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毕竟生活在遥远的战国时代，所讲所论都是一些极尽朴素的认识。在“论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这个问题上，朱熹和王守仁无非是对孟子的朴素说法做了神秘的玄学包装罢了。

        所以，如果可以抛开形而上的依据，我们完全可以从最简单易懂的孟子“四端论”入手，那么，无论存天理、灭人欲也好，格物致知也好，致良知也好，一切的自我修养都无非是在儒家的价值观里悉心培养“四端”，使自己变成一个心中充满了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人。如果哪一天你的自我修养真的达到了这种程度，你就可以欣慰地告诉自己：“真好啊，我已经是一个圣人了！”

        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方法虽然就这么简单，但这需要你每时每刻都专注于培养善念、克制恶念，最后达到恶念自然而然就不会发生的地步，而善念会成为你应对每一个具体事物时下意识的反应。

        现在让我们回到徐爱和王守仁的对话。徐爱若有所悟，但还是有想不通的地方：“就以事父这一件事来说吧，侍奉父亲，需要知晓许多温凊定省之类的礼仪，难道这些都不需要讲求吗？”

        徐爱的意思是，倘若“心即理”是成立的，所有孝悌忠信既是与生俱来的，自然都应当内求于心，但是儒家有很多礼仪，这些礼仪知识总不可能也是与生俱来的吧？难道说只要有孝悌忠信之心就好，不必在意那些礼仪吗？

        儒家确实有很烦琐的礼仪，因为儒家原本的角色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司仪，是婚丧嫁娶各种仪式的主持人。仪式究竟有多么烦琐，这里举一个细节为例：不同等级的人，吃瓜有不同的方式。为天子切瓜，削皮后要切成四瓣，再从中间横断，用细葛布盖着呈上去；为诸侯国的国君切瓜，削皮后把瓜切成两瓣，再从中间横断，用粗葛布盖着呈上去；为大夫削瓜，削皮后切成两瓣，不用覆巾；为士削瓜，削皮后只须横切一刀，去除瓜蒂。庶人只要去掉瓜蒂就直接咬着吃。（《礼记·曲礼上》）我们今天的瓜多半都是舶来品，孔子时代的瓜指的是今天所谓的甜瓜。

        儒家推崇的是一种非常具有仪式色彩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非常看重仪式的社会功能。正是这些仪式可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上》），使整个社会尊卑有序，使所有人各安其位，由此可以维系长久的稳定。如果相反，人人都像陈胜、吴广那样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社会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

        所以，儒家既有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这些意识形态准绳，又有从切瓜到治国的各种具体仪节。徐爱所疑惑的，也正是我们常人都会疑惑的：难道切瓜的这些细则也可以求之于心不成？

        王守仁的解答：“一概向内心去求就是，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做足，那些细节也就自然随之而来了。如果你的心里已经没有了人欲遮蔽，只有纯然的天理流行，那么在侍奉父亲的时候自然会萌生孝心，于是冬天自然会担心父亲受寒，因而去求个给父亲御寒的办法，夏天自然会担心父亲中暑，因而去求个帮父亲降温的办法。孝心是根，具体尽孝的方法都是枝叶；先有了根，自然会生出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再去种根。”

        这个理路正是陆九渊式的，立乎其大，一通百通。

        陆九渊曾经说自己没事的时候就像一个完全无知无能的人，一旦有事情需要解决，忽然又像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

        想来陆九渊所谓的“事”都是人际关系方面的，或者是社会性、政治性的事务，否则很难想象让他去编程或者维修一台精密仪器，他是不是真能有这样的惊人表现。

        不过，技术性的工作确实不在古代君子的考虑范围，那是“小人”的事；“君子不器”，只用考虑管理性的事务，即社会性、政治性的事务。

        在这一类事务上，诸如切瓜那些无法求之于心的烦琐规矩虽然还是要学，但正如前文讲过的“立志”和“知行合一”的道理，只要心意坚定，自然会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了解、掌握这些烦琐的仪节。烦琐的仪节并非不该去学，只不过不该只学枝叶而不问根本，否则便会如王守仁所谓：“就像今天的那些戏子，扮得出各种温凊定省的仪节，难道就是至善了吗？”（《传习录·上》）

        这话当时显得很犀利，因为王守仁一向批判的那种学术风气，即明代最主流的学术风气，恰恰就是戏子式的：上至高官，下到士子，背得来圣贤之言，扮得出士大夫的行为举止，却只是靠演戏来求升官发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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