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纯粹的认识论的问题上，王守仁甚至比多朱子派的儒者更有常识。儒家烦琐的仪节也好，各种客观知识也罢，王守仁并不曾荒唐到认为这些知识都是天赋于心、与生俱来的。有人认为圣人不但生而知之，而且无所不知，针对这样的看法，王守仁有一番入情入理、没有半点玄虚的反驳：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传习录·下》）

        在王守仁看来，圣人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可能从字面义上成立，因为天下事物不胜枚举，即便是圣人，也不可能知道每一种植物的名字、每一个朝代的每一项典章制度，这根本不是人力所能为的。圣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知所能的其实只是天理，而天理在握之后，需要了解哪些事项，还是要去学去问。记载孔子去太庙，无论什么都向人请教。前辈学者解释这段话，说孔子这是明知故问，表现恭敬和谨慎之心。这样的解释毫无道理，因为即便是孔子，对于烦琐的礼乐名物也不可能尽数了解。对不了解的事物，尽管去问就是了，这正是天理的体现。

        这就是说，圣人掌握的是核心原理，虽然该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只是使他更善于解决问题罢了；他虽然可以从核心原理一通百通，但并不会因此就变成全知全能的神。我们不妨想象一名将军，他熟读兵书战策，对一切军事理论烂熟于心，换言之，掌握了行军打仗所需要的全部核心原理，但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他仍然需要做大量的情报工作，了解各种信息，而他所做的每一项具体的情报工作其实都是兵法原理在实战当中的体现。当然，即便如此，这仍然不能保证他能百战百胜。

        事实上，孔子周游列国，孟子“遍干诸”，这两位举世公认的圣人，他们的事业轨迹上正是失败远多于成功。甚至以今天的成功学标准来看，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都会被教科书写成反面典型，让年轻人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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