以小市民的眼光，站在庄太太的角度，重新打量这位伟人及其周身的光环。必须承认，庄太太的生活是相当不幸的，谁让她遇上一个十足懒惰、绝不肯出门上班的丈夫呢？而她的负面情绪甚至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因为，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的丈夫是全天下最能言善辩也最会给自己找理由的人。

        所以，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隐居模式自然更受人们的推崇。妻子的智识与胸怀皆不在丈夫之下，这才能够理解、欣赏并支持丈夫的选择。但是，在这样的隐居模式下，子女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东汉初年，太原出现过一对模范夫妻：丈夫名叫王霸，自幼便立下了高洁的志向，成年后面对光武帝的连番征召无动于衷，甘愿隐居田间，在颜子箪食瓢饮式的生活里自得其乐；妻子欣赏他，崇拜他，陪他一起清贫，陪他一起享受着纯粹由道德感带来的快乐。

        王霸有一位好友叫令狐子伯，但两个人看来算不得志同道合的伙伴，因为后者选择了一条相当平庸的生活道路：学而优则仕，就连儿子也本本分分地克绍箕裘，年纪轻轻就有了官做。令狐子伯富贵不忘旧交，派儿子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拜访王霸。当令狐公子一行抵达王霸家门口时，那副排场，用《后汉书》的原文说是“车马服从，雍容如也”。王霸的儿子当时正在种田，听说家里来了客人，便扔下农具赶了回来。戏剧性的场面就出现在这个时候：王公子一见令狐公子，顿时手足无措，不敢仰视。

        待令狐公子告辞之后，王霸仿佛一下子病倒了，终于对妻子说：“之前见到令狐子伯的儿子相貌俊朗，衣着光鲜，举止大方得体，再看我们的儿子，蓬头垢面，不知礼数，还畏畏缩缩的，我真越想越不是滋味啊。”

        王霸的这番感慨与动摇，完全切中了人之常情。是的，一个人纵然可以安贫乐道，却怎忍心将孩子置于同样的境地呢？

        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竟然是王太太深明大义：“夫君一生修养道德，视荣华富贵如浮云，如今令狐子伯的富贵哪里比得上夫君的高义呢？难道为了儿女就放弃素来的志向吗？”只这一席话就使王霸瞬间恢复了精神，高高兴兴地将隐遁生涯进行到底了。

        在今天看来，王太太，这位伟大的母亲，实在过于不近人情。但是，在儒家的标准里，既然认定已选择的道路是合乎道义的，自然应该一往无前地坚持到底，虽千万人吾往矣，所谓“瑶台夏屋，不能悦其神；土室编蓬，未足忧其虑”，穷与达、贫与富，都是且必须是道义的副产品，不值一顾。在这样的标准里，我们这本书的传主王阳明，只应该因其对道义的坚守与发明而得到我们的崇敬与效法，倘若读者怀了“成功学”的心态来读，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缘木求鱼了。

        回顾王霸一家，对于子女问题，其实在技术上还有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正是王杰家族昭示给我们的，即通过言传身教使下一代也养成对道义的坚守，当道德与学养兼备的时候，面对令狐公子的“雍容如也”自然可以从容应对，不会有张皇失措的尴尬了。就像孔子的高徒子路那样，即便穿着破衣服和贵人们站在一起，也会神态自若，举止如常。

        生不免于贫困的王杰养育出了子路式的儿子。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其中只有王伦的事迹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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