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恩师吴与弼不同的是，娄谅后来多有著述，对礼学贡献最多。所著《三礼订讹》四十卷，考订儒家十三经里的三部礼书，即《周礼》《仪礼》《礼记》，书虽失传，但《明儒学案》概述了全书的主要见解：考订《周礼》皆为天子之礼，为国礼；《仪礼》为公卿以下至庶人之礼，为家礼；《礼记》则是为《周礼》《仪礼》所做的传注，其内容应当分附二书诸篇。

        这倒不失为一家之言，只是以今天的学术进展来检验，这些结论完全站不住脚。此外，娄谅还著有《春秋本意》十二篇，也能成一家之言。

        从娄谅著述所选取的领域，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更深层的一点意思。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明代儒学独重四书，即《大学》《中庸》《孟子》，这倒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只因为四书是儒家经典里的入门级读本，相对而言简单易学，士人读书如果仅仅为了应举，熟读程朱理学版的四书已经完全够用了，而其余学科里，最以礼学和春秋学为难。礼学涉及《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大书，合称“三礼”，春秋学涉及《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读得下来“三礼”“三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清代乾嘉学者在训诂上的努力，明朝人当然没有这个条件，更没有舍易取难的必要，所以礼学和春秋学在明代相当不受重视，是真正意义上的冷门学科。

        那么娄谅专攻礼学和春秋学，自然有一番特别的用意，仿佛在向世人昭示，圣贤经典不是为了举业而存在的，不应该因为举业的标准而有所偏废。巧合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守仁的故乡余姚一直存在着礼学传统，王华考取科举，所选的科目就是冷门的礼学，王守仁后来在所谓的正统学界的声誉也正是靠礼学——而非他所开创的心学——而建立的。也正是在礼学上，娄谅与王守仁有着共同的学术趣味。

        当然，此时年方十八、新婚宴尔的王守仁倒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趣味，两人之间更能够发生契合的，存在于对为学之道的最深层的共识：读圣贤书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而是为了陶冶身心，向圣贤迈进，向“第一等事”迈进。

        娄谅虽然著述颇丰，可惜全部著述毁于一场灾变。而这场灾变的由来，只因为他错许的女儿的婚事。设若娄谅泉下有知，是否会懊悔没有把自己那“静久而明”的未卜先知的本领在女儿人生最重大的事件上施用一次呢？

        这桩婚事原本是很令凡夫俗子们羡慕的，因为男方贵为亲王，他就是将在王守仁的生平履历里写下重要一笔的宁王朱宸濠。多年之后，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旋即被王守仁平定，虽然后者有极力呵护故人之意，但朝廷法度总要广加株连。其时娄谅已故，子侄辈纷纷系狱，娄谅的著述因此散失殆尽。但是，诚如《明儒学案》称“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娄谅当初种在十八岁的王守仁心底的那一点火种，却将上演一出星火燎原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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