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上》给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
门人薛侃正在清除花丛中的杂草,有感而发,提出一个问题:“天地间为什么善很难培养,恶却很难铲除呢?”是的,陶渊明就有过这种经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杂草总会和花争夺养分,和豆苗争夺养分,所以人无论养花、种豆,总要花大力气在除草上。
王守仁起先只是从“立志”的角度回答:“善难培养,只因为没有立志去认真培养;恶难铲除,也只因为没有立志去认真铲除。”这依然是从“立志”角度讲的,但过了片刻,他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如此看待善恶,只是从表面上着眼,所以才有了错误的领会。”
薛侃不解。王守仁解释道:“天地的生生不息之意,对花对草都是一般无二的,何曾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这才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一旦你想要的是草,善恶便颠倒过来了。可见这一种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产生的,不是正确的见解。”
薛侃问道:“如此说来,难道无善无恶才是对的?”
王守仁答道:“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动。不动于气,就是无善无恶了,也就是至善。”
理与气原是程朱理学里一套成对的概念,理即天理,是抽象的规则,气则是具体的物质,万事万物都是理与气的结合。我们不妨以柏拉图的方式理解:一个抽象的、存在于概念上的圆,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正圆,而把这个概念中的圆落实在实际上,无论是用圆规画一个圆,还是用模具做一个圆形的面包,总会有瑕疵,不可能是无瑕的正圆。所以,对于那个抽象的、概念上的圆,并无所谓准确或不准确,“很圆”或“不很圆”这些说法仅仅对于实际存在的圆形而言才有意义。
薛侃抛出了一个衍生问题:“佛教也有无善无恶的说法,和您所讲的有什么区别吗?”
佛教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所以王守仁继续解释说:“佛教执着在无善无恶上,对其他事全都不管,所以不可以治理天下。儒家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如此‘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可以始终依着天理行事,便可以‘裁成辅相’。”
这短短一番话里涉及了好几处儒家概念。“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与“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一并出自《尚书·洪范》,这里的“好”是“偏私”“偏好”的意思,“恶”则是由偏见而生的嫌恶。《洪范》下文还有名言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意即“王道”是没有偏私的,人应该遵循“王道”,既无偏私,亦无偏见。
“裁成辅相”语出《周易·泰卦》,原文是“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意即君王以泰卦的原则制定出符合天地之道的政治法则,以天地自然之法治理万民。
王守仁常常这样,将儒家经典里的经典话语拿到心学体系里来,与自己的说法互证,也在有意无意间渐渐使儒家经典心学化了。一言以蔽之,上述这种“善”与“恶”其实都是私心偏好的结果,而判断私心偏好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看它是否符合天地自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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