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打来时，我好不容易已经从惊吓中恢复平静，止住了指头的鲜血狂喷并包扎好，正窝在床上动弹不得。床单上还留着一大片血迹。哪个邻居不知道大吼一声“混账家伙，你以为现在是几点钟？！”，托他的福《命运交响曲》便顿时停止。

        我奋力地爬去接电话，打电话来的人是柳濑老大。

        “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你。”语气有些奇怪：“你睡了吧？”

        “不，我差点死了。”

        “什么？”

        “我的指甲被剥下来了。”

        老大没有作声，停顿了一下才接口：“最近刑警来逮捕人时还顺便严刑拷打吗？动作还真快嘛。”

        “少说那些不吉利的话。”我向他说明事情经过，他听了大笑道：

        “还好你是一个人，要是跟女人在一起就糗大了。”真是幸灾乐祸。

        “总之我现在很忙，你打电话来干嘛？”

        老大又恢复严肃地有点诡异的语气：“那些孩子打电话来了。”

        “那些孩子？”

        “装什么蒜，就是你的双胞胎呀。打电话来的是小哲，他说小直因为盲肠炎紧急住院了。想当然，医院里的人自然起疑为何家长不见踪影？小哲已经向对方明，因为爸妈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除了周末以外都住在东京的家里。可是哪有家长听到小孩生病了不马上赶回来呢？因此他们希望你明天早上之前能过去一趟。所以喽，你当然得以爸爸的身份去解决一些事情吧。”

        “我不是他们的爸爸。”我大吼一声：“电话是什么时候打来的？”

        “就在前不久。现在小直正在动手术。”

        又是一场灾难，只是我有一点纳闷。

        柳濑老大是个停业的律师，和我之间有契约关系。老大利用他的身份收集咨讯，我根据他的咨讯工作，两人均分所获得的报酬，这就是我们的契约内容。表面上我在老大经营的事务所里担任调查员，以这个职衔在社会上混日子。

        因此我将老大事务所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和我有“类似”父子关系得双胞胎兄弟。可是老大人在位于神田多町旧办公大楼的事务所的时间，通常是非假日的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之后他便回到松户的家里。平常这个时间——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半夜三点四十分——他如果还在事务所里未免太奇怪了。

        “老大，为什么这个时间你还会在事务所呢？”

        老大很干脆地回答：“谁说我在事务所里。”

        “你说什么？”

        “我是从家里打电话的，小哲也是打来家里呀。”

        我吃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最近老大和双胞胎打得火热，让我有种不详的预感。

        “这一点都不像老大的作风，那么随便就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

        老大冷笑地哼了一声，开始对我说教：

        “这一点你最好学着点。小孩子什么时候会生病、受伤，谁都不知道。尤其是三更半夜，更是放心不得。既然你要扮演人家的爸爸，就应该做好应对这些突发状况的准备措施，不然他们太可怜了。所以我才会居中当你们的总机，居然还不知道要感恩！”我可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好感恩的。

        “我没有义务做到那种地步。”

        “你有什么立场说那种话？”老大不高兴地质问，“总之你给我赶紧去医院，地点是……”

        “我的脚动不了呀。”

        “搭计程车去不就得了。我会叫车过去接你，就算你不想去也必须赶去。别跟我说你没有钱，你不是最近才赚了一票吗？”

        “可是……”

        “当人家爸爸，就算爬也要爬过去才对。”

        “我又不是真的爸爸，你是不是忘了这一点呀？”

        “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已经答应那两个孩子了。有什么关系呢，你还可以顺便在医院看脚。别忘了把剥下来的指甲带去，现在医学很进步，说不定还能帮你装回去。”

        “开什么玩笑。”想到被床单缠住的小指头指甲，我又开始恶心了。

        既然都那么说了，老大大概真的会帮我叫车来。没办法我只好起床准备出门。虽然我已不想再看到了，但是总不能留下一张满是血迹的床单出门，于是别过头去将床单卷起来拿到放垃圾袋的地方。明天正好是收生鲜垃圾的日子。

        可是毛巾布的床单卷成一团却塞不进垃圾袋里，真是令人觉得不快。

        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反过来处理不就结了。我将有血迹的部分朝外，用床单包住垃圾袋，然后像包巾一样绑好。这么一来也方便提着走了。

        我一边拖着脚一边搭电梯下楼，将捆成一团的床单提到垃圾堆积的电线杆前。正在心想这段路还真长呀，计程车便来了。

        “要到今出新町是吗？”因为车程很远，计程车司机满脸笑容问我：“你的脚怎么了？”

        “是盲肠呀。”我不高兴地回答，之后不管对方说什么我都懒得理睬。

        小直被送到的医院，从他们家所在的山坡上向下看，正好就位于民营铁路车站所在的小镇中央不远的位置。反正镇上就这么一间综合医院，所以不可能搞错。

        我经过明亮的急诊室入口，到夜间柜台询问后，才知道手术室在二楼。当我左脚穿着皮鞋、右脚缠着绷带穿着拖鞋，一跛一跛地好不容易爬上楼梯后，看见了紧闭的“手术室”大门前，小哲一脸痛苦地坐在长椅上。

        “啊，爸爸。”大概是听见了脚步声，小哲抬起了头。开刀动手术的人是小直，小哲却好像身体也有病痛似地铁青着脸。

        “你的脚怎么了？”

        我终于走到长椅上坐下来喘口气。

        “贝多芬披着长牙齿的床单攻击我。”小哲睁大眼睛看着我问道：“你是不是发烧了？”

        “是呀。所以不用听我鬼扯。我说的都是梦话。”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了火。

        “小直怎么样了？”

        小哲就像在地毯上撒尿之后受责骂的小狗一样，缩着身体说道：

        “如果我早一点送他来医院就好了。”

        “不要那种表情。”

        “可是他三天前就在喊肚子痛了，而且他还说晚上睡不好、觉得好冷……”

        三天前吗？我有种不详的预感。如果只是盲肠就还好，万一引起腹膜炎就遭了。因为我十四岁时差点因为这问题死掉，想起来不禁会打哆嗦。

        或许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小哲整个人缩成一团。我连忙安慰他：

        “不要瞎操心，你又不知道小直的肚子有什么问题。”

        但是突然间我心想，说不定他还真知道。他们是双胞胎，长相一模一样，只有笑的时候，脸颊上的酒窝位置不一样。就我所见，连他们的亲生父母似乎都不太容易分辨清楚，所以才会在他们大部分的衣服上面绣上名字缩写的英文字母。

        我还听说过双胞胎之间会有心电感应。

        我们两个人就像被弃置在菜园里的茄子一样，萎靡地窝在椅子上。直到载着小直的担架床推出手术室为止，我们大概等了有三十分钟左右。

        小哲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飞奔过去。老实说，我也很想这么做，还好我办不到。看见脸色苍白如纸的小直躺在担架上时，我的心脏就像被人揪了一下地很难受。

        “因为麻醉药还没退。”穿着淡蓝色手术衣的医生一边轻轻推开小哲的肩膀一边解释。当他看到我时，便问：

        “你是孩子们的父亲吗？”

        “是的，没错。”

        医生亲切地拍拍小哲的肩膀道：“放心吧，虽然已经化脓了，但没有破裂。所以呢，应该一个礼拜后就能恢复健康。”小哲简直快要哭出来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医生微笑着。看起来还很年轻，脸型狭长，但额头已经秃得一干二净了。我觉得好象什么东西？对了，像花生，原来是个花生大夫！

        “住院手续等明天再办理就好了……”花生大夫说到一半，眼光注意到我脚上随便乱缠的绷带。

        “哎呀，怎么了？”

        我说明了整个经过，医生一脸平静地听着（这也是应该吧），但小哲又开始铁青着一张脸问：“爸爸，你还好吧？”

        “没问题啦。”花生大夫说：“我来帮你看看吧。”

        在一楼的急诊室里，他帮我治疗。看见流出新的血，我又稍微地、真的只是稍微地叫了一下。当值班的护士帮我包扎新的绷带时，又听见救护车的警笛声。

        “今晚生意还真是兴隆呀。”花生大夫对着护士苦笑，并站了起来。

        看着他就要走出急诊室，我赶紧开口问：“我这样子不用输血吗？”

        花生大夫对着天花板的方向笑道：“你要不要去喝点番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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