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号监狱的牢房里，法官问起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的年龄，她不愿意说出来，或者是不知道。不过，档案上写的是60岁，这是阿利·瓦内加斯随便估摸出来的。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身强力壮，成天往灶前搬大抱大抱的柴火，每天一大早就从苏布蒂亚瓦步行来上工，赶在大家起床前走进厨房。她的头发又黑又亮，没有一根银丝，每次洗完澡都往头上插上一束木犀草。

        18岁前，她跟过几个男人。有的是酒鬼，有的爱吵架，毫无责任心，她实在受不了了，打定主意再也不听信任何男人。最后一次离婚，她已经生了4个孩子。从那时候起开始伺候堂·卡门的妈妈堂娜·米格达丽娅·雷耶斯·德·孔特雷拉斯。

        堂娜·芙洛拉婚后来到莱昂，厨娘作为婆婆借给儿媳的用人，正在尚未安置停当的家里等她。婆婆不赞成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儿子的家能够过得美满，于是就把自己最好的物件送给这位外国儿媳妇。过了一段时间，又想把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叫回来，可她却不想离开堂娜·芙洛拉了，由此引起一场家庭不和。

        10月10日上午，几名士兵到家里来抓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手持燃着的柴棒挡住士兵，不得到女主人的同意，她就不离灶火。她盼着女主人快步走过来，自己也好免遭凌辱。前一天，在逮捕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时候，堂娜·芙洛拉就曾经两次出面拦阻。但是，这一次她没到厨房来，只是从卧室里传出话来说，官面儿上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用围裙边儿擦干了眼泪。士兵本想让她乘坐省军区司令部的小卡车，她一口回绝了，昂首阔步一直走到第21监狱。她心里气愤，倒不光是因为被人随随便便地关进监狱，脸上无光，更因为堂娜·芙洛拉竟然如此忘恩负义。她从此永远离开了这个家。

        1933年10月17日，她在狱中作证时讲到了那对外国夫妇离去使全家人感到悲伤，这些读者已经知道了。现在再听一听她在证词中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发表的看法吧。

        据证人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是她这辈子遇到的最快活、最风趣的人。每次他经过厨房上厕所，女用人们只要看见他走过来，不用他开口说话，一想起他那些一语双关的俏皮话，都禁不住哈哈大笑。他的话荤的多，素的少，特别逗乐。他总爱嘴里说着玩笑话，手上比比划划，交换声调模仿家里人，主要是模仿堂·卡门，学他讲话那副结结巴巴的样子。

        她还说，晚上，他还裹着披风从后面蹿上来，吓着她。有时候，她正在切肉，奥利韦里奥一把抓住她，拉过她跳起他们国家的欢乐舞蹈。要么想尽办法从她手里夺过菜刀，教给她怎样做危地马拉菜，特别是炒辣子肉丁。赶上这种时候，他让她坐下来，给她讲在危地马拉发生的神秘的犯罪故事。她吓得直画十字，卡斯塔涅达就会笑她胆子小，边笑边用刀子把西红柿削成各种花朵，用煮熟的鸡蛋做成小兔子，拿胡椒做眼睛，拿小辣椒做嘴巴。

        她补充说，有时候他又非常伤感，特别是谈到他母亲的时候。他14岁那年，母亲去世。死前，一连好几个星期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受尽折磨，最后死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直到临死前疼痛也没有消失。卡斯塔涅达说，每逢在梦中和母亲相会，就好像亲身经受病痛的折磨。醒来时一身冷汗，痛苦得蜷曲在床上。有几次，他眼含泪水问证人：“约伊塔，您能眼看着亲生母亲受这份罪吗？”

        证人还说，卡斯塔涅达对家里年岁最小的女仆雷蒂西娅·奥索里奥特别亲热，给她跳令人眼花缭乱的踢踏舞，那是他从朋友那儿学来的，其中包括会让娃娃说话的魔术大师蒙克里菲。记得有一次他对那个女孩儿说：你的月钱才一个科尔多瓦连吃饭也不够，他们家专门剥削童工。可是，那个女孩儿听不懂，他只好捧住她的头，伤心地瞅着她。

        这样看来，在餐桌上女用人总是先给他上菜，就不足为奇了。吃早饭的时候，给他榨上等橘汁，仔仔细细地为他烫平衬衣，还耐心地往袖口和衣领上上浆，他在这方面要求很严。然而，堂·卡门却老是抱怨他那杯牛奶太凉了。

        1933年10月18日，法官下令释放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那正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出庭提供进一步调查证词的同一天。过了不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去到苏布蒂亚瓦区的贫民窟寻找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受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的委托，他去搜集某些必不可少的材料，以便在1933年10月25日的《记事报》上发表一篇由他署名的采访录。

        这篇采访录引起极大的轰动，我们下面再谈。这一章里，主要是介绍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莱昂唤起的人们的情感，在用人中博得的明显的好感，这和他的社会关系是相当矛盾的。让我们看一看那位厨娘对记者谈的一些印象，下面是萨尔梅龙大夫在斯奎布笔记本上亲手记下的材料。

        她根本不相信对奥利韦里奥提出的指控。她一口咬定逮捕奥利韦里奥是出于忌妒，有些人一向忌妒他，眼下他趴下了，别人就能随心所欲地敲打他。那些死去的人全因为发高烧，她有一个小女儿，几年前就是这么死的，也抽搐得很厉害。把她抓起来，她觉得很可笑，法官净向她提些又蠢又笨的问题。谁要是相信她照卡斯塔涅达的要求或是她自己起意往饭里放马钱子碱，谁就是疯子。大夫们都说，马钱子碱是苦的。谁能吃得下放了毒的饭呢？连狗都不吃。

        自从她获释以后，天天跑到监狱的大门口儿，要求把衣服交给奥利韦里奥。她本想自己进去，可门卫根本不答理她。等到明天他能出监狱，她就自愿跟着他，给他当厨娘。要是他想把她带到危地马拉去，她也会跟着走。就因为这个，好多家请她，她就是不想给别人当差。

        孔特雷拉斯家，她再也不会回去了，因为他们不讲信义。她在那儿累弯了腰。为照拂一个出生的孩子，夜里不得安睡，给她的工钱还是那么少，没人为她的事动过一个手指头。他们对奥利韦里奥也不讲信义。她从报纸上知道了，堂娜·芙洛拉撤回了从前的请求，给索摩查又发去一份电报，要求别放了他，让他彻底完蛋。过去，她鼓掌欢迎他，如今只想看见他的尸体。有钱人就是这样对待穷人，对待倒了霉的人。家里所有的女人都盛情款待过他，为他打架吵嘴。她看见过那些不堪入目的场面，看见过他们接吻，听到过他们做爱时的气喘吁吁，也听到过为争风吃醋而哭哭啼啼，知道女人之间不和。但是，她什么也不会说出去。只有奥利韦里奥提出要求，她才会全部抖落出来。请大家准备好吧。

        这些材料都记在萨尔梅龙大夫的笔记本上，日期是1933年10月20日，正是采访那天。从笔记本上还可以看到她向罗萨利奥透露的有关布拉格圣婴像被盗的事。我们知道，后来在1933年12月1日，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证词中谈到这件事。

        她想举个例子说明奥利韦里奥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她信奉圣婴，每年都要为圣婴举行九日祭。在她自己的神龛上从来没摆放过圣婴像，只有一张梅霍拉尔公司出的日历上的画像，根本说不上是张圣像。去年12月，九日祭祈祷开始了。奥利韦里奥得知这一情况，就说：“甭着急，约伊塔，多准备点烟火，分成几份儿，我去请一位真正的圣婴来，把九日祭最后一天过得热热闹闹的。”

        她觉得好奇怪。是怎么回事呀？12月23日上午神秘的事就揭开了。他来到厨房，把所有女仆叫到一起，跟她们谈了自己的计划。他们要把孔特雷拉斯家走廊神龛里的布拉格圣婴像劫持一天。大家照办了。一个女用人大扫除，弄得尘土飞扬，谁也不能靠近，其他女用人帮着监视周围。奥利韦里奥用魔术师蒙克里菲教给他的魔术，不用钥匙就打开了神龛的门。他用毛巾裹好神像，放进堂·卡门的汽车后备厢里，然后运到苏布蒂亚瓦。这件事干得不费吹灰之力，坐上堂·卡门那辆破车一天打个来回。

        她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庆祝圣婴九日祭最后一天。一尊身着绣袍、头戴宝石花冠的神像第一次进入贫民的陋室。他们把神像庄严地供奉在饰有野草莓花和用宣纸剪成的彩环的神坛上。爆竹的炸裂声十分悦耳。奥利韦里奥也在场。第二天，布拉格圣婴像又被放回神龛，还是不用开锁。他会用咒语开门，也是魔术大师蒙克里菲教给他的。

        奥利韦里奥的魅力还不仅局限于那家没有窗户的住宅主人当中。他是2月的一天中午离开那幢住宅的，主人和用人都很难过。几个星期前，在莱昂的社交俱乐部举行过一次豪华舞会。欢迎胡安·包蒂斯塔·萨卡沙博士。博士于1月1日就任共和国总统，就在同一天美国占领军撤出了尼加拉瓜。

        1933年1月12日，《中美洲人报》发表了长篇社会纪实报道，署名是平皮内拉·埃斯卡拉塔，据说背后有一个女人插手，其中重要的一段是这么说的：

        在来宾当中，有一位来自危地马拉上层社会的青年，特别光彩照人。他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不久前定居在尼加拉瓜。他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和蔼可亲，天生绅士风度。他一个人吸引住全场最俊俏的少妇，她们争先恐后向他大献殷勤。他年轻漂亮，富有魅力，挨个儿满足所有少妇的要求。菲利贝托·努涅斯大师的乐队开始演奏《晚会舞曲》中的第一支舞曲《阿布拉罕的爱情》华尔兹舞曲。这是我们早逝的音乐天才何塞·德·拉·克鲁斯·梅纳的灵感的产物。年轻的卡斯塔涅达与总统先生宠爱的女儿玛丽娅·萨卡沙小姐跳了第一个舞，周围的人发出轻轻的赞叹声。玛丽娅小姐是我们这次上等社交集会的女子花丛中一支芬芳无比的玫瑰。但愿所有来到这块慷慨的土地的外国人都能在我们的大厅里同样光彩照人。莱昂社交俱乐部的成员在这个辉煌的夜晚被映照得“宛如白昼”。但是，他们当中……哎！没有一位能与这位极其亲切的青年相媲美。

        这篇纪实报道根本没有提到玛尔塔·赫雷斯。兴许她遵照达比希雷大夫的吩咐还躺在床上，未能参加这次盛会。但是，本市两家报纸的社会版在报道她丈夫参加各种生日聚会、到海边游玩以及出席其他宴会、舞会时也没有提到她。

        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1933年12月1日谈到布拉格圣婴像失窃的那篇证词中讲到了一次出游，对卡斯塔涅达来说却不大有利。证人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犯人与证人之间发生了冲突，马诺洛·夸德拉在《新新闻报》中提到了这件事。

        在玛尔塔还活着的时候，我妈妈组织了一次到波内罗亚的远足，卡斯塔涅达夫妇，还有我们家的其他几位朋友都参加了。这次远足当中，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讲，使用兴奋药，比如吗啡、可卡因，一个男人可以控制住任何一个女人，让她心甘情愿地听从你的摆布。这种事很好办，只要把药抹在她的嘴唇上或者抹在手上，或者放进酒杯或其他饮料杯里，就行啦，他想唆使我干坏事，讲得十分精确。我估计他准是干过这种勾当，谁知道干过多少次？每次到乡下或者到海滨去游玩，他老是不管人家是不是邀请，总爱挤进来，不知道有多少缺乏防人之心的女孩子身受其害。

        堂娜·芙洛拉的大哥费尔南多·瓜迪亚·奥雷亚穆诺，45岁，已婚，系经销外国酒的商人，家住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在他妹夫猝死后曾来过莱昂。这次路过这里，他发誓要讲真话。尽管他与受害方有亲属关系，在1933年10月20日作证时，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情况。据他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对他讲过这类外出游玩的事：

        今年9月，我妹妹和她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要回尼加拉瓜，一路上陪同她们的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我要把他们送到彭塔雷纳斯港，她们准备从那儿乘坐“阿卡胡特拉号”轮船前往科林托。在火车上，卡斯塔涅达走到我的座位旁，跟我交谈起来。交谈中，他向我讲了这么个意思。他说，我根本无法想象莱昂的社会风气能有多么腐败。一些被认为是品德高尚、完美无缺的男男女女行为放荡，净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例如，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的老婆，结婚前在纽约居住的时候，常去青楼。鲁文·达里奥在《马加丽塔，大海多美啊！》那首诗里歌颂的堂娜·马加丽塔·德瓦伊莱·德·巴利亚伊斯，在美军占领期间，深夜里与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聚会，她丈夫诺埃尔·埃内斯托·巴利亚伊斯也参加。大家先是喝一通酒，然后诺埃尔向军官们借美元，借了钱就撤身出来，把他老婆单独留给美国大兵。行啦，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问题了。

        有些青年男女成帮搭伙到海边或附近的农庄去游玩，表面上有老成持重的妇女监护他们，可她们都是睁一眼，闭一眼，让孩子们毫无约束地四散开来，跑到草原上、树丛里或者海滩上去。到那儿以后，这些青年男女在夜幕的遮掩下，仿照罗马帝国衰亡时期的格调，演出一幕幕纵欲狂欢的场面。

        他还告诉我说，在波内罗亚的拉卡约旅馆有一间屋子，名叫“献身房”，许多首都上等家庭的童女一进去就失去童贞。她们如饥似渴地要找男人，我宣过誓要讲真话，如果法官允许我使用这个词儿的话，他用的词儿是她们急不可待地寻求男性生殖器。任何一位外国男人花上5美元，就能从她们那儿得到抚爱和快感。他有一个姓雷伊纳的洪都拉斯朋友，是旅行社老板，有几次他把一个姓德松的女青年关进他在大都旅馆租下的房间。这是他亲眼看见的，因为他也住在那家旅馆。

        听了这些话，我很惊讶，马上站起来去找我妹妹。她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都在这节车厢里。我急匆匆地提请她注意，没有父母陪伴，千万别让自己的女儿参加这类远足或聚会。我妹妹对卡斯塔涅达说的这些话感到十分奇怪。

        12月1日，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作证时，把1932年11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求他和妹妹藏起来的书籍交给了法官。这些书存放在一个盛特里科费罗·德·巴里牌罐头的硬纸箱里。都是些简装书和小册子，其中有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法兰克福反帝大会纪念册、埃米格迪奥·马拉博托写的《桑地诺，在巨人面前》、华金·特林卡多写的《通神论基础》，还有一本要求占领军从尼加拉瓜撤走的小册子，是由设在墨西哥的“不许干涉尼加拉瓜委员会”编写的。

        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一份措词激烈的学生宣言的签名者当中。这份宣言我们看见过，它号召莱昂居民参加1931年7月19日举行的抗议美国干涉的游行。据《中美洲人报》报道，学生们戴着黑箍儿和口罩，抬着棺材穿过大街，队伍前面打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这里躺着被美国刺刀屠杀的尼加拉瓜”。

        游行队伍走到大学礼堂前面才陆续散去。游行者焚烧了一个代表何塞·马里亚·蒙卡达总统的模拟人像。法律系学生会主席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后来成为审理卡斯塔涅达案的法官）正要发表讲话，一排海军陆战队突然出现，用枪托驱赶参加聚会的人群。许多人被打伤，有些人被捕，其中就有诗人阿利·瓦内加斯。

        海军陆战队撤离后，国民警卫队的阿纳斯塔西奥·奥蒂斯上尉被任命为莱昂警察局局长。堂·卡门去世的那天，就是他在孔特雷拉斯家逮捕了卡斯塔涅达。1933年10月21日，他出庭作证。关于他的证词，后面还会介绍，同样，对本案关键人物奥蒂斯上尉，后面也会详谈。证词的部分内容如下：

        一年多以前，有人以十分简慢的口吻要求美军撤离，为了煽起学潮，卡斯塔涅达专门到大学去教唆学生闹事。报告中已经提出是他编写了那份杀气腾腾的宣言并印成传单，是他出主意从罗萨莱斯殡仪馆租下一口棺材，抬着棺材上街游行；被烧毁的玷辱蒙卡达将军的模拟像是在大都旅馆他的房间里制作的。他妻子缝制了一件丑角衣服，穿在模拟像上。她还想给模拟像戴上个发套，可是卡斯塔涅达说：“别给这个老卖国贼装头发，他本来就是个秃头。他是个大屁股，最好把屁股那块儿填得满满的。”

        游行队伍胡作非为，蛮横不讲理。队伍解散后，没能抓住卡斯塔涅达。他跳过梅尔塞德教堂的围墙溜掉了。他又是个外国人，我坚持一定要惩罚他一下。但是莱昂的海军陆战队情报处处长华莱士·史蒂文斯中尉对我说：“冷静点。就是在这么个小地方，大家还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这个卡斯塔涅达先生倒是我们在这儿的情报来源，他能提供有关学生和土匪活动的情报。不信，你就看着吧。”他给我看了一份秘密档案，上面有卡斯塔涅达属于什么组织、他的照片，还有一份按日期排列的他提供的机密情报。

        1933年10月28日夜晚，也就是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在法官面前出庭作证那天，“圆球”奥维埃多乍着胆子，偷偷摸摸地来到科斯梅·曼索开的埃斯福埃索商店的后店，科斯梅正躲藏在那儿。自从《记事报》发表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采访录之后，直闹得满城风雨。当天下午，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圣体游行，向孔特雷拉斯家赔礼道歉。“长舌桌”上的人头顶上压着一块乌云，生怕被关进监狱。

        “你那位牧师哥哥怎么知道要抓咱们？”躲在麻包苫布后面的科斯梅·曼索探出头来。他头戴一顶有红色宽带儿的帽子，随时准备逃跑，“八成他是想吓唬吓唬你吧。”

        “准是奥蒂斯上尉本人说过这个话。我哥哥不会拿这种事闹着玩。”“圆球”奥维埃多坐在一条鸡爪凳上，尽量让屁股坐稳些，“昨儿晚上，他在电影院门口绷着脸提醒我。所以我才派人来告诉你们。”

        “女教徒在大街上大吵大闹，您心里明白，报道里说的全是真话。”科斯梅·曼索试着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朝墙上照了一圈，照亮了硬纸板做的鳕鱼尾巴。那是摆在路边儿为斯科特乳化剂厂做广告用的，“你不会说你哥哥也认为玛蒂尔德是个处女吧，就像达比希雷大夫查出来的那样。”

        “哪个倒霉蛋儿肯去说服他呀。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的名字也签在道歉信上了。”“圆球”奥维埃多把凳子朝屁股底下拉了拉。他身子太重，凳子撑不住，直往后滑。“你们也闷得太过分了，报道一出来，在莱昂大伙儿饶不了你们。就是这样。”

        “你跟法官说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信的事，你闹得不过分啊？那可不是兄弟之间的信啊。”科斯梅·曼索关上手电筒，又藏到麻包后面，在阴影里他的声音显得嘶哑，好像从破喇叭里发出来的，“你那么喜欢他，又要毁了他。他一口否认和孔特雷拉斯姐妹有恋情，总是有点儿原因吧。”

        “他是吓坏了。信确实有嘛，他给我看过。”“圆球”奥维埃多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板凳叽里咕噜地滚到一边去了，“可他认为他是正人君子。就是枪毙他，他也要否认。”

        “好风流的正人君子。你没有读过哥斯达黎加那位瓜迪亚的证词吗？连你老婆都到那儿去跳舞了。”科斯梅·曼索离开藏身之处，走了几步，又小心谨慎地退到麻包苫布前面。

        “那是他信口胡诌。谁都能一眼看出他们想毁了他，把他说成是造谣分子。”“圆球”奥维埃多用手掌撑住地，想站起来，“他不会么说小叶尔芭的。”

        “奥蒂斯上尉说他给美国海军陆战队送情报，你是不是说这也不是真的？”科斯梅·曼索听到有人敲门，赶紧又躲了起来。其实敲的不是商店的门，是旁边那家的门。

        “那离题更远了。像他那样的人不可能当特务。现在只差有人说他拦路抢劫了。”“圆球”奥维埃多总算站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给他送到监狱里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她觉得难过啦？”科斯梅·曼索把手电筒插进裤带里，爬了过来，“女用人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证词里说，随信寄去的还有鲜花和香水。”

        “他没告诉我。”“圆球”奥维埃多弯下腰掸了掸膝盖那块儿的土，“我去探监的时候，他只说了辩护的事，说他没钱请律师。”

        “他把箱子留给你，全部情书一定都在里边吧。现在这些信都不见了。”科斯梅·曼索爬到“圆球”奥维埃多脚边，拉了一下他的裤角儿，“我用你的赌债买下这些信。”

        “什么信？你眼瞅着快进监狱了，真是本性难改。”“圆球”奥维埃多肚子太大，只好伸了伸脖子，看看科斯梅·曼索，“即便有信，我也绝不会出卖。瞧你出的这叫什么点子。”

        “到此为止吧。”科斯梅·曼索抽出手电筒，用玻璃壳拂了拂嘴巴子，“堂娜·芙洛拉的信，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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