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晓文1988年导演的电影《疯狂的代价》里，我看到了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只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西：通俗文学杂志。

        它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前身是火车上卖给乘客的小报，最起初叫“法制文学”，因为多半是案例，有时候会加上“内部参考”的字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卖两块钱，即便在现在，以一份报纸来说，也是惊人的高价，但那时候读物少，是本小说，销量都在七、八十万册以上，何况这样厚实耐读的东西。1983年，我们从新疆回内地，一路上，车厢里的所有人，人手一份这种报纸。读报的姿势也如出一辙，高高举着，挡在面前，标题耸人听闻，诸如《江青身边的人》、《渔网里的女尸》等。整个火车车厢里，只看得见一片白花花的报纸。

        既然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它便迅速成熟起来，几乎是迎风见长，案例渐渐变少了，侦破、推理小说开始出现。随后又有了武侠言情、民国故事、民间传说、恐怖小说、神秘小说、知青回忆录，就连现在被当做新发现的特情小说，那时候也不过是寻常。这时，它的名字也改了，叫“通俗文学”。报纸装不了，就参考那时候的金庸梁羽生小说的样式，做成了杂志，十六开，两百页左右，封面常有如下几项基本要素：浓眉大眼、英气勃勃的警察，妖娆万状、胸脯丰满的美女，猥琐的、满面青光的坏人，标题则是粗陋的美术字，这风格全国统一，极易辨认，价格也是全国统一，两块五毛钱，或有浮动，也在这个标准价格上下波动。

        《疯狂的代价》中，少女兰兰被强奸，歹徒弃下的车上，就丢着一本通俗文学杂志，用来说明他是如何学坏的。伍宇娟演的姐姐青青，看到这本留在现场的杂志，顿时就抓狂了——她的男友开着一间临街的书店，卖的就是这种杂志。她跑到男友的书店去，连撕带扯，还把所有的书都扫到地上。后来常戎演的歹徒孙大成被认出来，也是在书店门口——他又按捺不住，去买那种杂志了。这部用裸镜开场的电影，却用一种隐含的批判作为整部戏的副线，态度十分有趣。

        但批判也批判不了多久了。这种杂志并没能猖狂下去，没能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十年。能够容得下它以及昙花一现的世俗文化的，只有八十年代。阿城在里说，中国人最注重世俗生活，“中国文化基本就是世俗文化”，但这种世俗生活后来被破坏了，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和世俗空间，也都在被扫除之列。所谓现代国家，只是高度控制、景象肃穆、水清无鱼的“完美世界”。通俗文学杂志，显然是不见容于这个“完美世界”的，它和世俗文化一样，都只能在八十年代短暂复兴。

        最明亮时总是最迷惘，最繁华时也是最悲凉。俗世复兴的八十年代，却也是俗世的黄昏。它自己大概也知道，所以总有种大限将至的猖狂和绝望。我经常在旧书摊上搜寻这种杂志，一块钱一本，买回来又嫌它脏，只好戴着乳胶手套看，像是在作案，正好配得上八十年代那种紧张浓郁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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