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谚有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苗人、瑶人完全没有所谓的大局观，一见有人如此折辱他们亲之近之的王先生，哪里还压得住怒火，当下一拥而上，送给思州使者一场不由分说的群殴。

        可想而知，思州长官勃然大怒，奏报上级，王守仁即将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场灭顶之灾。幸而处理这件事的贵州按察司副使毛科不愿生事，秉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官场智慧，劝王守仁向思州长官道歉谢罪，这件事最好可以私了。为免王守仁不识时务，毛科还在信里苦口婆心地晓以祸福利害。若换作平常人，高级长官能给自己指出这样一条明路，不知该多么感恩戴德，谢罪只是小意思而已，混得了官场的人总该有几分最基本的演技吧。

        当然，王守仁在这件事上其实没有任何错处：使者不是他打的，更不是他指使人打的，他甚至全然没有动过殴打使者的心思。但官场规则正如职场规则，只讲成败胜负，没人在意是非对错。

        在利害关系的权衡下，思州长官确实动了真怒，而王守仁要想摆平这件事，最有效的方法正是毛科指点出来的，而倘若执拗到底，那么非但思州长官会继续怀恨在心，甚至连原本怀着善意的毛科也要恼火了。孔子所谓“小人喻于利”，小人权衡利害关系，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亦必然会放下是非对错的辨别之心，诚惶诚恐地谢罪去了。

        然而在王守仁那里总归是“君子喻于义”的，是非对错一定要说清楚，成败胜负完全可以不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相当迂腐、幼稚的处世哲学，但这恰恰就是儒家对君子的要求。于是王守仁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回信，阐明自己不去谢罪的理由：

        开篇就事论事，讲得在情在理：“使者凌辱自己，这是他仗势欺人的个人行为，不是思州长官指使的；龙场驿的少数民族土著与使者争斗，这是土著因为愤恨不平而自发的行为，不是我指使的。那么，上官既不曾凌辱于我，我亦不曾傲待上官，谢罪的理由又该从何说起呢？”

        接下来的话是针对毛科的：“我对祸福利害的理解是，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所以君子之祸福利害实在无关成败荣辱。只要坚守忠信礼义，就算粉身碎骨也是福分。我在龙场驿生活，每天都要面临三种濒死威胁：瘴疠、蛊毒、鬼怪。我之所以处之泰然，只因为内心坚守正道。长官就算真的加害于我，对我而言也与死于瘴疠、蛊毒、鬼怪无异，我又怎会因此惴惴不安呢？”

        这样一封书信满溢着道义的力量，只要收信人不是穷凶极恶之辈，总会受到一些感染的。书信由毛科转交给思州长官，后者既惭且服，一场风波就这样消弭于无形。惯于以成败论英雄的芸芸众生似乎可以由此得出一种充满正能量的人生启迪，但我们可以笃定的是，这封信的收件人倘若是刘瑾或其死党，结果一定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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