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27日黄昏，孔特雷拉斯姐妹和平时一样把藤椅搬到自家角门外面。虽说只是在边道上坐一会儿，等着天黑吃晚饭，她们俩还是和往常一样花了好长时间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一番。邻居家的姑娘们也一样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观看过往的行人。夏日，暑气逼人。微风不时吹起街角处的碎屑和尘土，一群咕咕叫的鹌鹑飞到邻居家院子的树梢上。

        不过，这一天，一个意外的事件搅乱了边道上的例行聚会。两个姑娘头靠着头，假装阅读妈妈刚从首都带来的《巴黎的理想》和其他时装画报，眼睛却好奇地盯着大街对面的动静。一对新来的房客住进了大都旅馆的一间客房。

        在旅馆的边道上，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从马车上往下卸行李，有大木箱、手提箱、纸箱，还有一只装在盒子里的“维克托牌”留声机。一位身着丧服、风流倜傥、欢快的年轻人从装卸工手中轻轻接过留声机盒，小心翼翼地放在角桌上。

        两位坐在摇椅上的姑娘看着他开盒盖儿，安上摇把。音乐还没响起，他就按着节拍踏起舞步，随后放上一张唱片，那是狐步舞曲《歌唱你，罪人》。这支曲子她们听过。年轻人一边跳舞一边走到房间里面。他的女伴——一位矮矮胖胖的年轻女人——正忙着从箱子里往外拿衣服。

        那个戴孝青年高举着一只手，像剑客一样把另一只手向那个女人伸过去，催她一起跳舞。这时候，两姐妹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脸红了。房间里的女人穿的还是乘火车时穿的衣服。一顶毡帽盖住了头发，脚下一双半高跟鞋，身穿一套“贝克林”宽松服。一开始，她不想跳舞，后来经不住那个男人的舞步和表情的引逗，放下手中的衣物，笑嘻嘻地和他一起跳起来。姐妹俩听到她清脆的笑声。

        这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玛尔塔·赫雷斯来到莱昂的那天下午的情况。几天后，3月31日，一场大地震摧毁了马那瓜城，全国处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之下。3月26日，他们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危地马拉来到肖洛特兰机场。《消息报》按照惯例在《往来旅客》栏中公布了他们的名字。

        1930年3月5日晚上8点钟，他们在危地马拉城梅尔塞德教堂举行的宗教仪式上结为夫妻。玛尔塔，1913年12月1日出生于马萨特南戈，结婚那天还不满17岁。

        1933年10月11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向法官提供的证词中说，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他第一次在尼加拉瓜停留期间结识了各界朋友。出于对旧友的怀念之情，决定回尼加拉瓜继续攻读法律。但是正如后来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在“长舌桌”上指出的，这条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无论如何他的朋友大概都是在马那瓜认识的，而不是在莱昂，他以前从来没有在莱昂待过。

        卡斯塔涅达被迫离开危地马拉的真正原因似乎与一次流血事件有关。1930年12月25日晚上，人们正在马萨特南戈社交俱乐部里欢庆圣诞节，他用手枪打伤了一个名叫阿尔丰索·里奇的人。此人是圣弗朗西斯科·萨波蒂特兰的庄园主。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正当“危地马拉幻想”木琴乐团演奏丹松舞曲《明亮的小眼睛》的时候，他竟然在舞厅里撒起尿来。

        玛尔塔十分恼火，大喊了一声。卡斯塔涅达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答，里奇干脆冲着恼羞成怒的卡斯塔涅达的裤子撒开了尿。庄园主砰然倒在舞厅中央，裤子的襟门都没来得及系上。卡斯塔涅达没有逃跑。他手拿着武器，冷静地等着在场的马萨特南戈的警察局长走过来，向他自首。卡斯塔涅达在监狱里待的时间不长，当时的危地马拉总统拉萨罗·查孔将军出面干涉，把他救了出来。总统是萨卡帕人，和他是熟人。但是和里奇结下的怨恨对他仍是一种威胁。

        孔特雷拉斯俩姐妹坐在自家门前，看着那对夫妇在打开的盒子和半空的箱子之间翩翩起舞，不由得脸上一红一白的。她们不知道这两位租用旅馆房间的新房客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莱昂。只知道这对夫妇是坐下午4点钟的火车从首都来的。他们和妈妈坐的都是头等车厢，这是听妈妈说的。听到音乐声，妈妈也来到门口儿，站了一会儿。从远处认出了他们，露出了微微一笑。

        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第21监狱的牢房里采访卡斯塔涅达的报道发表在1933年10月15日的《记事报》上。从报道中得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于1908年1月18日出生在萨卡帕，他还有两个弟弟。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没有提到他是私生子。罗萨利奥没敢问他母亲露丝·帕拉西奥斯的情况。卡斯塔涅达14岁时，失去了母亲。临终前，她垂死挣扎了好长时间，那副痛苦的模样一直在梦中折磨着他。

        母亲死后，父亲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奥利韦里奥和他两个弟弟离开了父亲的家，被寄养在外婆——帕拉西奥斯的遗孀堂娜·露丝·乌尔苏亚的家里。有一次，他对“圆球”奥维埃多说，中午放学后，他经常去看望父亲。父亲总是在一家餐馆吃午饭。餐馆关着窗户。中午，外面阳光灿烂，餐馆里却是暗幽幽的。进门后，他战战兢兢地拖着靴子，生怕父亲知道他来了。可是，那个老军人把脑袋俯在汤盘上，不屑抬起头来看一看。他只能站在桌子旁边，不敢坐下来。

        父亲拿着长把勺从热气腾腾的汤盘里舀汤喝，不停地同妻子说话，时不时地用手指甲从牙缝里往外剔肉丝，然后对着光亮瞅一瞅。最后，吃完饭，往台布上丢下一枚钱币，看也不看他一眼。他拿起钱，就走了。

        但是，1933年10月11日，卡斯塔涅达在证词中却说：他在莱昂学习期间，父亲十分慷慨，每月从危地马拉给他寄来100美元，他就是靠这些钱维持婚后简朴的生活。妻子死后，父亲寄的钱减少到每月30美元。我们看到一封信，那是他在1933年10月21日在狱中写的求援信。上面的地址是危地马拉城第三条东大街46号。信上说：

        他们指控我毒死了我们的玛尔塔（真是无耻透顶！），害死了我的房东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和他的女儿玛蒂尔德，已经把我关押了13天，完全与世隔绝。今天，原告为此上书要求处我以死刑。在该死的政治上，我遭到不计其数的诬陷，如今总算通过一位古巴朋友（他同我合伙准备在这里开办一家公司）把信从哥斯达黎加寄给您，他要永远离开这个国家，我一点儿也不怪他。

        的文章，刊登在《共和国报》上，题目是《小歌剧中的拿破仑》。我干吗要卷进去呢？如今后悔莫及。刚到这里，我就看到了乌维科派来的科雷亚将军。他提出要为莱昂贫苦老人建一所慈善性质的养老院，条件是养老院要以“大恩人”命名。我在《记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这种做法，题目是《慈善还是敲诈？》。您现在看到，后果出来了。乌维科使我陷入了一场居心险恶的官司，让人指控我是投毒犯。他干得漂亮，我却身陷泥潭，只好承认，他手下的人遍布中美洲，个个狡猾透顶，到处迫害他的宿敌。

        我有生命的危险，爸爸。请您想一想，我能够害死我的守护神玛尔塔吗？她常犯经血病，在她突然发作恶性热病，一命身亡后，为她看病的家庭医生在灵床边写下的诊断是：致死原因是热带特有的一种恶性疟疾——laverania malariae——这种病是由疟蚊在血浆中生下的原生动物而引起的。这里地势低洼，多雨，适于蚊虫孳生，常闹这种病。孔特雷拉斯小姐也是死于这种疾病。致死原因是医生的判断，而且写在死亡证明上。我本想把死亡证明寄给您。可我无法拿到任何东西，能搞到张纸给您写封信已经是很难得了。

        原告在诉状上说，上午8点，我给孔特雷拉斯小姐吃了一只有马钱子碱的鸡腿，下午1点她就死了。您看这有多么荒谬，马钱子碱怎么能在胃里停留这么长时间，她吃下去以后居然还能平心静气地和我谈话。最不合逻辑的是，第一口就能尝出特有的苦味儿，她怎么能津津有味地咬那只撒上马钱子碱的鸡腿，而且大嚼特嚼吞咽下去呢。

        堂·卡门的情况也是一样。您寄来的钱是他给我换成科尔多瓦的。他也是死于恶性热病。我亲眼看着他死去，他就死在我的怀抱里。当时根本没有马钱子碱中毒的主要征兆，比如心绪不宁、躁动、憋闷、肌肉抽搐、对光线过敏、对噪音和触摸有类似触电的反应。不幸的是当时没有找到一位态度认真的大夫给他治疗，来的是一个姓萨尔梅龙的医生，这家伙只会夸夸其谈，单凭抽出点儿胃液，就贸然断定是中毒。如果他真是这样认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采取医学科学的起码措施加以处理，诸如使用催吐剂（热水、吐根、阿扑吗啡）或其他药物，诸如碳、乙醚、三氯甲烷或油剂樟脑针剂。现在这家伙倒成了最凶恶的原告之一，您瞧，这场阴谋多么拙劣，而我又是多么冤枉！

        说来说去，他们想抓住一件巧合的事，即恶性热病和马钱子碱中毒有一个共同的症状，都会出现强直性抽搐。只有这么一点是共同的，尿毒症中毒也会引起抽搐，对此他们却闭口不谈。您瞧，我落到哪一步田地了，连毒药学也非学不可啦。

        您得为我做点牺牲，爸爸。请您、切马叔叔、露丝妈妈和德尔加迪略·伊·潘乔博士筹集1000美元，这是著名刑法学家拉蒙·罗梅罗博士为我辩护的要价。您可以让我弟弟古斯塔沃亲自把钱送来。如果用我的名义汇钱，钱会被没收。法官是我的同学，可他一直不喜欢我，他会拆阅我的信件。请给住在马那瓜的罗梅罗博士发个电报，告诉他我接受他的辩护，钱随后就到。如果筹集不到，我只好自己为自己辩护，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唉，怎么能让我死在异国他乡呢？救救我，爸爸。请照我说的办，尽快，尽快。再见。

        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调查事件时韧性十足，这一点以后再仔细介绍。他要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历史进行一番详细的调查。为此，在危地马拉城找到了一位大记者，即卡洛斯·恩里克·拉腊维硕士。此人是豪尔赫·乌维科将军所在党的机关报《进步自由报》的主编。他提供了大量材料。在第一封信里，就介绍了里奇的流血事件。

        萨尔梅龙大夫把信件认真整理好，放进他为本案建立的档案里。这些信证实了卡斯塔涅达确实在奇基木拉市的东方国立学校读过高中。这和他接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采访时讲的一样，采访记录就发表在《记事报》上。不过，这里有一个材料是新的，那就是1925年他被开除过学籍。

        当时，卡斯塔涅达曾和其他同学一起准备组织一个“乌维科秘密俱乐部”，支持正在奇基木拉策划的一次政变，企图让豪尔赫·乌维科将军上台执政。不久后，他背叛了这个运动，揭发了他的同学，但是，还是不免被学校开除了。

        拉腊维说，当时他本人在那所学校里教三角课，是“乌维科俱乐部”的导师。但是，几年后，卡斯塔涅达在尼加拉瓜受审期间，拉腊维办的报纸在危地马拉对卡斯塔涅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写给萨尔梅龙大夫的信中，对卡斯塔涅达还是那样恨之入骨。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下面是一封信中的几段：

        卡斯塔涅达从少年时起就表现出一种品质：出尔反尔，好捉弄人。他把聪明劲儿全用在和人开些粗野的玩笑上了，目的无非是设些圈套，害人取乐。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奇基木拉学校的教师办公室设在二楼。按规定，每天上课前和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集中，上课铃声响起前，就得去到各自的教室。

        教室设在一楼，我们要从一道楼梯下来，楼梯的扶手漆成黑色。教几何和透视法的女教师玛尔加丽塔·卡雷拉下楼的时候习惯用手扶着楼梯扶手，直走到最后一级才松开手。卡斯塔涅达注意到女教师的习惯，就想出一个恶作剧。他把大粪涂在扶手上，涂得很巧妙，让人乍一看瞧不出来。

        由于他的恶作剧，玛尔加丽塔的手上总有一股恶臭，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不住地洗手，可臭味儿老是去不掉。在课堂上课时，她常把手放在鼻子上嗅，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后来她病倒了，心灵真的发狂了。最后，不得不离开学校。

        如今，这家伙动用毒药这种杀人不闻声的武器犯下狡狯的罪行，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在投毒者身上我们看到集中了背信弃义者、掌刑人以及顽固不化的惯吹牛皮的人的全部特征。而且这家伙从懂事起就是这样。只有掌刑人才会拿别人的痛苦取乐。从我刚才讲过的那件事里您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政治上他是个可怜虫，可是，他却以受到制度的迫害而到处炫耀自己。在豪尔赫·乌维科将军的英明持重的领导下，危地马拉才建立起和平和有秩序的新制度。卡斯塔涅达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党”，大吹大擂地称之为“民主救国党”，在建党宣言中提出要“自觉地吸收农民、工人、青年、妇女……”，我说，大概连吃奶的孩子也要吸收吧。其实，这个党只有两名党员，一个是投毒者卡斯塔涅达，另一个煽动者是“记者”克莱门特·马罗金·罗哈斯，和他是一路货色。他们要拯救谁？看起来，这个“党”只会害人，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堂·拉法埃尔·乌维科·塞瓦杜阿先生，卡斯塔涅达用同样的东西——马钱子碱——在哥斯达黎加将他害死。

        毫无疑问，卡斯塔涅达转过来反对乌维科，这就足以使拉腊维现在成为他的仇敌。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的文章确实发表过。根据他本人在1933年10月18日提供的进一步调查的证词中说，妻子死后，1933年3月他从尼加拉瓜回到危地马拉，专门从事谋反活动，包括贩卖武器。在他去彭塔雷纳斯的火车上曾向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奥雷亚穆诺透露过此事，对方答应保守秘密。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他在证词中还说，为此他被驱逐出危地马拉，大家记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提到过这一点。6月，他接到了紧急命令，限他在10天内离开危地马拉，后来又缩短为48小时。是否谋反还没有证据，但他确实同《时报》主编克莱门特·马罗金·罗哈斯建立了反独裁的民主救国党。

        拉腊维那封信的最后一段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对自己的旧日学生和共同谋反的伙伴改变了态度。年轻的拉法埃尔·乌维科·塞瓦杜阿于1929年11月22日突然死在哥斯达黎加，而他正是几年后成为危地马拉独裁者的豪尔赫·乌维科的亲侄子。关于他暴死的情况，从哥斯达黎加寄来一些材料。在这之前，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狱中采访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采用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把他毒死”的说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自会知道。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案子又被提了出来。

        卡斯塔涅达被奇基木拉学校开除后第二年又复学了。1926年12月，他在那儿通过了毕业考试，同一个月搬到危地马拉城，很快就被任命为公共教育部办公室主任。当时，乌维科的政敌堂·何塞·马里亚·奥雷利亚纳还是危地马拉的总统。据拉腊维说，奥雷利亚纳亲自下令解散了“乌维科俱乐部”。

        当时担任公共教育部副部长的是雨果·塞雷索·达尔东硕士。在他突然去世后，卡斯塔涅达接替了他的职位，当时他只有18岁，这一点我们在采访录中已经知道了。拉腊维在写给萨尔梅龙大夫的另一封信中断定说：匆忙授予他硕士学位、任命他当办公室主任以及迅速把他提升为副部长，都是奥雷利亚纳对他的叛变行为给予的奖赏。

        在审讯过程中，提供了诸多证词，我们总得相信其中一个是真的。卡斯塔涅达在谈到他的上司塞雷索·达尔东部长猝然死亡一事，总喜欢油嘴滑舌地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1933年，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安排到波内罗亚海滨浴场休假。当时，卡斯塔涅达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在疗养所和住在格拉纳达城的堂·卡门的兄弟路易斯·冈萨加·孔特雷拉斯住在同一个房间。

        1933年10月21日，格拉纳达刑事法庭按照莱昂法院法官的委托书的要求，向路易斯·冈萨加·孔特雷拉斯取证。证人在证词中讲述了晚上卡斯塔涅达在波内罗亚和他谈起塞雷索死得不明不白。

        证人说，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休假期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促膝谈心，说到几年前一位姓塞雷索的先生死在危地马拉，是他在公共教育部的上司。据他透露，塞雷索是一位有条有理、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很早就吃早饭，然后一个人去上班。6点钟准到办公室，那时候，单位里还没有一个职员在，连门房也没上班。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大门，坐在写字台前，关好门开始办公，一小时后，再打开房门。下属官员从他手里接过当天的备忘录，开始处理公务。

        有一天，他没有按时打开房门，大家都知道他在里面，因为他的手杖、帽子和平时一样挂在接待室的衣架上。大家动手打开门锁，发现他已经死了。脑袋压在公文纸上，墨水瓶子倒在他的太阳穴旁边，墨水像鲜血一样浸透了文件夹和文件。可他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大家都不知道塞雷索得了什么病，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他是怎么死的？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卡斯塔涅达一再提问，证人觉得他眼里闪烁着嘲讽的目光。证人没兴趣猜测这个秘密，而且非常厌烦，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卡斯塔涅达纠缠不休，还给故事添枝加叶，又提出新的问题，等等，等等。

        证人继续提供证词，他说，休完假回到莱昂，从哥哥嘴里听到围绕着几个星期前卡斯塔涅达的妻子去世的各种说法。因此，证人对这家伙愈加反感，尽管对他妻子去世的情况谁都不感到奇怪，只有证人除外。而且谁也不像证人那样对卡斯塔涅达有什么反感。出于这种不信任感，证人不愿意陪他到奇奇加尔帕看望堂·恩里克·希尔。堂·恩里克·希尔是孔特雷拉斯家的朋友。看望他，还是堂·卡门提出来的。堂·卡门根本不相信卡斯塔涅达身上具有骗子或恶棍的品质。他常往格拉纳达写信，提到他的时候，口气总是那么温和、亲切。

        看起来，这位顽皮地跳狐步舞的黑衣青年——他使得孔特雷拉斯姐妹钦佩不已，连脸都红了——很爱搞些神秘的事情。这一点在法庭档案收集的其他材料中也得到证实。当他作为外交人员开始在哥斯达黎加居住的时候，还在他年轻的朋友拉法埃尔·乌维科·塞瓦杜阿去世之前，圣何塞各家报纸就在大肆宣扬“危地马拉使团的闹鬼事件”。

        根据1929年7月18日到27日，在《共和国报》上发表的有关报道（这些报道也收进了档案），每天晚上，人们都听到从位于阿蒙区的一幢维多利亚式木结构别墅的二层楼里传出的声音，报上还配合报道发表了别墅的照片。许多石子落到邻居家屋顶上，水龙头自动打开，厕所里没有人，可抽水马桶自动出水，灯光忽而熄灭，忽而又亮了。这件事闹得四邻不安，国家警察局接下了案子。1929年8月2日，全国调查局局长阿尔贝托·卡尼亚斯·埃斯卡兰特上校在提交给内务部的报告中说，搞这个阴谋的正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

        根据您的指示，我派出几个手下人到指定地点，确实观察到、感觉到有人投石子。得知这一情况，我来到使团驻地亲自指挥调查。第一步，先把全体外交人员和职工集中在一楼。

        这样，我就有机会仔细观察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这个年轻人。他面色阴沉，表情奇怪，目光深沉而又飘忽不定。看人时，经常低下额头，给我印象极深。坦白地说，印象坏透了。尽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表面上彬彬有礼，但却不能抹杀他给我的坏印象。我和他本人以及使团一秘乌维科先生谈起“闹鬼”的事，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怀疑，让他们知道这些活动肯定是某些变态人搞的鬼。

        我把几个人布置在房子周围进行观察，过了一会儿，有人抛出许多石子，像下雨一样。我去找卡斯塔涅达，发现他不在。过了一会儿，听见二楼上有打斗声。我正要上楼，他非常紧张地从楼梯上下来，头发散乱，衬衣被撕，周身尽是抓痕，眼睛睁得大大的，简直像个疯子。他说，有个身材高大的人袭击了他，他奋力自卫，总算把他赶跑了。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回答得犹犹疑疑，而且矛盾百出。可是，又显得出奇的冷静、镇定，借以掩饰他的虚伪。不用说了，使团驻地的吵闹声和投石子的事没再发生。本案可以就此了结，我可以肯定，肇事者就是这位卡斯塔涅达先生。

        卡斯塔涅达的朋友拉法埃尔·乌维科死后，他被调到马那瓜，在危地马拉使团当了几个月的随员。前面已经说过，他在1930年2月回到危地马拉。

        由于他有重大嫌疑，这次短期任命不过是为了避避风头。但是卡斯塔涅达在进一步调查取证时说，他离开尼加拉瓜，是因为婚事一直没办，他该成家了。

        1929年12月他到达马那瓜后，住在坎德拉里亚大街“佩蒂特·特里阿农”公寓，房东是罗克莎娜·拉卡约夫人。住在这所公寓里的还有洪都拉斯大使罗贝托·苏亚索·托梅硕士、《新闻报》年轻的编辑路易斯·阿曼多·罗查·乌特乔和魔术师雷希纳尔多·蒙克里菲。下面是1933年11月7日房东向马那瓜刑事法庭首席法官提供的证词的一部分：

        卡斯塔涅达非常喜欢和住在一起的人开玩笑，比如说，把他们的衣服、鞋子藏起来。一天晚上，苏亚索大使刚刚准备好的长礼服突然找不到了，弄得他没法参加在马那瓜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正式节日活动。卡斯塔涅达坚持说，只有蒙克里菲才有本事找回那件衣服。几天后，几个清扫天花板的工人发现了这件长礼服，衣领上用别针别着一张纸条，大意是“断手人向您致敬”，那是指马那瓜电影院正在上映的一部神秘片中的断手人。

        我想劝劝他，让他知道这种行为太不严肃。可他却回答说：“我年轻，夫人，年轻人总爱干些淘气的事儿，乐和乐和嘛。待到时光染白双鬓，我才知道如何做人。”最后这句话是用《归来》这首探戈调唱出来的。

        他常把蒙克里菲会说话的娃娃和其他用来谋生的魔术道具藏起来，对这种事我已经失去兴趣。有一天，苏亚索硕士的皮夹丢了，里面装着美元。后来，空皮夹在蒙克里菲的床底下发现了。当时，蒙克里菲正带着道具娃娃在堂娜·切碧塔·托雷多·德·阿格里开办的学校里演出。我不得不去叫美国警察，占领军的军官当然归罪于蒙克里菲了，于是就出去找他。在学校里，当着寄宿女生和女教师的面儿逮捕了蒙克里菲。但是，从他身上没搜出一个美元。虽然后来把他释放了，可是这次被捕损坏了他靠口技和手彩从事诚实劳动的声誉。我觉得非常遗憾。后来，他拿着一个叫堂·罗克的娃娃，坐在床上十分伤心地问那个娃娃：“咱们不是小偷，伙计，对不对？”娃娃回答说：“当然不是，伙计，咱们穷，可穷得有骨气。”

        在发生这件令人痛心的事那几天，卡斯塔涅达和罗查关系疏远了，连话也不说。罗查怪卡斯塔涅达偷了钱，我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只是没有证据。我看见他花了很多钱给首都的小姐们送鲜花，这么大把儿花钱和他在危地马拉使团挣的那点儿工资很不相称。房租和饭钱每半月付一次，可他总是拖欠。

        1933年11月8日，罗查·乌特乔在向马那瓜刑事法庭首席法官提供的证词中，承认他对卡斯塔涅达抱有敌意并乘此机会发表了其他一些不利于卡斯塔涅达的看法：

        证人本来不想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但是，既然必须服从法律规定，那只好承认，在卡斯塔涅达回到危地马拉几个星期之后，证人就和他断绝了友谊关系。这次断绝关系倒不是因为他把偷钱的事栽赃给魔术师蒙克里菲，这件事足以证明这家伙的道德嘴脸，证人丝毫不怀疑是他拿走了钱，然后把空皮夹放在蒙克里菲的床底下。他对一些女仆也采取过类似的态度。有一次，他诬赖一个叫奥丽丝特拉·贝纳维德斯的女用人在吃午饭的时候，给他端来一碗带跳蚤的汤。拉卡约夫人立刻把她辞退了，可是跳蚤是卡斯塔涅达本人放进汤盘里的。那个可怜的女人丢掉工作，他却丝毫不在乎。

        证人之所以和卡斯塔涅达疏远是因为他发现卡斯塔涅达善于耍阴谋，散布流言蜚语。他不止一次对一些真心实意钦佩他（先不说崇拜他吧）的女性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他们两个人和这些女人都有社交往来。尽管证人当时还同他维持着表面的友谊，也受到他恶意中伤。他诽谤一个刚刚结婚的女青年（这里不能指名道姓），把证人也卷了进去。

        证人还受过他一次更加恶意的中伤。他想作为一个例子谈一谈。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在“弗洛里多咖啡馆”（当时在首都是一家很时髦的咖啡馆）吃晚饭。卡斯塔涅达突然用双手捂住脸，请求证人和他一起离开桌子，把证人拉到一个墙角，用惶恐不安的口吻提出赶快离开这里。来到大街上以后，他对证人坦白说：一位同他关系暧昧的贵夫人在她丈夫的陪同下刚刚走进咖啡馆。她丈夫知道这件事，曾经写信威胁要杀死他。

        第二天，听到苏亚索大使提到卡斯塔涅达对这件事的说法，证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根据卡斯塔涅达虚构的说法，他突然离开“弗洛里多咖啡馆”，不是因为害怕某个爱吃醋的丈夫，而是因为证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间谍，代号22，任务是汇报他以记者身份私下会晤的一些政治家提供的情况。当时进来几个知道证人身份的人，卡斯塔涅达很害羞，怕他们看见自己跟间谍在一起。

        证人看到自己的荣誉受到深深的伤害，立即来到危地马拉使团驻地，准备当着大使何塞·路易斯·巴尔卡塞尔博士的面儿向卡斯塔涅达提出正式的强烈抗议。但是，到了使团驻地之后，出来接待他的竟是卡斯塔涅达本人。他对证人说：“可怜的巴尔卡塞尔没在这个世界上，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大使服了大量的可卡因，药性正在发作。如果证人一定要坚持闯进去，只会看见大使赤身露体在地上打滚儿，就像个可怜的傻瓜。他说，要是有急事，晚上可以再来，到时候药劲儿也就过去了。

        远，就看见巴尔卡塞尔大使开着车子过来了，神情十分正常。这件事说明，谁也逃不过那家伙一再布下的恶毒的天罗地网。证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十足的坏蛋。

        下面这件事可以证明上述看法。证人有几次听到卡斯塔涅达编造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还装出一副怪样子，似乎他心灵受到过重大创伤，其中时常提到他已故的母亲。其实，只是为了博得听话人的同情，尤其是年轻妇女的同情。

        留声机放完了《歌唱你，罪人》，戴孝青年走到大门口儿，用毡帽不住地扇着风，笑眯眯地把目光落在孔特雷拉斯姐妹身上。姐妹俩脸上更红了，假装没看见他，眼睛紧紧盯住时装杂志。他继续用毡帽扇着风，突然穿过马路，走到两姐妹放藤摇椅的边道上，准备进行自我介绍。

        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当时还不到14岁。她犯了一个社交中的大忌，没有坐着不动，而是站起身来，向客人伸出了右手。等到全家聚在餐厅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议论起新到旅馆的客人，玛蒂尔德肯定责怪过妹妹不该站起来。

        玛蒂尔德告诉大家，来访的客人刚跳完激烈的狐步舞，满脸通红，一身大汗。不过，她没说她们慌里慌张地和他寒暄了几句。也没说他那位年轻的妻子走到门口儿，远远地看着这个场面，神情严肃，面无笑容。

        玛尔塔·赫雷斯神情严肃，面无笑容，把挂在脖子上的一枚小小的埃斯基普拉斯基督圣牌放在牙上咬着，目光紧盯着大街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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