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是否能接受王守仁的意见，这全是未知数。当初王守仁之所以用兵如神，全赖中央有个兵部尚书王琼为他提供一切支持，免除一切后顾之忧。但是时过境迁，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的朝廷能做到当初的几分，王守仁毕竟无法逆料。

        果然，这一届的兵部尚书王时中不同于当年的王琼，对王守仁的意见逐条批驳。然而幸运的是，这一届的内阁首辅杨一清也不同于当年的杨廷和，草诏批复，准王守仁便宜行事，不要心存顾虑。

        接到这份诏书，王守仁终于可以放手施为。第一项措施就很不给前任留脸面：将姚镆从各地调集的几万军队一一遣散，只留下几千人，即便是这寥寥几千人，也放下了紧张的备战姿态，一并解甲休息。不久之后，王守仁又将行营搬到南宁（今广西南宁），与思恩、田州只有一步之遥。他究竟要怎么做，还没人能看得清楚。

        要知道此时的王守仁学术与兵法已经名满天下，倘若这只是他初出茅庐第一战，卢苏、王受不难从他的动作里看到招抚的诚意，但这时候谁还没听说他用兵多诈的名声呢？遣散大军，最可能只是一种迷惑对手的姿态，不知道哪天就会从哪里杀出一支奇袭的生力军来。

        但卢苏、王受也许真的只是本无恶意的天真分子。嘉靖七年（1528年）正月初七，这两名匪首派遣头目余人求见王守仁，诉说官逼民反的苦衷，极力恳求宽宥。王守仁回信一封，柔的一面是申明朝廷的招抚态度，刚的一面是限期二十日，要卢苏、王受亲自来行营认罪。

        卢苏、王受等人竟然没有当年池仲容那样的狡黠，看到书信之后的反应是“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当即撤去守备，率领全部人马来投降了。看来这一次王守仁判断得没错，叛、抚两方各怀真心，只要一枝橄榄枝打破僵局，便这样一拍即合了。

        当月二十六日，卢苏、王受率众俱至南昌城下，分屯四营，翌日便与众头目自缚双臂，数百人赴军门投见，号哀控诉。面对这样的大阵仗，倘若信心稍差几分，总会既疑且惧，而一旦疑惧之情稍稍流露，便不知道会激发出怎样的事变。

        王守仁显然既做足了情报工作，也做足了利害分析，全不怀疑卢苏、王受的真心，坦然接受了众人归降，又坦然将卢苏、王受二人在军门前处以杖责一百，杖责之后方才解缚，宣谕说受降赦罪是朝廷好生之仁，杖责一百是人臣执法之义。

        杖责卢苏、王受实在是太过大胆的举动，毕竟其党羽数百人就在帐下，部徒数万众就在城下，只要群情稍有不服，当即便会爆发一场血战。王守仁偏就有这样的底气，更晓得朝廷既要立德也要立威，否则通通宽赦下来，会给当地留下怎样一个“杀人放火金腰带”的范例。

        以上经过，俱见于王守仁《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奏疏结尾再谈善后事宜，“治夷之道，宜顺其情”。原本一场兵连祸结、旷日持久的灾祸就这样被轻易化解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然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自己的心中贼易，破他人的心中贼难。王守仁依赣州惯例，才破了“山中贼”，便在两广一带发展文教事业，毕竟所谓“治夷之道，宜顺其情”往好处说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往坏处说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只有推行儒家教化，统一意识形态，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办法。“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经典礼学原则就这样被抛诸脑后，作为礼学专家的王守仁不会不晓得自己犯了儒家忌讳，但那又如何呢，任何教条主义者在这种时候会生出的顾虑都是与他无缘的。

        以今天的大词来说，这样的手法可谓一种“意识形态入侵”，毕竟在同一种意识形态里，遇事总是好商量的。我们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史里，在晚清的历史里，乃至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总能看到诸多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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