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出师表》）在古人眼里，政治的优劣无非取决于君子、小人的势力消长。武宗皇帝才刚刚执政，就已经很能够“亲小人，远贤臣”了，那么廷臣的当务之急便只有“清君侧”这一件事了。

        廷臣与宦官一攻一守，谁能取胜只取决于谁能得到皇帝的欢心。

        当初明太祖朱元璋创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格局，明成祖朱棣又做了一番强化，以至于皇帝只要足够坚决，他的心便几乎可以左右一切。之前的宪宗、孝宗很少有心意坚决的时候，但武宗偏偏精力旺盛、顽劣过人，只要决心做一件事，任谁都拦不住他。

        这一次廷臣和“八虎”斗得你死我活，武宗终于发了狠，一夜之间便使形势逆转：“八虎”不但未被治罪，刘瑾反而接掌了司礼监，其余“七虎”各有升迁，宫中所有紧要职位尽入其手，三位顾命大臣中反“八虎”最力的刘健、谢迁被迫致仕，只剩下一个立场温和的李东阳摆摆门面。

        武宗倒也振振有词，公开讲话说：“凭什么说天下之事都是宦官弄坏的？文官也只有十之三四是好的，其余不也是坏的？”这话其实很有见地，文官和宦官一样有好有坏，只不过宦官一直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要么觉得他们身体残缺，有违孝道；要么鄙夷他们文化水平低，没受过圣贤书的熏陶；要么嫌弃他们是服务行业的，只是端茶倒水、供人使唤的小厮，最多也只算是高级奴仆罢了。何况史书是文人写的，倘若宦官也能以自己的视角编撰一部史书，宦官很可能比文官更有光彩呢。就武宗本人而言，他从小便与刘瑾等人玩在一起，虽不曾共苦却每每同甘，这些佞幸不啻于兄弟手足，既亲昵又知根知底，而那一个个板着面孔的大臣才是新近结识的陌生人，天知道他们究竟有何居心，难道他们就不晓得疏不间亲的道理吗？

        但是，在孝宗时代被优容惯了的文官并不甘心就这样落败，北京、南京的奏章前呼后应，造出了极大的舆论势力。在如此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就算是皇帝，也应该有几分顾忌吧？

        明朝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成为留都，保留下一套完整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基本被用来安置闲官，但在国家大事上，南北两京的言官每每互相声援，制造舆论压力。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上疏请留刘健、谢迁，得到的回应却是刘瑾新官上任之后的第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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