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年（1497年），年已二十六岁的王守仁终于离开余姚，进京和父亲住在一起了。这究竟是因为成圣成贤之心并未灭尽，还是终归屈服于世俗的压力，需要再摆一摆应举的姿态，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一年时局动荡，边境传来的告急文书一封接着一封，“见猎心喜”的规律就这样在王仁身上发生作用了。

        北疆的蒙古势力始终都是令大明帝国左支右绌的边患，土木堡之役甚至动摇了国本。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蒙古几大部落先后进入河套地区，一开始还是本着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四处剽掠，后来发现河套这个地方三面有黄河为阻，水草丰茂，耕牧皆宜，于是驻扎下来了。依托这样一个理想的前哨基地，这些弓马娴熟的骑手年年都要深入内地，杀掠人畜。明朝人称他们为“套寇”，打又打不过，躲又躲不开，简直无计可施。

        比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属于靠天吃饭的，一旦气候异常、水草凋零，就意味着会有大量牛羊死亡，整个部族都会陷入饥荒状态。既然抗灾害能力极差，他们自然会觉得无论掠取多少财富都嫌不够，所以在与农耕民族的交往中，无论是和亲还是开始互市贸易，任何一段和平都不会维系太久，除非他们被汉化了，开始建城定居、开荒种地。“套寇”虽然据了河套，但只是驻扎而非定居，仍然保留着游牧的生活方式，所以和平注定是既不可望亦不可即的。

        以今天的某种常识，似乎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乐于看到邻邦的统一和崛起，所以正确的外交策略总该是扶植弱势者以制衡强势者。这正是有明一代对北方草原势力的基本国策，然而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草原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稳定的政权，任何通商之类的和平外交关系都很难持久。如辽国和宋廷自澶渊之盟以来的百年和平，以及辽国变成一个高度汉化的政权，这样的局面从不曾在明朝出现。

        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大约是对蒙元帝国扫荡寰宇的记忆深刻影响着明朝的边疆政策，使他们走出了一条与汉、唐、宋迥然不同的道路，势必承受比前代更多的边疆骚动。一旦设身处地，我们便很难责怪明政府短视。

        查《孝宗实录》弘治十年的记载，三月，甘肃边境被掠，甘肃自游击将军以下七十三人下巡按御史问罪；四月，大同云州卫被掠；五月，湖河川被掠，把总指挥王玉带兵迎战，在泉水湾中伏，王玉仅以身免；五月，蒙古兵入寇大同，连营三十里，明孝宗命宣府、大同相关官员各自进呈战守方略，并调动各地军队、战马、粮草、银钱，几乎举国骚然。

        《年谱》所谓“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惶遽”，一言以蔽之的就是这样的情形。王守仁当时从余姚到京师，从湖山吟咏的慵懒一下子进入这样的紧张氛围，强烈的反差应该深深触动了他吧。此刻再看“严光亭子胜云台，雨后高凭远目开”以及“破虏玉关真细事，未将吾笔遂轻投”这些刚刚写过的诗句，会不会感到几分滑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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