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婆婆和喇嘛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分析出宗教生活的两大基本特质：意义化和秩序化。

        可以换取一张进入天国的门票，这是诵读六字大明咒的意义所在；以仪式的态度，以持之以恒的方式，如同机械一般在数十年中不断重复着诵读的过程，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秩序化的行为。所有的宗教生活都不会缺失这两项特质，但是，与其说它们是宗教的属性，不如说是人的天性。甚或我们可以说，宗教性就是人的一种天性。

        人，天生就有着极其强烈的对意义和秩序的追求。换言之，倘若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缺乏秩序的，我们那脆弱的心灵便总会生出许多不安和焦灼。这当然是一种很不舒适的状态，于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安心，我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事物意义化和秩序化，而在意义化和秩序化的过程之中，再荒谬的做法也聊胜于无。

        譬如我们总是喜欢“有破有立”这个说法，一旦你反驳了某个理论，人们最常见的反应就是质问你：“那你倒是提出一个建设性的理论来啊，否则就请闭嘴！”倘若我们乘坐时间机器飞回两千多年前，向韩宣子和子产阐述山川神祇的喜怒其实无关人的健康与疾患，他们很可能就会做出这样的反诘。

        或者你和同伴在旅行途中迷了路，你发现同伴拿的是一张错误的地图，但你能怎么办呢？绝大多数人的做法是，既然找不到正确的地图，那么拿一张错误的地图也总好过没有地图。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旧理论从来不是因为被彻底证伪而失去了市场，只有当某种新理论兴起之后，旧理论才真的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新理论并不比旧理论高明。

        我们总是在寻找意义，寻找每一个疑问背后的确定性答案，很难容忍意义或确定性答案空缺的状态，哪怕只在一些小小不言的事情上。

        譬如即便不是全部的，至少也是绝大多数的餐厅服务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纵使在非常忙碌的时候，也总是能够很清晰地记得那些尚未结账的顾客的账单上的一些细节，但顾客一旦结账离去，他们很快就会将账单上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太过平常的事情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注意力的问题罢了，但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却小题大做地反复琢磨这个场景，总觉得这事情的背后应该还有一点什么。

        若干年后，勒温的弟子布鲁玛-蔡加尼克做出了一项很著名的实验，她给被试者们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解数学题，或者制作简单的手工模型，但她经常打断他们，让他们停下手里的活计，听从某个新的安排。结果可想而知，到了结束的时间，很多任务都不了了之。但真正的重头戏发生在任务结束几个小时之后——蔡加尼克开始让大家回忆方才做过的那些任务，这才有了那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所谓的蔡加尼克效应：当一个人着手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因为中途被打断而导致这件事没能完成，那么比之完成的事情，他对未能完成的事情的记忆会比后者清晰一倍。

        是的，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心里悬而未决的东西太多，这怎么看都不像一件好事，毕竟人类的天性是“完形地”来观察世界的。让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一张纸上画了三根直线，这三根直线构成了一个近似的并没有完全闭合的三角形，虽然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三角形，只是三根直线罢了，但绝大多数人都会把它看作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没有封闭的部分是我们在自己的心里给它封闭完成的，是我们的意识把这三根直线组合成一个成形的三角形的——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谓的“闭合律”。

        “格式塔”是一个德语单词的音译，意思是“完形”，“完形填空”的那个“完形”。世界就像一张永远也做不完的完形填空的试卷，而我们在看到这张试卷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把那些空格填满，让这张试卷看起来完整、通顺而有意义。

        一个催眠术的实验可以给我们另一个角度的启发：催眠师在将被试者成功催眠之后，命令他去打开房间的窗子，被试者完全服从了这个命令，当实验结束以后，被试者醒转过来，催眠师问他刚才为什么要打开窗子。被试者疑惑了一会儿，很快回答说：“因为觉得房间里太热。”

        悬而未决的开放状态会使我们内心紧张，妥帖的闭合状态却会使我们放松下来。当然，放松才是我们的心灵，或者说是大脑，天然就会追求的一种舒适状态，于是，这个纷繁复杂、充斥着各种悬疑问题的现实世界总会被我们想象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房间，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某个隐身的田螺姑娘整理得妥妥帖帖。我们就是这样自觉不自觉地将现实世界整理成我们最乐于接受的模样，然后欺骗自己说这就是世界的真相。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人类建造世界的基本宗旨，就是建造人类天生所缺乏的那种类似于动物的严密结构，即秩序和法则，秩序化和法则化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抵抗恐怖的避难所，而宗教正是一种“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

        时至今日，贝格尔的观点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支持，换言之，后者可以用更加朴实、缺乏诗意的语言论证出极其近似的结论。我们只要从这个结论稍稍推演几步，也就可以理解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比今天的多元化社会更容易催生我们的安定感，相应地也更容易催生我们的幸福感。在一元化的社会里，我们固执地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是具有普世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倘若有什么异质因子出现，一定属于魔鬼的一党。

        生活中一些极细微的事例就在呈现这种被心理学家称为“确定性偏见”的事实，例如吃豆腐脑究竟应该浇卤还是放糖，这真的引发过卤汁派和白糖派群情汹涌的网络论战，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吃法是邪恶且匪夷所思的。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里以戏谑的语调所描述的大头派和小头派（其争论焦点是吃鸡蛋剥皮时究竟应该从大头敲破还是从小头敲破）原本是为了讥讽英国议会里那些因小题大做而分党立派的荒唐议员，然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头派或小头派的一员，是在某些问题上属于大头派，在另一些问题上属于小头派而已。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斯威夫特的寓言所揭示的意义远比作者的意图本身更为深刻。

        多元化的世界总会使我们无所适从，我们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坦然接受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必须费力地说服自己：邻居甲的无神论信仰以及邻居乙的基督教信仰，其实和我自己的佛教信仰只是通往真如世界的不同途径罢了，并不是什么异端邪说，同样值得尊重。当然，这是多元化社会逼迫我们形成的观念，完全有违人类的天性，或者说有违我们基因密码里的初始设定。

        所以，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人们对确定性的渴望显然比起那些生活在一元化时代的古人更加强烈，这正是各种心灵鸡汤得以大行其道的绝佳沃土，也是阳明心学重获新生的美妙时机。

        阳明心学确实致力于打造一元化的世界，强化我们的“确定性偏见”，简化我们认知世界的秩序化框架。这其实正是古代学术典型而普遍的特征，只是阳明心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因为在古人生活的世界里，交通和通讯手段远远比不上今日，人们基本都生活在某个相当封闭的熟人社会里，生活习惯和价值观高度趋同，而对于视野之外的广袤世界，他们总是因为少见，所以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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