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株槐树下嬉戏成长起来的王杰是一个神童，早早有志于圣贤之学，十四岁便尽通“四书”“五经”及宋代诸位大儒的学说。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任何一个“最强大脑”都没有胜任的可能。所以，本着常识与理性，我们有必要把这一节史料打上几分折扣，无论如何，我们明白王杰确实才华出众也就是了。

        由于父亲“遁石”的机缘巧合，也由于出众的才华，王杰不但走上了仕途，还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被当作一颗大有潜力的政治新星悉心栽培。但是，王杰执拗地表现出了“不识抬举”的一面：地方长官极力推荐他应举，他却看不惯考试的规则，掉头当了逃兵。幸而时局终于宽松了些，王杰不必“遁石”就得以全身而退。

        其实，明朝廷为考试订下严苛的规则，初衷倒是好的，是为了保障公平，防止作弊：考生要披散头发，解开衣服，接受彻底的搜身检查。在我们今天这个平民社会里，倒不觉得这样做有何大碍，但在“食古不化”的士大夫看来，这实实在在是有辱斯文。

        在古代传统里，科举制度一直饱受争议，反对者认为它助长了人们“自媒自炫”的热情，而一个正经人要么受朝廷礼聘去做官，要么受地方长者举荐去做官，哪好意思自己去找官做？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已经够“寡廉鲜耻”了，如果再像市井小民一样接受搜身，被当作潜在的贼来对待，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为了谋求一官半职而接受这般屈辱的人，一定不是良善之辈，更不是圣人门徒。如果官场上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官场不去也罢。

        真正的读书人总是太在意尊严的，不食嗟来之食，不求不义的富贵，其“尊严”的标准也远较市井百姓高。而作为明帝国的创建者，朱元璋出身于市井，发迹于帮派，以市井与帮派的标准重新定义士大夫的尊严，一代代帝位继承人有样学样，塑造出明代官场的一种既怪诞又很容易被今天的平民社会所理解与接受的格局。

        明宣宗宣德年间，朝廷下诏各地举荐人才，王杰以父母年迈的理由敷衍了过去。继而王与准去世，王杰又拿母亲做了挡箭牌。母亲在去世之前认真地叮嘱儿子说：“你已经穷得不像样子了，等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出去做官！”有了母亲的遗命，王杰这才慢慢吞吞地踏上了仕途。但时间仿佛存心成全他的气节似的，在朝廷的任命正式下达之前，他便离开了这个他一直看不太惯的世界。

        戚澜在王杰传记的末尾说，自己的父亲和王杰交好，常常称道王杰所著的《易春秋说》《周礼考正》为近世儒者所不能及，更称道王杰一等一的人品，只可惜两书不慎失传。戚澜还说，父亲幼年时听乡里父老相传，谓王氏自东晋以来盛极江左，在衰落了数百年之后，元代有一位擅长占筮的隐士与王杰的先祖有过交往，预言王氏后人将会出现名动天下的一代大儒。原以为王杰就是预言中的人物，没想到他死得太早，也许预言会在王杰的子孙当中应验吧。

        在戚澜的这般感慨里，我们自然会生出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接下来的世系叙说里，这种感觉还会一步步地加强，这一切都为我们的传主王阳明增添了几许宗教人物所特有的神秘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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