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不果，王守仁以副右都御史衔继续巡抚南、赣、汀、漳，而既然“山中贼”已破，接下来就展开一场剿灭“心中贼”的伟大事业了。当然，要剿灭的不是自己的“心中贼”，而是当地百姓的。儒家地方官既然是所谓“父母官”，便自然要承担起“养不教，父之过”的责任，用孔子的说法，对平民百姓应当养之、富之、教之。

        如何养之、富之，这倒不如想象中那样困难。儒、法两家都相信百姓的生活福祉取决于统治者的管理水平，然而事实上，经济发展往往不是统治者“管得好”的结果，而是“放任不管”的结果。道家早早看到了经济规律的这一真谛，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政府不要干涉民间，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惩罚一下坏人坏事也就够了。

        而儒家的原则是要干涉，要管理，但这一切都要有分寸才好。分寸究竟定在哪里呢？统治者只要怀有仁爱之心，自然会找到正确的分寸，至少不会横征暴敛。王守仁班师途中有一首《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就是上述儒家精神的概括：

        百里妖氛一战清，万峰雷雨洗回兵。

        未能干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

        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

        诗意是说，虽然打胜了仗，但赢得不够光彩，所以愧对父老乡亲的厚爱。怎样才能赢得光彩呢？那就是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儒家圣人大舜做出过榜样，手执盾牌和战斧，舞蹈一番，就降服了叛乱的三苗。用军队解决叛乱绝不是好办法，搞好内政才是最要紧的。我不愿意为这点功劳而封侯受赏，只希望朝廷能够减免百姓的负担，不要再横征暴敛了吧！

        如何教育百姓，儒家和法家执一词。法家提倡“以吏为师”，所谓吏，特指法官、法吏，他们肩负着普法教育的职责，要使每一位国家子民熟知法律条文，知晓触犯某一条法律之后会遭到怎样的惩罚。

        法律的条文化和公开化始于春秋时代，当时引起过很严重的争议，反对者相信世道人心的败坏必从此始。（这是我在《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一书中详加辨析过的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朱元璋搞过法家这一套，这也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不愿与明政府合作的原因之一。

        儒家推崇的是宗法亲情模式，不喜欢冷冰冰的、毫无弹性的法律条文。儒家所谓“教之”，是如父母教育孩子那样。平民百姓无知无识，是一种介于人类和禽兽之间的物种（小孩子其实正是这样），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他们文明开化，才能使他们耻于作恶而一心向善；不教他们如何打官司，而教他们不去打官司。以实际情形言之，只有剿灭了他们的“心中贼”，他们就算再怎么忍饥挨饿受压迫，也不会去做“山中贼”了。

        以政治的技术层面论，“破山中贼”为治标，“破心中贼”为治本，治本之道在于移风易俗、统一意识形态。王守仁颁布《告谕》，务求家喻户晓：

        这份《告谕》最着重的地方就是严禁奢靡，提倡节俭。我们看一部《二十四史》，同样纲领的告谕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繁不胜繁，显见得世人的逐利之心永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统治者之所以总是将移风易俗当作一项核心政治目标，原因正是王守仁开宗明义所说的“风俗不美，乱所由兴”，糟糕的社会风俗总会迅速败坏世道人心，人一旦失去了淳善，就很容易为非作歹了。

        王守仁在南安、赣州一带观察到的社会怪相是，明明民生凋敝，大家却还是飞蛾扑火一般争豪斗富，将大把财富浪费在虚荣、攀比的荒唐事上。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荒唐的行为呢，岂不知“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明明只需要很少的财富就够？鹪鹩和鼹鼠的生活方式正是“存天理”，要想返回鹪鹩和鼹鼠的生活方式就必须“灭人欲”。所有那些贪婪、虚荣，都是“人欲”，都是“心中贼”，不遭灭亡便无法彰显天理。

        既然找到了症结，就应当对症下药。那么，到底该怎样剿灭“心中贼”呢？——对知识分子可以开内省、慎独之类的高端药方，但对于愚夫愚妇，只能申饬简单的戒律，告诉他们不要做什么：

        1. 丧事不许用鼓乐、做道场。

        2. 医病不许信邪术、事巫祷。

        3. 婚事不许计较彩礼、嫁妆，不许大摆筵席。

        4. 走亲戚只要有诚意就好，不许为送礼设立各种名目。

        5. 街市村坊不许迎神赛会、百千成群。

        凡上述所禁，都是奢靡无益的事情。倘若有人违反，十家牌法尚在，十家之内互相监督纠正；隐瞒不纠者，十家同罪。

        饶有趣味的是，为王守仁所严禁的这五项内容，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习见的社会现象，只在“破旧立新”的时代短暂地消隐过一阵罢了。设若王守仁复生，一定会再一次发出“破心中贼难”的感叹。有学者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归功于阳明心学，这绝不会是王守仁愿意听到的啊。

        事实上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开支都属于“不必要的”。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例，住宅内部的地板、壁纸、装修项目里花钱最多的那些，没有哪个是真正必要的；我们的穿着方面，百亿规模的时装产业并不使我们穿得比中山装、军大衣的时代更温暖、更舒适……如果仅仅维持基本生存的话，低保标准即便算不得奢靡，至少也够温饱，而我们辛勤工作所换来的薪水当中竟然绝大部分都“浪费”在那些审美和虚荣的项目上。至于那些富商大贾，凡人标准的“浪费”早已不足以打动他们，只有成百上千万一件的艺术品才会给他们带来足够的魅惑，而这些艺术品当然不会有半点实用价值。

        今天很少有人觉得这有任何不妥，至多会对那些挥霍祖产的纨绔子弟投去鄙夷的目光。即便是纨绔子弟一掷千金的风流，也得到过来自审美立场的衷心赞美。仅举波德莱尔的观点：“风流作风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道闪光……风流作风是一轮落日，犹如沉落的星辰，壮丽辉煌，然而没有热力，充满了忧郁。民主的汹涌浪潮漫卷一切，荡平一切，日渐淹没了这些人类骄傲的最后代表者……”（《美学珍玩》）

        在波德莱尔时代的知识阶层，这非但不是哗众取宠的怪话，反而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事实上，人类文明史上最耀眼的那些遗产无不诞生于虚荣或贪婪。虚荣心和贪欲携力，构成人类文明最强有力的推手。正是这两点在道德上长久遭受鄙薄的人性，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我们这个世界今天的繁荣。那么，它们难道真是我们必欲去之而后快的“人欲”？甚至可以说，它们分明更像是“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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